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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至27%
宋武帝之伐姚秦，魏明元虽以屈于兵力，未能救，然其心实未尝一日而忘南牧，故武帝甫崩，而兵衅即起。宋文帝与魏大武，同年建元。（元嘉、始光。）宋方尽力于景平逆党，魏亦北伐柔然，西攻赫连，故其初年，疆埸无事。至元嘉七年，（魏神三年。）文帝乃欲大举以复河南。是岁，三月，诏到彦之统徐州刺史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段宏精骑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劲勇一万，与相犄角。长沙王义欣（武帝仲弟长沙景王道怜之子。）出镇彭城，监诸军事。文帝先遣殿中将军田奇告魏：“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大武大怒，谓奇曰：“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此岂可得？必进军，权当敛戍相避，须冬行地净，河冰合，自更取之。”彦之进军，虏悉敛河南戍归北。彦之留朱修之（序孙。）守滑台，尹冲守虎牢，杜骥守金墉，而自还东平。（汉国，治无盐，在今山东东平县东。晋治须昌，在今东平县西北。）十一月，虏将叔孙建、长孙道生济河。彦之将回师，垣护之以书谏，（护之时以殿中将军随彦之北伐。）谓宜使竺灵秀进滑台，助修之固守，而大军进拟河北。彦之不听，自历城焚舟，弃甲，南走彭城。（历城，汉县，今山东历城县。时为兖州治。）竺灵秀亦弃须昌奔湖陆。于是洛阳、金塘、虎牢，并为魏将安颉及司马楚之所陷。杜骥奔走。尹冲众溃而死。颉与楚之遂攻滑台。宋遣檀道济往援。叔孙建、长孙道生拒之。道济兵寡，不得进。八年，（魏神四年。）二月，滑台陷。修之没虏。道济仅于历城全军而还。初遣彦之，资实甚盛，及还，凡百荡尽，府藏为空。下狱免。竺灵秀以弃军伏诛。此等人即不论其立心如何，其力亦不足用。故魏人是时，亦不能守河南，宋师至，即不得不敛戍以避。而惜乎宋之兵力，未能一举而大创之，使其马首不敢复南乡也。
魏守宰贪残之甚，观其《本纪》所载整顿吏治之事之频繁，即可见之。魏人非知吏治者，政令之峻切，不足见其恤民之心，只足见其官方之坏耳。道武都平城之岁，即遣使循行郡国，举奏守宰不如法者，亲览察黜陟之，此犹可诿曰：戡定之初也。明元帝神瑞元年，十一月，诏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资财。非自家所赍，悉簿为臧，守宰不如法者，听百姓诣阙告之，可见贪取及违法者之多。二年，三月，诏以刺史守宰，率多逋惰，今年赀调县违者，谪出家财以充，不听征发于民，又可见其下既病民，上又病国也。大武帝始光四年，十二月，行幸中山，守宰以贪污免者十数人。神元年，正月，以天下守令多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大延三年，五月，诏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之不如法者。真君四年，六月，诏复民赀赋三年，其田租岁输如常，牧守不得妄有征发。可见至大武之世，吏治亦迄未尝善也。
元嘉二十七年之役，诸路丧败，惟关陕一军，所向克捷，足见关中民气之可用。《魏 · 本纪》：真君八年，六月，西征诸将元处真等，坐盗没军资，所在虏掠，臧各千万计，并斩之。当师徒桡败，敌焰方张之日，而其所为如此，其为中国驱除亦至矣。而宋文帝于此，仅加吴以爵号，使雍、梁遣兵界上援接，竟亦不出，可谓之善乘机者邪？
元嘉七年战后，宋、魏复通好，信使每年不绝。盖宋文帝虽志复河南，而身既婴疾，又为介弟所逼，内忧未弭，未有长策；魏方以柔然为事，北方割据诸国，亦尚未尽灭；故彼此暂获相安也。二十年，魏伐柔然，有鹿浑谷之败；继以薛永宗、盖吴之举义；其势孔亟，顾于二十二年，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略淮、泗以北，各迁数千户而去，其意盖以示强。至二十七年，（魏真君十一年。）魏内忧既澹，北寇亦抒，二月，魏主乃自将入寇。攻汝南。陈、南顿大守郑琨汝南、颍川大守郭道隐并委守走。虏钞略淮西六郡，杀戮甚多。因围县瓠。南平王铄时镇寿阳，遣陈宪行郡事。时城内战士，不满千人，而宪婴城固守，四十余日，所杀伤万计，虏卒不能克，其功亦伟矣。大武遣永昌王仁步骑六万，将所略六郡生口，北屯汝阳。时武陵王骏镇彭城，文帝敕遣千骑赍三日粮袭之，以参军刘泰之为帅。杀三千余人，烧其辎重。虏众一时散走。而汝南城南，有虏一幢，登城望见泰之无继，又有别帅自虎牢至，因引出击之。泰之败死。大武惟恐寿阳有救兵，不以彭城为虑，及闻汝阳败，又传彭城有系军，大惧，谓其众曰：“今年将堕人计中，”即烧攻具欲走，会泰之死问续至，乃停。
