老罗是我爷爷，我俩相差64岁。
记忆中，他总是笑眯眯的，是个可爱的老头儿。
他几乎从不和我提起过他的过去。可打小，我就发现自己家和别人家有些微小的不同。爷爷奶奶聊天，我听不懂，别人称呼“爷爷奶奶”，我们叫“阿公阿嬷”。
家族的历史被裹在爷爷几句轻描淡写的叙述里——“我家是外来户”，“那时候没饭吃，来了江西吉安”，“那时候多苦呢，吃观音土，树皮”。
今年春节，我回到家乡，知道了更具体的爷爷的故事——
他是潮汕渔民的孩子。因为饥荒，姊妹离散，一个去了泰国，两个留在广东，还有两个，在江西夭折。爷爷逃荒至江西后，日夜劳作，后来，与同是潮汕人的奶奶自由恋爱成了婚，才有了我们。
他这一生，被家人形容，“那是膝头盖听了都会流泪的”。
去年冬天，来不及见最后一面，爷爷去世了。
我想记录爷爷的故事，打捞这段家族史，提醒自己，别忘了从何处来。
走下去，活下去
到底是哪一年来的江西？
82岁的奶奶有些记不清了，“解放前几年，可能是1945年吧”。
大伯给出了一个精准的年份，1942年。
这个年份，听起来并不陌生。2012年，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上映，海报看了让人揪心——一只指甲缝都黑了的手，拽着一只有裂纹的空碗，碗上边，停着一只蝗虫。握着碗的手臂，袖口已经磨破了一整圈，纤维翻出来，像老人的胡须。
破袖口下方，写着六个字：走下去，活下去。
当时，我并没有看这部电影。1942年，七十六年前，河南灾民逃荒，离我实在遥远。
我不知道的是，正是在这一年，爷爷随父母逃荒至江西。
《潮州志》等许多史料都记载了那次饥荒，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和自然灾害，潮汕各地发生历史罕见的大饥荒，人们吃喂猪的薯皮、米糠，甚至吃树皮、观音土，“饿殍载道，惨极人寰”。
很多人去世了，“像腌萝卜一样草草收埋”，广东省汕头市达濠区还留有当时的“万人墓”，那些密密麻麻的墓碑上，没有姓氏人名，只有“x月x日xx位”，那是当天收埋尸体的数目。
奶奶也在逃荒路上，她说，不用问路，后面的人跟着前面的人走，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到有吃的地方，搭起茅棚就安家了。江西省内的寻乌、安远、信丰、泰和等地，都留下了许多广东灾民。
爷爷当时的“家”，便安在吉安市泰和县的一处荒滩上，那里广东人众多，当地人管他们住的茅草屋叫“广东棚”。
饥饿年代，卖儿弃子成了寻常事。有句潮州话讲的是，“顾大勿顾细，放他去超生”，一些父母为了过活，便将较小的儿女卖给他人。《揭阳民国日报》刊登的一则新闻显示，泰和附近，常有居民买难童，照重量计值， 每斤仅七八元。
扎根
初到江西，爷爷只有13岁。
靠着自小太爷爷教他的掌船本事，白天帮地主家收割稻谷，夜里去河里“放竹筏”，走水路帮人运送木材赚钱。
过去，人们常说，做工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撑船的苦在于河道的多变，如果船搁浅了，不管多冷，人都要下到河里，用手搬石头砌堤坝，让水位变高，船才能过浅滩。
父亲的叙述中，年轻时的爷爷是家庭的权威，“吃饭没坐相，一筷子就打过来了”，“我们见到他，做事情仔仔细细的，怕经骂”。
但我的童年记忆中，他只是个头发花白的可爱老头儿。每天背着手四处走走看看，院子里种满葡萄、柚子、李子，李子成熟，领着我拿棍子敲，扑通扑通，砸一阵李子雨。
有段时间我迷养蚕，找不到桑叶，他会到处打听，给我“变”出一袋袋鲜嫩的桑叶。
下大雪了，他救下葡萄藤上一只冻伤的麻雀，冒雪给我送来，我们一起用纸盒和棉絮给这个鸡蛋大的小家伙安了家。
小时候，我听不懂爷爷奶奶讲潮州话，学个只言片语便问，这是什么意思？一次，我听见奶奶用潮州话说了一个三个字的词语，就一直缠着爷爷问，这是什么意思，爷爷说，“不知道”。
我急了，一连问了五遍，爷爷一次比一次笑得厉害，每次都很认真地告诉我，“不知道”，全家人脸都笑得通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三个字，就是潮州话“不知道”的意思。
可正是这个可爱的老头儿，带领我们家，在江西站稳了脚跟。
他年轻时强势，奶奶记得，婚后不久，“别人40块钱一个月请他去撑船，他不去，自己苦干，每天晚上挣20块钱”。
就这样，爷爷靠自己，从一个赤着脚的“广东佬”，成了当地的生产队队长。邻居形容他，“剥了皮都会跳”（方言：形容人聪明、生命力顽强）。
