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金钱和孩子》这本书详细论证了家庭会如何影响孩子的社会和经济命运。作者运用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以探讨究竟是什么塑造了现代的教养方式。为什么育儿对上一代人来说还似乎是一件轻松的事，而现在却成了疯狂的家长带着孩子辗转于各类活动，竭力敦促他们成功呢？为什么教养方式在不同国家和社会经济群体中会有差异呢？为什么过去被普遍采用的体罚惩戒，在近来几十年已难觅踪影了呢？

人们在考虑育儿时通常不会想到经济学，这本书深入浅出的书旨在改变这种状况。它展示了该如何在不同的教养方式之间权衡，这些教养方式如何塑造孩子们探索实践和承担分险的方式，以及经济因素如何在我们看待孩子和抚养孩子方式上惊人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一本必读书。

在序言中作者写到：这本书从我们作为孩童与为人父母的个人体验开始，我们回忆了童年时代，并将它和现在的家庭生活作了比较。我们意识到自己成为和父母截然不同的家长，当然并不认为自己做得比他们更好。我们相信在同样的时代、同样的情形下，会和父母表现得差不多。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抚育子女，不是因为我们有更丰富的知识或更深刻的见解，而是因为当下培养孩子的环境与我们当年的成长环境不同。

本书试图解释育儿环境是如何影响父母的教养决策的，重点是试图理解父母行为背后的动机，而非直接给出育儿建议。

影响父母育儿行为的关键因素，其一是孩子未来的收入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成功，其二是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在不平等程度很高并且收入完全取决于一个人出身阶层的社会，父母敦促孩子使他们脱颖而出成为优秀学生的行为是徒劳的。

父母对孩子的未来寄予何种期望和抱负，他们就会如何行动。

使用经济学去理解父母的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从父母的目标开始谈起。

在某些情况下，认为父母把孩子当成一种经济资源来追求经济利益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在某些社会，年幼的孩子是家庭的收入来源;父母生养孩子是为了孩子能在晚年赡养他们。无论作为劳动者还是赡养者，人们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孩子视作父母可进行投资的一种经济资产。

然而，认为父母主要为了经济因素来抚养孩子是以偏概全的。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但对于更多地父母来说，抚养孩子首先是由于慈悲、共鸣与爱。父母不仅关心孩子的现在（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幸福快乐），还关心孩子的未来（希望孩子们有所成就）。

如果父母的目标是孩子的幸福与成就，那么他们需要考虑什么约束呢？

对于很多父母来说，最重要的限制是时间和能力，一些父母需要工作很长时间，因此削减了陪伴孩子的时间;父母的知识和能力的限制也同样重要。有些父母可能有时间和资源照顾孩子，但由于不了解不同食物的营养特性，无法给他们提供适当的饮食。有的父母低估了教育作为融入社会的方式的重要性，没有激励孩子在学校好好表现。

其实作为父母，我们最想要理解的决策是教养方式，而教养方式主要有：专断型、放任型和权威型。

专断型父母试图用一系列行为准则塑造、控制并评估孩子地行为和态度，喜欢用惩罚性、强迫性的手段来限制孩子的自我意志。专断型教养方式限制了孩子的选择，阻碍了他们探索世界的能力并扼杀了他们的内在才能和天性。

放任型父母遵循一种自由放任的方式，让孩子们自主决策，鼓励他们独立。

权威型父母通过说理和努力塑造孩子的价值观来达到目标，在孩子和自己发生分歧时对孩子施加坚定的控制，但不完全限制孩子。

在相当数量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权威型父母的孩子在学校中比其它教养方式下的孩子表现得更好。

教养方式的经济学视角

父母的行为是由关心子女这一目标，以及对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不同教养策略的利弊的看法所驱动的。更多时候，父母做出某些决策仅仅是觉得它们看上去似乎是正确的，并没有深入思考为何如此。

父母通常会关心孩子当前和未来的幸福。为了理解父母的行为，作者将他们对孩子的爱分成两种不同的驱动力：利他主义和父爱主义。利他主义的关键特征在于对孩子的完全共情，而父爱主义的父母不仅仅关心孩子的福利，还从成年人的视角权衡孩子行为的利弊。

