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三九”第二天，一年当中最冷的一段时间刚刚开始。早上坐在班车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刷微信，一个悲伤的消息猝不及防地进入视野，菲尼教授过世了！“这怎么可能？”带着不敢置信和不情愿，我不得不试着接受这一事实，因为消息的来源很可靠，而且陆陆续续又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了印证。泪水开始在我眼里聚集，终于爬满了整张脸，又三三两两地落在臃肿的冬衣上。我不是一个会在公共场合失态的人，但是此刻，我只想任由情绪宣泄。与菲尼教授打交道的一幕幕往事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回放。
初次见菲尼教授时，我还是在读的一年级博士生，当时协助导师组织国际研讨会，菲尼教授是外国嘉宾之一。会议前一晚，我把会议材料逐一送到每个外国嘉宾房间，在当时还是学生的我眼里，这些知名的国际专家有的傲慢，有的矜持，有的严肃，有的礼貌……只有菲尼教授像加州的阳光一样带给人温暖的感觉，我清楚地记得他当时淳朴的笑容和真诚的感谢之词，还有双手递过来的一盒巧克力……我和菲尼教授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博士三年级时，我受岳礼玲老师之托，翻译菲尼教授与赫尔曼教授合作的比较法著作《一个案例：两种制度》，从中受益良多。2003年盛夏，我刚刚博士毕业并留校成为一名“青椒”，菲尼教授应邀来法大讲授美国刑事诉讼法，作为旁听者，我被他渊博的学识和对教学的热情所深深感染。课间我出于礼貌跟菲尼教授打招呼，他很开心地跟我约了时间吃饭。我还记得在双安商场周边的一个小饭店里，我很拘谨地与菲尼教授吃了一顿晚饭，他不仅送给我一本大部头的新版美国刑事诉讼法教材，而且坚持由他买单（大概是体谅新教师的囊中羞涩吧）。
2009年夏秋之交，我结束在纽约大学法学院的访问，应菲尼教授之邀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访问一个月，完成我人生中第一篇英文文章，并与菲尼教授合作讲授“比较刑事司法”课程。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无论在学术研究上，还是生活上，菲尼教授都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不教课的日子，我会在图书馆找个地方修改我的文章，每天中午，菲尼教授都来邀请我共进午餐。我不好意思总占用他时间，有时会故意换个僻静的地方，但无论我坐在图书馆的哪个位置，菲尼教授总能找到我，很绅士地问“Would you like to have lunch now?” 当我表示不需要菲尼教授这么客气时，他说他很愿意利用我在戴维斯的时间多交流。到了周末，菲尼教授还开车带我四处去游览，现在回忆起来，在加州的那一个月总是处于一种“盛情难却”的感激之中。在学术交流上，菲尼教授一般先是不吝惜赞美之词地给与肯定，然后非常认真地提出“批评”意见，当然他的批评非常委婉，令人很容易接受，并且他的意见也总是那么中肯到位。菲尼教授是我认识的最具有绅士风度的外国人，也是最符合我想象中外国教授形象的人。
2015-2016年，我在斯坦福做福布莱特访问学者，菲尼教授特意驱车三小时过来看望我，并与我讨论我当时陷入瓶颈的一篇论文。他几乎一字一句地帮我修改了这篇论文，有时候为了写好某个部分，甚至跟我通个把小时的电话。当他接受作为我论文合作者的请求时，我感到万分荣幸，他是一位真正的良师益友。在修改这篇论文过程中，他不厌其烦地跟我讨论，推敲，核实，有时候甚至推翻了前一稿重新写。由于这篇论文在我手里已经好几年了，一想到发表还要经历很长时间，我偶尔难免会显露出焦虑之情。菲尼教授在我离开加州前最后一次与我见面时说： “我能感觉到你的焦虑，但是你要写一篇论文就应该让它成为你手里最好的作品。”我当时听了既惭愧又受触动，从此内心便淡然了许多。
菲尼教授在为学为人方面都堪称楷模，突闻噩耗，很多曾经受过他帮助的中国学者，无论长幼，无不悲痛万分，深切缅怀其人其事。我与菲尼教授交往的这十几年，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每当有学术上的困惑，他总能给与及时的解答，我的几次重要项目申请，菲尼教授都作为推荐人给予我最有力的支持。就在今年夏天，我还把最新的一篇文章初稿发给他，他一如既往地肯定了论文选题并提出很多完善的建议，如今，二稿尚未完成，菲尼教授却已经不在了。
菲尼教授是个充满爱心的朋友。他会记得我儿子的名字，记得每年给我们寄圣诞卡，还会珍藏我们送给他的每一件小礼物。最后一次在加州见面，我儿子用餐巾纸折了一只纸船，听菲尼教授夸奖，就送给他做礼物。去年夏天菲尼教授在邮件里还提到我儿子送他的纸船，让我告诉儿子，这只小船还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呢。他是我见过最善良真诚，最值得交的朋友。
听闻菲尼教授仙逝的消息后，我一边回忆，一边感慨，作为一名学者，我要向菲尼教授学习，求真务实，不骄不躁；作为一个人，我也要向菲尼教授学习，与人为善，不存私心。愿菲尼教授在另一个世界永远带着他爱尔兰绅士的微笑……我在邮箱里输入菲尼教授的名字，弹出来几百封邮件，却没能找到一张我跟菲尼教授的合影。或许一直觉得未来可期，才没能珍惜过往，早知道应该多拍几张合影的[流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