在中国，潮汕地区的人以“会做生意”出名，那里天灾不断，地少人多，养育的人民肯吃苦，非常节约，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
在爷爷的言传身教下，他的4个子女，个个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
父亲说，成长过程中，他几乎没有感受到本地人的排挤，一个原因是因为潮州人特别抱团，还有一个原因是，“你阿公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没人敢欺负我们家”。
一别四十二年
饥荒过后，爷爷的母亲、两个弟弟都早早去世了，他那一代三儿三女，只剩下爷爷一个男丁。他唯一的姐姐，随夫去了泰国，剩下两个妹妹，寄养在广东别人家。
成年后，爷爷和广东的两个妹妹都取得了联系。但泰国的姐姐，音讯全无。
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南洋”的移民们有机会联络亲人，他们经由“水客”和一些民间侨批馆，给国内的亲人汇款、寄信。收款方只需将邮局转来的“侨汇单”上写明，收到粮食作物多少，就可取款。
远在泰国的老姑多次汇款至广东老家族人处，试图从他们那里得到亲人的讯息，石沉大海。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泰国老姑又一次汇款回国时，被爷爷的妹妹罗如英发现，她将爷爷在江西的详细地址写成纸条，粘贴在“侨汇单”的后面，回执到泰国。自此，爷爷终于和失散多年的姐姐联系上。
困难年代，爷爷家总能收到这位异国老姑的汇款资助。
远隔重洋，这对姐弟自1942年分别后，第一次见面，隔了四十二年。
1984年，爷爷和泰国的老姑在广东相见。彼时，他们都已50多岁了，一见面，老姑大哭，“分别时，我有三个弟弟，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
2002年，老姑病了，腿脚不方便，再不可能回国探亲了，73岁的爷爷专程去广州办了签证，飞去泰国见她。
爷爷到达曼谷的前一夜，年近80岁的老姑通宵未睡，让人搬个椅子，坐在大门口的路边，等候爷爷的到来。
那次，爷爷在曼谷团聚了近二十天，老姑每天坐着轮椅陪他，变着口味地吃，看大象表演，去参观佛寺。
他们依然像小时候那样，说潮州话，喝同一瓶水。
分别时，老姑在机场嚎啕大哭，几十年不掉眼泪的爷爷，也忍不住一直抹眼角。
父亲说，他小时候，爷爷常教他一句俗语，“暹罗钱，唐山福”。意思是，泰国华侨辛辛苦苦赚的钱，很大一部分寄给了国内的亲人，这是国内人的福气。
他叫我，不要忘记老姑的恩情。
被留下与被遗忘的
到底哪一个才是家乡？
奶奶的回答是，选不出来，一个是生我的地方，一个是养我的地方。
父亲的回答是，那当然是江西了，广东是“老家”。
作为时代移民的一分子，爷爷奶奶和广东已经有了一定的疏离感，他们回广东探亲，小时候的玩伴不喊他们的名字，喊爷爷“江西哥”，喊奶奶“江西嫂”。
随着爷爷辈的老去，我们家和老家的走动，也以年为计算单位，一年一次，甚至更少。
作为孙辈，我依然能感觉到，这个家固执地守着某种传统，一些潮州味道，或是一些潮州乡俗，几十年不曾变化。
每年，我们要祭祖两次，除去清明，冬至也极为隆重。
一个大早，爷爷会带着全家老小，上山扫墓。男丁除杂草，清道路，女眷摆香烛，供奉食物。孩子只要能走路，都要按长幼秩序，郑重地跪拜、磕头、添酒、敬香。
除夕，全家人都要回到爷爷家团圆，不能缺席。进门先喝一碗甜汤，年夜饭上桌，酿豆腐、酿苦瓜、白切鸡、咸菜炆猪骨，这些潮州味道是年夜饭必有的保留节目，饭后，奶奶会给每人分一块她做的甜粄，寓意来年甜甜美美。
去年，爷爷去世了。这些传统，也在一点一点消失。
今年除夕，大伯一家去深圳和堂姐团聚了，奶奶和我们家一起过年。年廿九，父亲让我给叔叔打电话，邀请他们一家来我们家过年，叔叔说“我家6个人，太麻烦了”。
父亲急了，抢过手机开始用潮州话劝，“阿弟……”，后面的话我没有听懂，但叔叔答应了。
父亲那一代，个个都会讲潮州话，到我这一代，已经没有孩子会讲潮州话了。
大家都说，等到我们这一代，那些散落天涯的亲人，很可能会变成最亲近的陌生人。
忽然记起，很多个看望爷爷的午后，阳光温暖，风中有玉兰花的香味，父辈们与爷爷奶奶聊天，讲潮州话，一聊小半天。
那时候意识不到，这可能是我听家人讲潮州话，为数不多的时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