所有的父母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父爱主义动机。

最常见的亲子分歧在于享受当下的乐趣和当前行为的长期后果之间的权衡。父母总是比孩子自己更关心孩子的未来。因此，父爱主义的父母时刻准备着做出可能减少孩子当前的幸福感，但他们判断符合孩子长期利益的代价高昂的行为。

父爱主义动机能够解释为什么许多父母采取了权威型或专断型教养方式，，这两种教养方式不像完全利他主义的父母会选择的放任型教养方式，它们旨在影响孩子的选择。

教养方式的选择会对孩子的价值观、人生态度产生重要影响，最终将会影响孩子的行为决策。

那么是什么决定了父母会选择不同的教养方式呢？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流行的教养方式的差异呢？

一个可能的简单解释是，不同父母间存在差异，一些差异和社会经济因素有关。第二种可能的解释，同样是父爱主义的父母，也可能根据生活环境来决定用不同的教养方式。

比如两位自由主义的父母，一位生活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另一位生活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如果两位都有一位想穿超短裙的女儿，贝鲁特的父母（着装标准是自由化的）可能会表示支持或毫不在意，而在德黑兰的父母可能会表现得专断并禁止这一行为（在德黑兰，穿着“不得体”的女性会被道德警察找麻烦）。

父母期望孩子生活的社会经济环境应该是育儿决策中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思辨能力和父母的意识也是一种约束，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可能具备更多的论辩技巧，有效劝服孩子;而一些弱势家庭可能不知道各种教养方式的影响。

当今父母对于控制孩子的痴迷程度要比上代严重得多，

与几十年前相比，毫无疑问，今天的父母在孩子身上花费的时间要多得多，是为什么？是今天的父母更加聪敏、更有思想，或许甚至比他们自己得父母更有爱心吗？亲子互动时间的增加是否会培养出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并且积极主动的成年人？又或者，这只不不过是一阵非理性狂潮，最后培养出来的会是一代缺乏独立性和想象力的“妈宝男”和“娇娇女”呢？

是什么让父母越来越关注孩子们的行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童年时的个人经历。

在我们的童年，我们被要求出席每次家庭聚餐，但是剩余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几乎不受监管。

在荷兰，“世界上最幸福独立的孩子”的父母鼓励孩子们独立，例如，孩子们从小就被要求自行准备午餐爱你学习骑自行车。人们很少听到荷兰的父母敦促孩子小小年纪就要取得成就或对他们的孩子是神童表示兴奋。他们相信脚踏实地、安于当下的价值观。对于孩子是一种更宽松的教养，荷兰的学生是欧洲表现最好的学生之一，而且幸福水平高。

像荷兰人一样，瑞典人也一心关注孩子，瑞典父母父母是世界上最宽容的父母之一，让孩子们用自己发方式解决问题，不会被迫孩子去上音乐课，或者其它课程，让孩子经常参与户外活动。瑞典的儿童死亡率是世界上最低的。

德国和瑞士的教养方式都相对宽松，在瑞士孩子在小学低龄阶段都可以享受轻松的童年，但随着他们升入高年级，压力水平也会上升。也就是说教育体系的设计也会影响教养方式的选择。

在英国，直升机育儿高速增长，越来越多的英国父母在孩子的大学选择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并陪伴他们去参观校园。

中国是一个将密集型教养方式常态化的国家，更关注孩子的学业成就，每天大约会花十倍的时间对孩子进行学业训练。许多中国父母都同意爱迪生的名言：“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教育更加重要。

