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君子童

   阿金妈瘫痪后的一年多，我终于抽出时间随母亲去看望她。

   春节回老家，正月初十是爷爷的生日，晚饭后，我切了块蛋糕，跟着母亲穿过大半个村子。隔着红漆大门喊了几声阿金的名字，惹得院子里的狗一阵乱吠。很快阿金跑来开门的脚步声就传来。

   阿金一家正在吃饭，昏黄的灯光下印着几碗菜，阿金妈拿着筷子，顾不上咀嚼，絮絮叨叨地跟母亲拉着家常。

   阿金接过我手里的蛋糕放在一旁，拉了个小凳子坐在我旁边，寒暄几句便无话了，静静听着大人们交谈。

   阿金妈似是憋了很久，竹筒倒豆子般滔滔不绝，说阿金的姐姐生孩子不足月，早产孩儿体弱多病看着让人心疼，也没个老人帮忙带。

   说村里修路，要每家出一个劳动力，阿金爸天没亮就扛着锄头出去，晚上裹着夜色带着一裤腿的泥巴回来，等着他的却是冰锅冷灶，和阿金妈轮椅上挂着的满满一袋尿液。

   说隔壁家跟我们一般大的姑娘辍学之后去外省打工，现下在县里置了一套房子，小年之后要结婚了。

   母亲开始还边听边穿插几句安慰，接着便闭上了嘴。

   阿金爸几口将碗里的剩饭扒进嘴里，又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阿金不言不语，收拾起桌上的碗筷，摞了几只碗端到一旁的灶台上，沉默地盯着电磁炉上的水壶。

   阿金妈叹了口气：“老幺，你不知道，这孩子懂事啊，可实在是供不起，我现在成废人了，他爸做好饭放桌上，我连厨房门都进不来……”母亲握着她的手，惊讶地说：“怎么会？不是有人……”阿金妈拧着眉痛苦地摇头。

   在阿金妈出事后没多久，阿金就向学校提交了退学申请。

   一封申请信，阿金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写的，我无从得知。只知道他高中的班主任看完那封信，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眼圈变得通红。班主任奔波了一个多月，拿着阿金的那封退学申请，顶着炎炎烈日，跑了很多地方，说了无数的话，最终引起一个广州富商的注意，答应资助阿金上大学，直到他毕业。

   “我问过村里上大学的三个孩子，生活费最少的是李四家的女儿，也是一千。我家阿金，一个月六百块，多一分都不要。再加上给我这个废人医病……唉。”“那赔偿……”“什么赔偿！当时给了三千块压病床上，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母亲愤恨地咬着牙道：“去告他！还有没有王法了！”

   “老幺，我现在算了明白了，”阿金妈合上双眼，“这世上的事啊，不是啥都能说出个理来的。以前人人说我干起活来不要命，怕是几辈子的活，都让我给干完了。现在瘫了，倒是连屎尿都得让人伺候，只是苦了我家阿金了……”

   阿金妈的嗓门高亢，却少了以往的得意和生命力，沾着辛酸的音调，听上去更像是多年改不掉的说话方式，让人不禁回忆起从前风风火火的她。

   阿金妈出事之前，我曾见过她一次。

高考之后，我和班里的同学到城郊一处水库烧烤，途中穿过一条新修的水沟，路两旁堆着高高的泥土，一群学生深一脚浅一脚，我正仔细着新买的鞋子沾上泥巴，突然一个吼声如雷鸣般炸开：“阿橦！”

我吓了一跳，不用看，就知道是阿金妈。

阿金小我两岁，在搬去城里同母亲住之前，我与阿金算得上是非常要好的小伙伴，源于母亲还未嫁人的时候就与阿金妈熟识。阿金妈嗓门大，干活利索，小时候就听过阿金妈到邻村的砖厂打零工的英勇事迹，说砖厂一帮老爷们每挑十趟砖，就围着砖瓦窑蹲着抽根旱烟。男人们一蹲着抽烟，就叫她：“东生家的婆娘！过来歇会！”

阿金妈背着一只大背篓，砖码得漫过头顶，吭哧吭哧低着头来回使劲，晚上数砖头算钱，阿金妈领到的钱不比男人们少一分。阿金妈放下背篓，抹一把额头上的汗水，走到砖瓦窑边，从布包里摸出一个雪碧瓶子，仰首灌一大口再塞回去。转头看看那群烟抽一半的爷们，嗓门大得能震碎转头：“还歇啊，你们这帮懒汉子！”几个男人咧嘴笑了，几大口青烟喷出来。

看着阿金妈又去装砖，一个汉子跑过去，从阿金妈的布包里摸出那瓶雪碧，拧开盖子灌了一口。登时脸倏地一下，一张黑脸变红脸，拿着瓶子的手微微发抖。

阿金妈装完砖，看到拿着自己瓶子的男人，扯着嗓门讥笑到：“作死！”

那头抽烟的男人们不明所以，等那关二爷闭着眼缓了一会，踩着虚浮的步子过来，啐了一口：“他奶奶的，五十度！”

阿金妈哈哈大笑，男人们耳朵嗡嗡直叫。

那个干活喝酒都神勇无比的阿金妈，正杵着锄头站在沟里，脸上明明带着笑意，声音却像是骂人一般：“阿橦，跟同学来玩呐？”我点头，有些羞赧。

跟长辈相处不是我的强项，更何况阿金妈这样出名的铁娘子，让我心生敬仰已久。

“上回不是说来找阿金玩吗？怎么又没来？阿金还爬到石榴树上摘了两个最好的给你留着呢！”

