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可以影响社会舆论，进而左右一个国家的政治进程，这就说明所谓客观规律的真实性、有效性完全取决于人们是否相信它们并据以采取行动。从这个角度观察到的人类行为中所表现出的规律性，都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规律，而是一些人们有关自己能够或应当做什么的信念。所以哈耶克与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的韦伯一样，都相信塑造“人类行为世界”的是某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他们生存于其中的既定物质条件。
不言而喻，既然人们所持的“观念”在形成所谓的“客观行为”上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对这些观念传播者的批判与反省，便成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哈耶克最初产生这一观念批判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他的思想导师米塞斯。哈耶克本人承认，他早年思想的形成受到两部著作的重大影响，一为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另一本即是米塞斯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 他在该书中认为，由于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理解复杂的命题，所以他们“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者的人民的领袖。”这些领袖都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 在他看来，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在群众中传播危险的观念，使人们无法认识到建立在个人产权和交换制度上的市场，对于一个自由社会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哈耶克在写于1948年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中说道，民主国家的大众“认为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微不足道。（如果）这是指知识分子用自己一时的具体想法影响决策的能力，以及当民众就某些问题进行投票，而他们所持看法不同于群众的流行观点时他们对投票施加影响的程度，那么以上观点当然不能算错。然而若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时间，他们在那些国家所发挥的影响，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他们是通过形成公众舆论发挥着这种影响。” 这些言论向我们显示出，哈耶克是把制度选择视为和商品一样的东西。人们在观念层面上逐渐形成的“需要”，即他们赋予一种制度安排的价值或意义，决定着它的供应能否在政治市场上获得成功。
因此，哈耶克从步入社会和政治理论研究的那一刻起，便把他的对手锁定于那些充满伦理理想和建构主义热情的知识分子，他把驳倒他们四处散播的错误观念，视为自己“不可逃避的责任”，他向社会主义理论家们证明“社会主义为何是个错误”，并针对当时西方知识界所广泛存在的一些错误观念，通过对古典自由主义基本原理的重新阐述，使它再次赢得人们的尊重。
那么，在哈耶克看来，西方知识分子在观念层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一言以蔽之，可以概括为良好的意图下隐藏的认知缺陷。哈耶克一贯强调，他与自己的对手之间的分歧，并不是“道德分歧”。他承认，“决定着知识分子观点的，既不是自私的利益，更不是罪恶的动机，而是一些最为真诚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图” 。基于这一立场，哈耶克在批判集权主义制度时，并没有从常见于许多人士的角度出发，指斥那些为其辩护的人有着某种邪恶的动机。相反，他对于那些集体主义安排的提倡者，始终有着一种道德上的同情。比如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就是题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的。就在该书出版的翌年，他在一次广播节目中也明确表示，此书并不是要“攻击社会主义者，毋宁说是要说服社会主义者。我把这本书献给他们。我的主要论点是，他们实现他们所想望的目标的方法搞错了。” 哈耶克对于三十年代英国的三位“红色教授”之一理查德•托尼（Richard Tawney）也曾表达过由衷的敬重，丝毫不带贬义地称他为“社会主义圣人”、“真心诚意关心社会改良的人”和“费边社会主义的典范。” 换言之，他对这些人的发难，并不针对他们的人格或不道德的动机，而是针对他们的认知缺陷。因为在他看来，单纯依靠心地善良，并不能保证一个人不去“传播那种威胁着我们文明的观点”。
