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光在旧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报道：周恩来总理在60年代初去一个县视察灾情，县委请总理吃饭。饭罢总理问这桌饭要多少钱？他严峻的态度让县长、县委书记不敢回话。总理见他们没答话，就气愤地说道：“这桌饭至少要三百元（那是60年代初，三百元是一个县长两三个月的工资），你们今天谁请客？”县长以为总理是客气，连忙说：“不要紧，不要紧，是我个人掏钱。”总理一挥手打断了他：“你们一个月挣多少钱我还不清楚，你请客，还不是花公家的钱。”书记也跟着站了起来，和县长一起头不敢抬，冷汗直冒。“我告诉你们，以后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有人来参观也好，检查也好，一律按招待标准。该自己付钱的要自己付钱，今天的饭钱我掏。”他吩咐身边的秘书把钱交给餐厅经理，转头严肃地说：“再有这种事，我撤你们的职！”
那时候的领导乃至他们的子女谁敢贪，谁敢不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当年毛主席出过一个首令：贪污五百元以上——杀！不过，那个年代从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之后也真没有几个敢贪污的。
“没错，我上次就碰上一个贪污十五斤粮票判15年的。”
“不过，这也太重了点儿，500元杀也太过分了。”
……
汉光听着众人的议论，慢慢地沉稳的开口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符合中国法家韩非子提出的“乱世重宽容，驰世用重典”的法理的。你看，那时候虽然判的重，但老百姓没抱怨，人人都说该重判。应该说建国初期经过土改、公私合营等等过渡调整以后，社会是比较稳定祥和的。据老人说，那几年真可以夜不闭户，也确是人人路不拾遗。可现在不同，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经济转型的二十年，从闭关锁国到门户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国有企业的绝对权威优势到“民营、个体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这一提法写进宪法，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许多重大的改变。现在不是战争年代，国际形势也在向多极化发展，人类都在呼唤和平，没有人有胆量敢轻易挑起世界大战，背负千古罪名。所以，在和平年代的这种经济转型必然打破以往的社会稳定，这种转型带来的社会后果必须客观地评价，高度地重视，并采取相应合理的政策加以配合，减轻社会的不稳定，而不可以一味主观臆断的采用“文革”前乃至“文革”中的阶级斗争式的观念去思考现代问题。尤其是在司法方面，我认为就应该采用“乱世重宽容”的法理去指导，而不应一味地严打严打再严打，这种乱世用重典的方法容易深化或激化社会矛盾，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其实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家理论，尤其是“乱世重宽容，驰世用重典”的这一提法，西方社会是给予普遍认同的，而我们自己却还没有认识到。一个太平盛世，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这时候犯罪的人是祥和的破坏者，是社会甜蜜的蛀虫，是极少数，就像五六十年代的贪污犯一样会遭到世人的唾弃。但是在社会转型期则完全不同，在社会的这种转型摇荡之中，犯罪的人是无序中的莽撞者，有相当的一部分是社会摇荡的牺牲品，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这些坐在这里的人，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全是社会上游手好闲、欺压乡里、为非作歹的南霸天、北霸天，而是有工人、有农民、有商人、有学生、有复员军人，上至国家干部，下至平民百姓，几乎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犯罪的原因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知法、不懂法，没意识到是自己是犯了罪，或者一时冲动失去理智，事后虽追悔莫及但依然被法律棒入这人间炼狱，这些人实际上是被家人理解和知情者同情的。随着犯罪率的不断上升，犯罪人数的不断增加，如果把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人长期关进监狱，一关就是十年二十年，让他们的青春与精力为他们本已悔恨焦急的“罪恶”在这铁窗里空耗，对他们也是一种不人道的伤害，且给社会、家庭增添了本不该增添的负担。同时，对他们家庭的伤害，对他们事件知情者以及亲朋好友因此而产生的对社会、法律、公正的看法更是不容忽视的。我认为，针对这种社会情况，应该采取重判轻罚的政策来解决目前的社会问题。因为，社会转型违法犯罪的人多不重判不足以起到震慑的作用，但震慑的作用起到了也就够了，让这些非恶性犯罪的人真心感到后悔，懂得了法律的庄严也就够了。如果真的重判重罚的执行下去，那就与法律是手段不是目的原则相悖了。这时候，轻罚是一种调和的办法，让他们感到社会的仁慈与关爱，宽容与大度，让他们这些本来斤斤计较，为蝇头小利，为三言两语，为一时仇恨而违法犯罪的人，以社会对他们的仁慈与关爱、宽容与大度作为榜样，去效法，去学习，去指导自己今后的人生。让他们的家人，让他们的朋友，为可早日团圆而欣喜，为重聚而兴奋，为这欣喜与兴奋而感激国家，感恩社会对他们的宽容体贴与帮助。这样，犯罪的人有重新来过的决心，家庭更会因此而重新赋予活力，那被重新激活社会细胞会用他们的欣喜与感激之情感染他们周围的细胞，泛起一道道像水波纹一样美丽的涟漪，而社会也会因这些本来会痛苦、消沉、颓废乃至具有破坏性的细胞被重新激活焕发正能而获得双赢的收获，这才是济世的良方！
汉光一激动总是忘了自己在这里是谁，总是把自己置身于那个群体之外，而在谈论这个群体时习惯于用“他们”这个代名词。他收敛了一些略显激动的情绪，回到平缓中带着压抑克制的状态继续说道：“可偏偏没有人这么去做，也许是船大不好掉头，也许是正在酝酿考虑，也许是在等待时机，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解释。”
他那略带讽刺的平和语气，反而激怒了身边的人。
“什么？等时机，等什么时机？等自己发财的时机吧！”
“谁会管咱们的死活！”
“我们的死活重要吗？关心我们的幸福有意义吗？”
……
汉光如此博爱的言论竟得了如此的响应，汉光也是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