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突然想起惠老师，才发现这个姓氏是多么特别，几十年来，竟然再没有碰到过这个姓氏。
我上小学一年级，他正临近退休，身体已经不太好。因为他家离学校很近，每天下午放学后做值日，他都是从家里拎一桶水到学校来。一百多米的小路上，拎着水桶的他总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中途还要休息好几次。后来他告诉我们，他的大腿外侧做过手术，里面一直放着一块钢板，所以走路才会特别吃力。可惜年幼的我们并不能完全领会他的艰辛，依旧顽皮，总是让他操碎了心。
我们那个小小的班级，总共十个小小的人儿，有一半都当了班委，平均每个干部领导一个小兵。六一的时候，他领着我们五个班委照了一张合影，他坐在中间，我们五个环绕着站在他的身旁。而我，就站在离他最近的地方。我清楚地记得，照相师傅喊开始之前，他挥手示意，然后轻轻地把我脖子上挂的那把大钥匙捋到背后，这样从前面看，我的脖子上只有一根小细红绳，不仔细看，倒像是一条细细的项链，跟我的红裙子很搭。那是一张无比严肃的照片，但是每个人心里都乐开了花。
那个时代，谁也不敢对老师表达明媚的喜爱之情，更多的只有敬畏和尊重。
那一天我在语文作业本上，写错了一个“今”字，老师告诉我，多一点就不是这个字了，然后叫我把多余的那点擦掉，再重新订正一行。惠老师的四川普通话很温柔，也很好听。我一边在脑海中回味着，一边小心翼翼地擦去了那多余的一点，再认真地订正起来。然而，等到我如释重负地交上作业本，换来的却是老师满脸的惊讶和无奈，还有我脑门上一个响亮的脑瓜崩。
我捧起作业本，眼含热泪，直到一大颗泪珠滴到作业本上，视线重新变得清晰之后，我才发现原委，难怪老师会生气，我明明又写了一行“令”，而且每一个令字最下面的那点又被我狠狠地描了一下。真是越乱越慌，越慌越乱。直到今天，我一写到“今”字，总会想起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和那一记响亮的脑瓜崩。
很可惜的是，他只带了我们一年就不得不提前退休了，据说是腿疾复发。我们这群傻乎乎的小人们，依旧每天开心地上学、下学，竟然没有一个人去看望他。许多年来，我也很少想起他，偶尔打开旧得发黄的相册，看到他，才想起他。如果他还健在，应该是一百多岁的高龄了。尽管这希望很是渺茫，但我仍旧很想见他，又怕见他。
幸运的我啊，在那样的年纪和那样的年代，遇到那样的他，让我有幸收藏了一份无与伦比的独特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