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挽救

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一剧中，我们根据对神明的态度将剧中人物分为三种类型：以先知忒瑞西阿斯为代表的虔心崇拜神明，相信神明的人；以俄狄浦斯为代表的哲人，相对于神明，他更相信自己的智慧以及自己求知识、爱追问的哲人天性；以及以伊俄卡斯忒为代表的对神明不置可否，有些怀疑但又不致丢弃的“庶民”。

实际上无论是先知忒瑞西阿斯还是哲人俄狄浦斯，他们两者应该都不是索福克勒斯所要教育的对象。虽然殊途，但他们都有着明晰和坚定的世界观，他们坚信自己的追求与所捍卫着的东西是有其合法性的。

首先我们来看先知忒瑞西阿斯，他是本剧中明晰事实真相的“拥有智慧”的人，他凭借着阿波罗的神谕洞悉一切。但是年岁还给了他另一种政治智慧：正如老王拉伊俄斯的老仆一般，当他看到昔日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因制服了斯芬克斯而受到民众的爱戴，并被拥立为国王时，他明智得保持了缄默。事实证明俄狄浦斯与忒瑞西阿斯的争吵以先知的获胜而告终，神明的神谕得到了验证，自不量力得企图违背神示的人得到惩罚。先知的胜利是奥林波斯诸神所维系的不可撼动的神圣宗法性，神圣礼法的完胜。

尽管在剧中俄狄浦斯因自己的哲人天性使得城邦和自己遭受了不幸，但在剧本的结尾表明去掉了“王”的俄狄浦斯依然有存在的必要性：弃绝了哲人王也还是哲人一个。

至于以伊俄卡斯忒为代表的庶民（即使她贵为城邦的王后）或者称之为“多数人”。伊俄卡斯忒对先知的预言能力充满揶揄（行710），又肯定“凡人都受偶然性的主宰”，（行978）但在她内心不安时又会跑去求神。（第三场开场）我想当时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上演时，正如阿里斯托芬后来所揶揄的那样，公民们为着领三个奥波尔的观剧津贴来看戏，他们对于神明的态度与伊俄卡斯忒最为相似吧。

在第二合唱歌中，索福克勒斯借合唱队之口一吐胸臆，我们觉得这样的话更应该由先知忒瑞西阿斯来说出，因为在这一场的诗句中，歌队咏唱“神律”的神圣不可违背：城邦管理者对诸神的“不详的傲慢”只会招来“厄运”和“天神的箭”。在最后又大声地疾呼：

关于拉伊俄斯的古老预言

已被遗忘，不再有人提起，

于是不再有地方可以看到对阿波罗的崇敬，

对众神的崇拜正在衰落。

有趣的是紧接着第三场甫一开场，伊俄卡斯忒便忧心忡忡地手捧缠羊毛的树枝和香花贡品来求神了。伊俄卡斯忒作为一个“理智正常的人”，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的丈夫正如他自己所言“月份是我的亲属”那样“运用过去的经验判断眼前的事情”（行916），所以只好过来求离她最近的阿波罗神了。似乎人们对阿波罗的信仰还在，但正如伊俄卡斯忒所说，她“带着这些象征祈求的供品”。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果阿波罗神真得存在，那么这些供品无疑也是真实的，但是伊俄卡斯忒却很冷静得说这是“象征祈求的供品”。显然伊俄卡斯忒没有表现出第二合唱歌所呼吁的那样对神明的虔敬，而实际上阿波罗神也并没有给她任何回答，除了那个拉伊俄斯的古老预言。

贵为城邦王后的伊俄卡斯忒对待神明的这种游离态度很能代表当时城邦公民的态度，对神明的神谕并不是置之不理，但对神明的信仰却正在衰落。我们看索福克勒斯是如何挽救这种信仰的，他选择的是威胁和恫吓。伊俄卡斯忒自尽而死，她是《俄狄浦斯王》一剧中唯一死亡的人，尽管她的罪恶是在她和俄狄浦斯两人的无知中造成的。促使伊俄卡斯忒自杀的原因无疑是俄狄浦斯的乱伦——他爬上了父亲的婚床。但往深处追究，俄狄浦斯之所以娶母是因为阿波罗的神谕，阿波罗之所以让俄狄浦斯有这样的“不合理的命运”，又是因为他的父亲拉伊俄斯的罪过。神明的作用似乎在维护以暴制暴的古老传统。我们再来回想阿伽门农家族的悲剧，古希腊的神明不是祥和的，而是睚眦必报的，以不幸来补偿不幸。

连俄狄浦斯和伊俄卡斯忒都不能避免神明的惩罚，遑论普通的公民？但神明的罪责不一定会落到普通的“多数人”身上，怎样才能让这些公民们感受到神明的威压，不敢去冒犯神圣的神律呢？一个有效的办法便是让公民们多去看戏，在剧场感到害怕的，在日常生活中也要细加掂量。

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并不具备可操作性，这只是消极地挽留，而不是积极的塑造。我们可以举一个中国古代的例子，来看看我国古人面对这种类似“对众神的崇拜正在衰落”而做出了怎样的努力来挽救。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作为周礼的维护者，周公的铁杆粉丝，孔子为维护周礼做了不懈的努力：删《诗》《书》，作《春秋》，开坛授讲，周游列国。相比于伊俄卡斯忒这种对神明欲迎还拒的人，我们也从《论语》里面拈出来一个，那就是“朽木不可雕”的宰我。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宰我对周礼提出了挑战：一年而安却要服三年之丧，这是要使我成为一个虚伪的人吗？但是宰我绝不是周礼的反叛者，反而他还在考虑着如何维护周礼：三年时间也太久了，三年不操习礼乐，礼乐可能会崩坏的。

孔子为什么说“予之不仁也”？与其说这是对宰我不愿服父母三年之丧想法的严厉批评，不如说是对宰我内心浅薄情感的直接指摘。但孔子对此真得是无可奈何，从孔子个人的内心出发，三年之丧是对父母三年之爱的报答，全由孝子内心的“慎终追远”（依杨伯峻译文义）的情思来维持。宰我既然在期年之后就安于食稻衣锦，那么让他再守孝两年，岂不成了虚伪？所谓“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宰我在居丧时“昼寝”，在孔子看来他这个人的心灵都已干枯化为朽木，不能再从情感层次来感化他。在宰我出去后，孔子搬出了“习惯法”来安慰自己：“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孔子告诉自己（其旁必有其他弟子）三年之丧是自古以来都维持下来的社会准则，不能违背。被迫以社会规范来要求弟子，自然不能是孔子这位“宅心仁厚”的夫子所乐意接受，（人而不仁，如礼何？）所以他还是想再从情感方面来感化：“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孔子对宰我这种情感浅近的学生就此束手无能为力了吗？当然不会，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家的头衔绝非虚名。“小子何莫学夫诗？”孔子鼓励弟子学诗，除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种直接实用的原因，最要紧的是“诗可以兴”。孔子希望弟子在读诗的过程中情感悠游，获得审美感受。换句话说，孔子希望通过弟子们的读诗以增进、培养他们的后天的情感，使得他们情感深厚，日后在为政处事时才会有深厚的情感投入于“礼乐”之中。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乐不能只是徒具外部的钟鼓玉帛，还需要参与者切身的情感悠游其中。

对比索福克勒斯和孔子，一个是消极的恫吓，一个是积极的塑造。两位都为维护传统的礼法制度做出了各自的努力，虽然终究都未能阻挡礼乐的崩颓，人心的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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