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是为了什么呢？
最初读史，是为了爽。特别喜欢春秋战国，国家竞技，各显本领，又有百家争鸣，各显神通。读史，是为了获得“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体验。看齐桓公如何称霸，晋文公如何开辟新局，秦穆公励精图治，楚庄王问鼎中原。英雄辈出，激情澎湃。后来，三家分晋，战国开始战争不断。魏齐双称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白起征战屡战屡胜。此起彼伏，好不痛快。
今年读史，魏晋风流，羡煞旁人。魏晋名士，沽名钓誉者有之，风流倜傥者有之，虽有参差，仍不乏总体上给人一种神仙潇洒之感。魏晋，做到了一种极致，无论真风流，抑或伪君子，在形式上追求一种洒脱。他们手执麈尾，口若悬河，行云流水，不拘小节，群聚竹林，曲水流觞，畅谈玄虚，快哉快哉。
不知道此中转变，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最初更关注征伐，王朝的开疆扩土，武将的用兵如神，战争的血雨腥风。内心向往，偶尔也会幻想自己便是某位帝王，便是某位名将。大有天下竟在我鼓掌之间的痛快。
看魏晋风流，王献之雪夜访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献之不过自己一时兴起，没有目的，想到即做。魏晋风流，是一种个性张扬，也是一种才华横溢，同时名士怀揣把事情做到极致的心。风流二字，怕只有魏晋担得起。此时会有追随古人，遨游四方之心。想要个性做人，极致做事。
阅人阅世，读人读己。联想自己，无立锥之地，亦无稳定之事业，也无出众之能力。悲从心生。
本月初，看林语堂所作《苏东坡传》，而后看了《细说宋史》（只到北宋灭亡），再之后读了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此时读史，更有悲观之态。
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入主汴梁，建立宋，其后征伐南方政权，建立宋朝版图雏形。太祖为了避免宋会重蹈唐节度使拥兵自重，藩镇割据的覆辙，建立了重文抑武的制度。太宗赵光义，统一南方，灭北汉，真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而后高粱河之役及雍熙北伐皆失利，对辽处于劣势（更重要原因在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真宗朝，辽军南下，宋辽签下澶渊之盟结束两军争战。战后，真宗也开始了崇道的帝王生涯。仁宗时，西夏独立，从此辽宋西夏三国鼎立局面正式形成，直到金灭辽而代之。仁宗时始有党争及变法，神宗继位时，北宋已经积贫积弱良久，变法更是势在必行。于是，有了王安石变法，即熙宁变法。而后，党争愈演愈烈，变法不过空头支票。徽钦二帝之无能，终致靖康之耻，北宋灭亡。
上为北宋之概要。
且说几个值得谈的人物：
吕端，力挺真宗继位，在真宗第一次上朝时，先上殿掀帘，确认的确为真宗后，才与众臣朝拜。吕端一个胖胖的执宰，无论在对寇准的任用态度，还是在辅佐新帝上，都是一个优秀的臣子。
吕端这个胖胖的老头，是时局的推动者，亦是稳定时局的肱骨之臣。
柳永，19岁即作出了《望海潮》，25岁第一次科举，信心满满，大有一举夺魁之气魄。登科失败，写下“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豪言。我以为柳郎从此混迹歌舞场，我以为他快活的做了个“奉旨填词”的风流公子。事实上，柳永其后三次应试，皆落榜，在第四次落榜时，写下《雨霖铃 寒蝉凄切》，开始十年的漂泊。直到仁宗亲政，才进士及第，时年已50。而后九载地方任职，才有所好转。65岁定居润州，69岁逝世。25岁时，宋已经经历过澶渊之盟，值大中祥符年间，是一个天书崇道的朝局。50岁仁宗亲政，特开恩科，才如愿登科。59岁，因范仲淹庆历新政，才扭转为官九年未能转调的状况。
时也，命也，柳永不愿逃离士大夫的人生观，也不能改变时局。终其一生，想必快乐时光无多。
王安石，努力改变时局，终于无能为力。荆公是可敬者。与后期党争不同，安石定策非私心。历史评价此次变法为超前理论，宋不具备实施条件，对此个人不太同意。我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不是必然的，相反我们太低估宋朝的状况，也太过于关注王安石变法的理论以至于视理论为实际了。倘若没有党争，安石会放慢脚步，审视自己变法的利弊吗？
苏轼，处在时局，超出时局。他没有王安石的政治野心，也没有范仲淹心忧天下的大胸襟。在政为民谋利，在野定义人生。苏轼的魅力在野，在于他跳出时局，开拓了生活的视野。
耶律大石，开拓时局。耶律大石是辽朝贵族，是辽朝状元。耶律大石在金破辽的历史时局中，没有选择成为辽朝亡国文武百官中的一员，而是选择远走西北。随后耶律大石励精图治，开疆扩土，名震中东。他开拓了时局——西辽，一个与宋辽金西夏相比毫不逊色的王朝。
我们是渺小的草民，在时局的滔滔中，我们更容易泯为众人。
然而毕竟在在这滔滔的时局里，有耶律大石这样的开拓者，有吕端这样的推动者，有王安石这样的力挽狂澜者。
我们可能会成为柳永那样的人，努力却终不可得，或得时已经昨是今非，韶光流逝。然而需要记住，柳永不仅在为仕途劳碌，他也在认真填词。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柳永也不是纨绔子弟，一味醉心于莺歌燕舞，他虽处歌舞场，更多地却是对歌妓的同情。
但我更希望能成为苏轼那样的超然者，超出被定义的范畴，不需要改变时局，学会拓宽生活的视野。时局永远在变，人类只要不灭亡，总要生活。重新定义生活的宽度，就是重新定义人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