哈耶克之所以从来不从道德角度苛责于知识分子，除了他本人的道德操守，对所有的人都示以人格上的尊重之外，大概还与他的道德观中一种更为深层的认识有关。哈耶克几乎从来不屑于唱知识分子乃“社会良知”代言人这种高调的。就像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的演说中所说的那样，他认为一个现代知识人的正当职责是提供正确的知识；而维护社会伦理原则，遵守寻常的个人主义道德规范，是包括知识分子、官员和政府本身——而且尤其是政府——在内的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尽的责任，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与一般民众无异，并不享有特殊的优势地位。
知识分子的批判者不应挥舞道德的武器。哈耶克仅仅认为，无论他们的道德抱负多么崇高，他们在有关社会发展的认识论上犯下了错误。更为具体地说，是科学和生产力的进步所导致的一些现代思维模式，使他们在落实道德目标上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抱负。米塞斯说，“有很多社会主义者根本没有搞清楚经济学问题，他们也从来没有试图对决定人类社会之性质的条件形成清晰的认识。他们充分自由地批评‘自由’社会的经济结构，却从来没有也像这样敏锐地批评备受争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乌托邦主义者描述的光辉灿烂的图景中，经济学实在是太贫乏了。他们千篇一律地解释着，在他们所幻想的仙境中，烤鸭会怎样飞到同志们的嘴边，他们却从来没有讲过，何以会有这种奇迹？” 这大体上也代表着哈耶克的观点。假如真的能够“让烤鸭飞到同志们的嘴边”，那当然是无可指责、甚至是应当大加赞赏的事情。因此哈耶克在替自己的对手发出如下追问时是充满了同情心的：“我们不是都已根据自己最高明的见解而奋斗，我们当中许多最优秀的头脑，不是为建立一个更美满的世界而不停地工作着吗？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希望，不是以更多的自由、公正和繁荣为目标吗？如果结果与我们的目标如此地不同，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自由和繁荣，而是奴役和苦难，那么，邪恶的势力必定已挫败我们的意图，我们成了某种邪恶力量的牺牲品，对这些邪恶力量，在我们能继续走上通往美好事物的道路之前，我们一定要加以征服，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吗？”当然，对于一些美好事物的大力伸张具有巨大的感召力，正是因为它们看起来有着无可争议的道德价值，它们非常符合心地善良的人们所共同持有的一些有关社会生活之应然性的观念。然而“我们所珍爱的某些理想的追求，明显地产生了与我们的预期大相径庭的后果。”
这是为什么呢？问题显然不是出在追求这类目标的人士的道德抱负上，或者说，即使在这种道德中存在着问题，它说到底也不是一个可以进行个人责任追究的现象，而只能是一个道德史学的研究对象。毕竟道德观的形成，一如哈耶克历来所强调的那样，并不是人们有意设计的结果，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群体选择的产物。在哈耶克看来，如果这些古老的道德理想——如利他主义——存在着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它在现代条件下之所以会导致更大的危害，是因为一些知识分子荒谬地认为，建立一种能够实现这些道德抱负的制度，已不存在知识和技术方面的限制。
在哈耶克看来，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观察和理解社会运动规律以及设想其组织方式时表现出的唯科学主义或技术论的倾向，有着一些深刻的思想史原因。如我们所知，他一直认为滥觞于笛卡尔的建构理性主义，是这种倾向的重要思想来源。但是他还注意到，这种理性主义的大发作却是出现在更晚近的时代，亦即西欧大多数国家已经步入工业化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此时的西方的知识气氛悄然发生了一种转向，英国开始逐渐丧失其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思想领导权，这一时期迅速崛起的德国，成了向人们透露历史进步信息的一个“模范民族”。它的“新历史观”和“民族、土地与血统”的思想四处畅通无阻，它的制度到处被人模仿。“理性组织”和“官僚制”，这些以韦伯的“铁笼”（iron cage） 这一著名比喻作为象征的“现代性”现象，使人们相信英国式的自由主义已失去“世界史”（World History）的意义，任何习惯于传统秩序的人都会感到此时的西方文明前途未卜，难免陷入焦虑。
哈耶克认为，社会作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整体”，它的进步只能是一个其成员不断发现和克服未知领域而促成的过程，知识的成长是存在于这一过程之中，而不是超然于其上并起引导作用。哈耶克这种进步观中的关键一点在于，他认为这种社会演化意义上的进步受着人类无知的限定，所以不可能指向某个确实的单一目标。
把进步理解为一种必须服从于某种设计或对历史目标之把握，认为只有当我们能够预见到进步的方向时，进步才有可能发生——这种想法在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当然，在很多具体的技术或工程学领域里，这种观点并没有错误，问题仅仅在于他们从这种在局部范围内非常有效的观点，推衍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只要让社会过程受到人类理性的控制，它就能够为人类的目标服务。”