日本的父母强调勤奋的程度远低于中国父母，日本父母把想象力放在了更高的位置，同时强调独立性，密集型教养方式也是在扩张。

法国和西班牙父母向专断型转变。

当经济不平等程度很高时，父母就有更大的动力去推动孩子在教育方面取得成就，密集型的育儿与孩子更高的考试成绩和更高的教育程度相关。

为什么美国、瑞典或中国的父母们用不同的方式抚养孩子？传统观点认为，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主要还是经济激励：在不平等的国家，比起想象力和独立性，父母更倾向于强调勤奋的美德;对教养方式的选择，文化因素有一些作用，但高度不平等和高教育回报助长了密集型教养方式;随着不平等的增长，父母变得更加权威而不那么放任；教育回报率会影响我们理论预测的对教养方式的选择，更高的教育回报使父母更宽松。

可见许多父母的选择最初看起来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最终还是归结于经济条件。经济不平等再次成为焦点。持续增长的经济不平等可能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直升机育儿”急剧上升。

近几十年来不平等和教育回报率的上升，随之而来的是以孩子的学业成就为导向的教养方式的高度普及，特别是权威型教养方式。相比之下，“老式”的方法，例如以经常使用体罚为特征的专断型教养方式逐渐衰落。

父母是如何应对经济环境的变化，首先，考虑到不平等和教育回报对育儿目标，即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和抱负的影响。就目标而言，不平等的加剧增加了育儿的利害关系：父母会更关心孩子在社会阶层中位置，因而会有动力进行更多的投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伴随着整体上更加密集的教养方式。至于育儿差距，问题在于处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父母目标的变化是否都相同。

原则上，无论父母的背景如何，不平等的加剧对每个人而言会增加育儿的重要性，因此，父母变化的育儿目标并不一定意味着育儿差距将会增加。然而，不同的父母可能对他们影响孩子成就的程度有不同的看法。不平等的加剧可能会刺激那些认为自己的孩子如果被敦促也许可以成功，但如果放任自流可能会失败的父母。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位处于社会顶层的父母，他们相信无论自己做什么，他们的孩子都能成功;对于这样的父母来说，不平等的加剧并不会改变育儿的利害关系。同样，如果社会底层的父母觉得他们的孩子处于不利地位，无论父母做什么都不会成功，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动力去好好养育孩子了。即使不平等继续增加，他们也可能会选择放弃。在这两种极端情况的中间，经济变化的影响可能会更大，父母认为孩子最后取得的成就会各种各样，而他们作为父母的行为确实很重要。

总的来说，不平等的加剧增加了育儿的利害关系，但它对社会阶层的影响程度不同。

收入和财富方面不平等的加剧，扩大了育儿差距，富裕阶层对高质量教育服务需求的增加提高了价格，同时育儿时间的不平等也加剧。低收入家庭无力支付保姆、日托中心和其它替代自己抚养孩子的服务，只能自己花时间育儿，这样就减少了工作和育儿的时间和灵活性。

父母对子女的学校教育越来越多的干预扩大了高学历与低学历家庭之间的差异。高学历的父母可以帮助孩子完成数学和科学作业，并协助他们开展与学业相关的研究项目，此外，帮助孩子准备精英学校的申请（如论文写作），这对于低学历父母而言，可能是束手无策的事情。

而且穷人想通过结婚改变社会阶层越来越难，这就又进一步加剧了顶层与底层孩子之间的机会差距。

抚养男孩与女孩之间的差别是家长之间最喜欢讨论的话题之一。确实，现在西方国家的父母通常会质疑性别成见，他们尽力用一种性别中立的方式教养孩子。比如会选择与传统性别角色无关的玩具。但是在现实中，男孩和女孩在成长早期确实会不一样，这就给父母带来不同的挑战。

随着教育系统的转变，男孩和女孩的教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大多数父母希望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不需要依靠另一半将来也能过上好日子。

男孩和女孩的教养方式不仅取决于国家发展水平，同样也取决于当地特定的技术、制度和文化习俗，以及这些因素反映的性别角色。

综上所述，理解了家长的经济激励，能够帮助我们对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做出很好的回答。

收入不平等和教育回报是关键因素。经济趋势会扩大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之间的育儿差距，加强社会不平等程度，进一步限制社会流动。金钱和时间对于父母考虑教养方式都非常重要。

希望通过学习，我们能懂得：商业的本质是满足，是迎合;而教育的本质是改变。权威型教养法能够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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