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逛街又给你买了双鞋”，电话那头母亲兴致勃勃地说。

 “哦，好呀！”我佯装热烈地回应，想着早上刚刚收到的那双并不合脚的高跟鞋，当然，我并没有向母亲透露任何涉及“不合脚”的只言片语。说了，只会徒增她的不快，而且也达不到阻止她继续给我买东西的效果——她会根据我的抱怨信息，吸取失败的教训，再接再厉，继续买买买。 

自从母亲发现快递如此便捷，便一发不可收拾，三天两头给我寄各种东西，包括但不限于：衣服、鞋子、补品、化妆品、零食、食用油，还有冰冻黄鱼，甚至活的大闸蟹。寄冷冻食品和活物时，她会放进制冷剂，有时是自制的冻成冰块的一瓶矿泉水，有时是日本产的专门含冷冻液的冷冻用品。外包装上母亲最钟意的是泡沫塑料箱，抗震抗压，禁得住快递小哥的摔打。

在最初被母亲的快递狂轰滥炸时，也曾有过抗议，寄来的不实用的东西没处堆放，衣服鞋子又不合适，等等。但，一来，发现抗议没用，母亲热忱不减，二来，跟她说东西不合适，她心情会受影响，有些不忍。渐渐地，我也就学会闭了嘴，只管收着，不鼓励也不拒绝，问起合不合适，一律说“挺好挺好”。实在放不下吃不完，便送些出去。 

母亲年事已高，我也年轻不再，曾经母女间剑拔弩张的对峙，已经成为过去。

母亲曾是我的对手，整个青春期，我是沉默的刺猬，用沉默对抗母亲。在她揍我的时候，我惯于不发一言，用眼睛死死地盯着她，盯得她怒火中烧，更加狠狠地揍我，或者恶毒地咒骂我。直到我在咒骂中因为过长时间的抽泣缺氧而诱发腿脚抽筋倒地，一旁的哥哥便奔过来搀扶我，一遍一遍地帮我揉腿肚子。

母亲拥有中国妇女的诸多传统美德，勤劳、贤惠、坚忍、吃苦耐劳、顾家，她很能干，里里外外一把手，年轻时便出来走南闯北，当父亲赋闲在家时，用柔弱的肩膀挑起家庭的重担。但同时，母亲也是家庭生活的暴君，她一惯正确，事无巨细地强加她的意见、偏好于其他成员身上。我和哥哥从小便见惯了父母的争吵，摔打，母亲会毫无征兆地掀起一场家庭的风暴，持续的争吵之后，便是对着年幼的我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生活的艰辛，自己的不易，父亲的懦弱。我和哥哥无从判断，只能摔打东西时远远地躲着，痛陈革命家史时惶恐地听着。母亲和所有的亲戚都闹翻，包括父亲的，也包括她自己娘家的，当然，我们听到的版本一律是别人的不是。

母亲的强势，在子女们渐渐长大开始有自己的主意时，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生活的矛盾。倔强的大哥是叛逆者，率先揭竿而起，被赶出家门，从此成为一出家庭情景剧的客串嘉宾，游离于核心家庭生活之外。顺从的二哥成为脾气温和的老好人，对所有的冲突避之惟恐不及。而我，我介于他们两者之间，我是沉默的不合作者。我沉默，不发一言，但一脸不合作的表情。 

中国人有种思维习惯，觉得父母“只要是为你好，怎么虐你，你都得受着”，否则就是不孝。这让人很沮丧。子女的反抗失去了道德的立场，这让合理的反抗也显得那么名不正言不顺，你是受益者（“为你好”），还怎么师出有名？在我长年的不合作态度下，母亲对我的干涉有所收敛，但这也造成了我和母亲之间的疏离，我们不像别的母女那样可以顺畅地交流，聊亲密的话题。上大学时，第一个假期临近，室友给她母亲准备了一条项链作为礼物，这平常的举动震撼了我，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子女是可以给父母送礼物的。在我的概念里，我和母亲的关系模式就是，母亲给予，我接受或者拒绝。礼物的回赠意味着一种平等的关系，而这于我而言是一种不曾想过的全新模式。 

如今，我和父母分隔两地生活经年，距离减少了摩擦的机会，缓和了彼此的矛盾，我也早已过了凡事都想对着干的青春叛逆期。甚至，有时回想母亲以往的行径，我以一种女人之间的平等角度去回望，竟多多少少理解了母亲当年也不都是无理取闹，她自有她的苦楚。强势的母亲太过耀眼了，她像一个太阳，作为朋友待在合适的距离处，会觉得很温暖很舒适，和母亲浅交的朋友一律对她评价颇高，认为她直率、仗义，但一旦深交，便纷纷离去。靠太阳太近，便得忍受炙烤。 

母亲逐渐老去，她的个性也逐渐趋于缓和，我早年沉默的反抗也为我赢得了相对独立的空间，我是家里面，惟一一个母亲不过于横加干涉的人。作为女儿，不时我们也会聊关于女人的话题。我也尽量学着接受母亲的关照，对于一个老人而言，接受意味着认可，意味着她对我们还是有用的，还帮得上忙，还有意义。这种意义上的存在感，对她很重要。 

母亲已经衰老，早已不是那个强势地对我横加干涉的对手，她只是一个希望自己对子女还有用处的老人，是那个为了惟一的女儿正处于生活的困厄之中，自责帮不上忙只能枯坐失眠整夜垂泪的老人，是只为了听一句子女说“我过得挺好的”而别无所求的老人。

2014-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