无可否认的是，自十八世纪以来发生于西方世界的飞速的知识进步，确实为丰富人类的生活内容提供了大量的可能性，这是过去任何时代都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哈耶克认为，正是这种可能性范围的膨胀，大大刺激了人们的想象力。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之下，对知识进步感受最深的知识分子，不再愿意承认一些超出人们理解范围的因素——无法用理性做出清晰解释的秩序，如传统习俗、习惯法、语法和道德规范等等——对我们具有的约束力。因为理性的运用而被大大强化的技术控制能力，导致了他们对整个社会施以“理性计划”的冲动。他们认为，既然在采用工程技术的办法安排各种人类生活上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功，那么为何不能运用科学和理性的手段，设计出一个一揽子计划，把社会组织乃至其中的个人生活，安排成一种非常合乎理想的样式呢？
正是在这种良好愿望的支配之下，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在社会中传播一种神话：人类的种种新需求所以能够不断得到满足，完全是得益于人们运用理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可以把一切知识加以统合的。既然一些墨守成规的做法却阻碍着这种进步，因此“要继续前进，就不能期望因循那条使往昔的进步得以可能的总的框架中的老路，而只能完全改造社会。”对于这些雄心勃勃的“社会工程师”来说，“问题不再是补充和改进现存的机制，而是要完全打碎并更换它。” 但是哈耶克向他们指出，这种力求用理性整合分散知识的努力非但不可能实现，即使能够做到也是不可取的。如此理解人类理性的运用，与其初衷相反，恰恰无异于断绝了人类进步的可能。
哈耶克对自己所反对的“理性”是有着非常严格的定义的。他早年在讨论“计划”问题时就承认，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合理地处理自己的事务，尽量利用个人通过理性以获得预见。“在此意义上，每一个人只要不是彻底的宿命论者，就是一个计划者，每一个政治行为都是（或应当是）有计划的行为。” 他丝毫也不怀疑“理性乃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珍贵的禀赋”，相反，他希望通过向人们说明，只有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性，才能“明智地运用理性”。
在哈耶克看来，理性的有效性和成长性是有条件的，只有对这些条件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理性能够成为自身的主宰。他们不明白人类理性能力的提升并非来自理性本身，而是来自一些“理性不及”的规则，它们使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设想从事各种活动，而用理性手段去破坏这种外在于理性的条件，不但是一种滥用理性的表现，并且会造成一个使个人的理性能力受到压制的社会。哈耶克的这种思想，在他的经济学中已得到非常完备的阐述，每个人利用自己的“分散知识”（separated knowledge）或“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做出的各种不同的计划，不但可以达成互利的实用性结果，而且能够形成一种使人类的理性得到最大开发利用的秩序：“理性的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
这种成长的本质，就是它的结果难以预测，并且我们不能知道哪些意见有助于这种成长和哪些意见不会有助于这种成长。……如果我们试图对它加以控制，那我们只会阻碍它的发展，我们迟早一定会引起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 换言之，理性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属性，只能生成于具有不同知识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
但是在他所批判的那些唯理主义者看来，这种不受控制的知识和理性的成果，根本就谈不上是“理性的”，他们认为一定能够综合出一种整全性的知识，可以用来设计出最科学的社会方案。然而，这种打算让一切事务受制于理性的设想，其实是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之中：“运用理性的目的在于控制和预测。但是，理性增长进程却须依赖于自由以及人的行动的不可预测性（unpredictability）。那些夸大理性力量的人士……未能看到，欲使发展成为可能，理性生成所赖以为基础的社会进程就必须免于理性的控制。” 哈耶克这里所强调的，便是那种被他很贴切地称为“在本能和理性之间”的东西。
总之，哈耶克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肇始于他在1930年代形成的一种对观念作用的深刻认知；他的这一思想转变，既有时代思潮方面的原因，也来自于他本人所继承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观主义传统。
资料来源：《冯克利：反知识分子的知识人——哈耶克的知识分子批判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