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出生的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从没进过校门，不大认得字，也不大识得什么书。他唯一认得的书，就是老皇历。父亲是个戏迷，四里八乡中，只要哪里唱戏，父亲总是会出现在那里。儿时和父亲在一起，不知是无话可说，还是另有所图，父亲总是给我讲戏。周仁、杨令公、陈世美……的故事常伴于耳。一旦讲起戏来，不善言谈的父亲总是滔滔不绝，时而兴奋，时而悲戚，时而愤怒，完全沉浸在戏曲的世界里！懵懂无知的我，最初的是非善恶、仁孝忠义都是父亲给我讲的戏中修得。
1995年的正月十三日，久病的母亲一声咳嗽，满口喷血，肺被咳破了，随后两塑料袋被鲜红的血浸透的土立在了母亲遗体不远处的墙角。家里一下子忙乱了起来，记得最清楚的是，一贫如洗的父亲，赊账760元，为母亲赶做了松木棺材。那时，尚在六年级的我什么都不懂，夕阳的余晖啃虐着一个披麻戴孝的小男孩，走在拉着母亲灵柩的“压子车”前面，旁边跟着一个9岁的小女孩。一路上，没有花圈也没有哭声，两只瘦小的影子在墙与路的直角处扭曲着。就这样，31岁的母亲永远的睡在了地下，留下了13岁的儿子、9岁的女儿和38岁的爸爸。从此，父亲有7年多时间没有去过戏场。
母亲走后，每天在地里劳作的只有父亲孑然的身影。父亲回来得更晚了，偶尔有回来早的时候，但素常都是早出晚归。夕阳的余晖投射在上房的西墙上，东南角的厨房显得更加低小和阴暗，透过发黄的纸糊的窗棂，远远的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像在哭泣又像在哼唱，是那么的凄凉，又是那么的哀怨。放学回家的我走近厨房时，声音停下了，父亲微笑着说：“回来了，饿了吧！”父亲一边说着，一边会递过来一大碗酸菜和一个煮熟的大洋芋，偶尔也会有一小块馍馍，我会坐在踏着凹下去的门槛上美美的吃起来。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很坚强的，在母亲去世的25年里，我从没见过父亲流泪。父亲什么活都能干，家里最累最苦的活都是父亲干的。
记得1997年，政府给每家每户补贴30袋水泥，鼓励打蓄水水窖。父亲也就跑上跑下的忙着给家里打水窖，从初中放学回家的我，也会帮着父亲挖送窖里的土。一个周六的早上，当我来到窖口时，看到的是一个圆柱形的深坑，底部是一个顶点朝下的圆锥形，窖体已经挖好了，从窖口到窖底估计得有6.5米吧。当我正在迟疑着寻找父亲时，邻居二妈妈说：“你爸怕你挖土累出病，就一个人拼命的赶着挖，结果挣着生病了，到药铺取药去了。”泪眼朦胧中，我看到父亲手提一串药包蹒跚在路上。随后，父亲每天就老早起来熬药吃药。病情稍有减轻，父亲就轮换着给村人帮忙箍水窖，我家的水窖也在18天后箍成了，然后又经历了10多天繁复而细致的打理。历时一月，一口“母亲水窖”终于在父亲没日没夜的劳作中完成了。在随后的忙作中，我是帮了父亲些许忙的。当父亲从水窖吊起一桶清澈的窖水时，偶然也会哼唱上一两句只有自己懂得的歌子，不过什么词是听不清的。
1998年的十月一，我请假回家送寒衣。每年的十月一我都会给母亲送去由父亲亲自粘制的寒衣。据说只有亲生儿女焚烧的衣服和纸钱才是真的，在那边的母亲也才能穿用（我在初中三年级是住校的，具体为什么住校我是不记得了，可能与学校有关吧）。九点钟一下晚自习，我奔出校门，穿行在蒙蒙的夜色中，穿过一条沟爬上一道坡，正要从一个叫“麻子滩”的地方经过时，我的身子哆嗦了。呼啸的北风中，好像夹杂有什么声音。传说“麻子滩”之前住着很多麻家人，因为地震全部被压在下面，在没有月亮的午夜时分，能听到马的嘶鸣和人的说话声。仔细一听，好像有人在唱戏，再仔细一听，声音却是那样的熟悉，是父亲在唱。原来，父亲在一小时前走出家门，在“麻子滩”迎着北风唱了半个小时，父亲的歌声是那么的温暖亲切。
艰难的日子继续着。后来，我上了平凉师范。当时村里很多人劝说父亲，去平凉上学每年要花3000元，还不如出去打工好。但父亲像平时说的那样，“多儿，只要你好好念书，我就是挣破头也要供给你！”于是，我游走在平凉师范的殿堂，父亲就奔波在家和打工的路上。一次远行的早上，下了一夜的浓霜冰溜子，路特别滑，稍有不慎就会滚落，父亲就脱掉了布鞋，光着脚走完了这段滑如鲫鱼背的路。
师范毕业了，我家的厨房也搬到了向阳处，父亲也会时不时的哼上几句，尤其是领着孙子玩的时候，更会尽情哼唱几句，曲调中满是幸福和期望。如今，父亲走了已经24天了，我再也听不到父亲的歌了，那种心酸那种坚强那种向往那种……
父亲一个人做饭时会唱，干活时会唱，领孙子玩时会唱……他用既无腔又无调的歌声释放着心中的苦痛与忧伤，完成了自我的救赎和子女的培养。如今父亲谢幕，这是父亲唱给自己的歌，也唱给儿孙后辈的歌。
不孝儿多红写在父亲去世第二十四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