元嘉二十七年，七月，宋文帝大举北伐。命王玄谟率沈庆之、申坦前驱入河，青、冀二州刺史萧斌为之统帅。臧质勒东宫禁兵，统王方回、刘康祖、梁坦径造许、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骏，豫州刺史南平王铄，东西齐举。大尉江夏王义恭，出次彭城，为众军节度。又诏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统杨文德及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弘宗，震荡汧、陇。萧思话部枝坦、刘德愿由武关。玄谟取碻磝。进攻滑台，积旬不克。九月，魏大武自将南下。十月，渡河。时玄谟军众亦盛，器械甚精。垣护之驰书劝其急攻，（护之时为钟离大守，随玄谟入河。）不从，遽奔退。麾下散亡略尽。护之时以百舸据石济，魏军悉牵玄谟水军大艚，连以铁锁三重，断河以绝其还路。河水迅急，护之中流而下，每至铁锁，以长柯斧断之，惟失一舸，留戍麋沟。沈庆之与萧斌留碻磝。斌遣庆之率五千人往救。庆之曰：“玄谟兵疲众老，虏寇已逼，各军营万人，乃可进耳。少军轻往，必无益也。”斌固遣之，而玄谟已退。斌以前驱败绩，欲死固碻磝。庆之固争，乃退还历城。玄谟自以退败，求戍碻磝。江夏王以为不可守，召令还。（二十八年正月，亦至历城。）魏大武自碻磝而南。永昌王仁（《宋书》作库仁真）。发关西兵趋汝、颍，高凉王那（《宋书》作高渠王阿斗埿）。自青州道并南出。诸镇悉敛民保城。十一月，大武至邹山。戍主崔邪利败役。虏众进趋彭城。彭城众力虽多，而军食不足，历城众少而食多。沈庆之欲以车营为函箱，陈精兵为外翼，奉二王直趋历城。义恭长史何勖欲席卷奔郁洲，自海道还都。骏长史张畅言：“食虽少，旦夕未至窘乏。一摇动，则奔溃不可止矣。”骏然之，义恭乃止。
自景平之初，至于元嘉之末，宋、魏战争，历三十年，宋多败衄，北强南弱之形势，由此遂成，此实关系南北朝百六十年之大局，非徒一时之得失也。综其失策，凡有数端：夫以大势言之，则拓跋氏实当五胡之末运。然占地既广，为力自雄；又代北距中原远，欲一举而覆其巢穴，殊非易事；故宋欲魏，实未可以轻心掉之。夫欲攻代北者，非徒自江、淮出兵，远不相及也，即河南犹虞其声势之不接，故欲攻代北，非以河北及关中为根据不可。当元嘉五年之时，谢灵运尝上书劝伐河北。其言有曰：“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征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或惩关西之败，而谓河北难守，二境形势，表里不同。关西杂居，种类不一，河北悉是旧户，差无杂人。”灵运固非经略之才，斯言则不能谓为无理。盖吴举义，元景西征，胡、蜀、氐、羌，莫不响应，关中如此，岂况河北？故谓河北、关中不可复者非也。然河北、关中虽可取，亦必我有以取之。欲取河北，必先固河南，欲固河南，必先实淮土；而欲取关中，则必经营宛、洛与蜀、汉。自晋之东渡，置北方于度外久矣。宋武虽南燕，覆后秦，然受命已在末年，经略未遑远及。史家病其“绵河置守，兵孤援阔”，（《何承天传论》。）景平丧败，职此之由。
观其屡攻城不能克；又其战胜，若兵力相当，则恒由宋将帅怯懦，不则宋人恒能以少制众，杀伤过当可知。然则魏人攻城既非所长，野战亦无把握，论其兵力，实尚不逮南朝，而宋顾屡为所困者？魏人于中国无所爱惜，恃其骑兵剽捷，专以杀掠为务。故宋与之遇，师徒之覆败，所损尚浅，而人民之涂炭，受祸实深。经其剽略之地，元气大伤，不徒进取，即守御亦不易言矣。故魏欲避战，而宋斯时之长策，则在与之决战。欲与之决战，则非有骑兵不可。
文帝北伐，虽云丧败，然其时境域如故，使有大有为之君，吊死扶伤，厉兵秣马，固未尝不可徐图恢复也。乃北伐未几，身死逆子之手，兵端既启，骨肉相屠，卒授异姓以篡夺之隙。丧乱弘多，自不暇于外攘，不惟河南不可复，即淮北亦不能守矣。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