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史（史前史） — （思想·积累·算法） → 文明史（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我们通常所谓的人类历史，并不是指人类这个物种的自然史，而是指人类的文明史。文明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的创造。文明史是自然史的一种外化或异化。思想之所以能够创造文明，那奥秘就在于思想是可以积累的。思想史是人类文明史中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人工智能也是人类的外化或异化。进入现代文明，除了知识积累，信息算法更为重要。）

人文动机是指人类的理想、愿望、热情、思辨、计较、考虑、推理、猜测、创造乃至野心、贪婪、阴谋、诡计，等等。

思想史是通史而不是专史。专门史：从专业的角度考察问题，带有很强的技术性。哲学史只研究哲学观念与问题的演变，思想史的对象则是一切人文动机如何参与并形成了历史的整体。

历史现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思想的产物。思想与现实综合成为一个浑然不可分的历史整体。思想史不仅考虑观念本身的价值，而且要考虑各种观念具体的历史内涵和意义。

综观古往今来的史乘，革命并非只是在生活最贫困的时刻和地点爆发。

思潮，或时代精神（Zeitgeist），中国古人称之为气数转移。

在一个极其动荡的时刻，往往会同时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极端激进，要砸烂一切，从头开始；一种是极端保守，要维护一切现状，万世不变。其实，双方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对现状的任何可能改善或进步的绝望心态。

人类的思想文化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积累的，一类是非积累的。历史中的人文成分是积累的呢，还是非积累的呢？后人的道德、伦理、审美情操和心灵境界，是不是积累的呢？

人文成分大抵分为两类，一类是涉及知识性的和技术性的，是可以积累的；另一类是涉及非知识性和非技术性的，如个性的创造、个人思想与风格、人格修养、道德情操与心灵境界，是非积累的。在涉及价值观的问题上，是无法进行比较和评价的，因为并没有一个共同的尺度或坐标——关键在于道德或精神境界并不是积累的。

如果我们能从阅读人类思想史中知道有更多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思潮和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这虽然未必就能使我们更有智慧，但至少可以使我们在古往今来的各种思想面前更加谦虚，更少一点自以为是。这可以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

西方的近代化过程要从16世纪算起，中国近代化起步要迟至19世纪末才正式开始。有人说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也有人说中国资本主义在16世纪已经萌芽了。按马克思的论断，西欧资本主义的萌芽在15世纪末散见于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到16世纪前30年就已经大规模发展起来。然而，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何以竟迟迟不能开花结果乃至于长达4个世纪之久？我们也可以反问，不开花结果的，究竟能不能算是萌芽？

为什么在16世纪之前，中国文化在世界上领先，而到了近代之后局势竟然发生了逆转呢？进一步，资本主义为什么在中国不发达或者发达不起来呢？据说是生产力受到生产关系的束缚；但是，生产力为什么就不能突破落后的生产关系呢？这就在理论上陷入了一个逻辑上的兜圈子，似乎难以自圆其说。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症结可以归结到一点，即怎样设法摆正她自己对外关系的位置，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两极摇摆：在仇洋排外与崇洋媚外、自高自大与自卑自贱之间反复摇摆。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最显著的变化首先表现为科学技术。西方近代化过程中的产物，哪些对于近代化是具有普遍意义、因而是必不可少的？科学技术显然是必不可少的，某些社会体制的思想理论也是必不可少的。

近代化进程最关键性的契机乃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所引发的社会生活的思想意识方面的根本变化。但同时它也造成了一种副作用，即它使得人们力争把全部人文生活都以科学为依归，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崇拜理性或科学过了头，就成为理性崇拜或科学崇拜。事实上，西方思想和思维方式，一直有两个互相对立的路径，一是笛卡尔所开创的理性思维的道路，另一是与他同时的帕斯卡所开创的“以心思维”的道路。笛卡尔路线曾一路凯歌，但到19世纪末这种思维方式才开始受到真正的挑战——既在科学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在艺术上和哲学上。真正的理性和科学，也必须承认非理性和非科学的因素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近代科学的腾飞也似乎加深了物质文明与人文价值的分裂。

从近代中西思想文化接触的一开始，中国方面就陷入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思想误区而不能自拔，即她给学术思想划定了一条截然不可逾越的分界线，认定了有所谓中学、西学之分。如果我们能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么所谓中学西学的体用之争，倒不如说是传统与近代化或近代化自身内在的矛盾之争。

思想是历史的产物，但是它一旦形成之后就不但宣告自己的独立，而且还参与创造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它并不仅仅是消极地、被动地单纯反应现实而已，而是积极参与着创造现实。

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奇迹的关系问题。

一个人的思想更多地也许只是模仿前人的思想更甚于创造自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