我愧疚地辩解，跟阿金妈的嗓门比起来，声音如同细蚊哼哼。

“小伙儿越长越标志了！去吧，有空来家里坐，阿金也放假了，哈哈哈哈！”伴随着一串粗犷有力的“哈哈哈哈”，我惊恐地看到路边的泥土簌簌地落了一层。

跟阿金妈道别后，身后还远远地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吼声：“那是我侄儿！”

我不无担心地暗想，希望那些人的耳膜，连同那新挖的沟，能承受得住阿金妈的嗓门，阿弥陀佛。

谁知那次一别，再见已是这番光景。

电磁炉上的水开了，阿金利落地将碗洗净放进橱柜，推着阿金妈的轮椅带我们进堂屋坐。院子通往堂屋，有三级矮矮的台阶，阿金父子俩合力端起轮椅。母亲皱皱眉道：“东生，把台阶填了吧。”阿金爸嗫嗫地点头应了。

东生是阿金爸的名字。

我曾听母亲抱怨，说阿金妈这辈子唯一干过一件不成样儿的事，就是嫁了东生这个窝囊废。

说这话的时候，阿金爸正扬着鞭子，一瘸一拐地跟在一群牛后头。

年幼的我虽然不明白什么是窝囊废，但也知道，放牛都是小孩和老人干的活，年轻人都去打工赚钱了。

他们家外出的是阿金妈。

母亲说，阿金爸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得一辈子都踮着脚走路，到死都改不过来。阿金妈年轻时留着长长的黑辫子，黑黑的脸上带着红晕，有着一张利嘴一双能手。后来阿金上小学，村里来了收头发的人，阿金妈剪了辫子换钱，给阿金买了一个印着葫芦兄弟的新书包。

阿金爸没什么本事，里里外外全靠阿金妈一手操持，打春时插秧，秋收时打谷，不忙时去砖厂上工，包括什么时候去村长家领工分，教阿金写作文，阿金妈无一不能。唯一的缺陷就是，阿金妈不会做饭。

“她就是嫁了个伙夫！”母亲恨铁不成钢地说。

伙夫东生做饭出名的好吃，村里不论白喜事，都会请他去做饭，晚上炸鱼炸酥肉，忙到凌晨一两点，带着一身油烟味儿回来，阿金妈给他开门，他从怀里摸出两只油漉漉的鸡腿塞给她。

可是自从阿金妈瘫痪之后，伙夫东生就再也没有做过一顿可口的饭菜。

家里的顶梁柱换成了他。

他扛着锄头一瘸一拐地穿梭在农田间，田埂倒了秧苗长虫，割牛草浇菜地，艰难地打理着庄稼。晚上回家，瘸了多年的腿一抽一抽地疼，胡乱做点饭菜，喂了阿金妈，等到自己吃时，热气已散得差不多了。

饶是阿金爸再怎么不要命的干，那条瘸腿始终是拖累了他。秧苗长得黄怏怏，玉米地边没有像往年一样种上瓜豆，就连阿金的学费，也是从阿金妈的医药费里拿。

阿金妈是在干活的工地上摔的。

阿金高三，即将面临高考，他曾指着志愿参考书上临城的一所大学，兴奋地告诉妈妈说他要考物理专业。后面印着，学费一年六千五。

隔天，阿金妈又多找了一份工。

   阿金妈疼孩子是出了名的。

   村里的孩子大多瘦瘦黑黑，只有阿金长得白白胖胖，嫩生生的，跟他家堂屋挂的观音像座下的小童子一模一样。小时候去阿金家玩，一家人正吃饭，阿金爸一盘腊肉白菜炒得香香的，阿金妈端着盘子倒出小半碗混着香油的菜汁给阿金拌饭吃。那时候村里家家炒菜用得都是陈年的猪油，我看着可劲儿的羡慕。

   据说，摔下来的前一刻，阿金妈骑在高高的墙头上粉墙，白灰落了她一身。

她一边挥舞着刷子，一边语声高亢地跟旁边的人说着即将高考的阿金：“他说要去x城上大学，那是大城市，消费可高了！”旁边的人笑着搭了句话，阿金妈突然扭过半个身子，瞪圆了眼睛盯着面前的人：“不供？放屁呢！砸锅卖铁也要让他念……”话没说完，阿金妈已一头直直栽了下去。

母亲说，家乡很多年不下雪，她见过最近的一场雪是在阿金妈结婚那年，伙夫东生瘸着腿挨桌敬酒，她挽着伙夫东生的手，黑黑的脸印着银白的雪，现出一抹害羞的红色。

母亲的脸上浮起一层悲悯，那是她记忆中的阿金妈，唯一一次压着嗓子，一反常态地不再咋咋呼呼说话。

阿金妈摔到地上的时候，撞翻了一桶刷墙的白灰，大滩白色溅开，连同着浑身沾满白灰的阿金妈，像极了倒在雪地里的雪人。

   许久之后，一缕缕的血红在雪地里蔓延开来。

   事后有人说，阿金妈是跟人说话没坐稳摔的，也有人说她是因为赶工没吃早饭，头晕了才摔的。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阿金妈的骶部，连同整个髋骨，摔得粉碎。

   这次事故带走了阿金家最主要的劳动力，带走了阿金妈的双腿，带走了原本开朗自信的阿金，现在即将带走阿金的梦。

   离开阿金家的时候，已是深夜。

   走了许久，母亲幽幽地叹了口气。我忍不住回头，阿金家的红漆大门已经隐入了夜色中，看不真切。夜空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点缀着几颗星星，遥远得不知在几亿光年之外。一钩细细的银月倒是看得清楚，低得好像就挂在阿金家的石榴树枝头。

   母亲停下催促我，我小跑追上。再回头，便连那细细的月亮，也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