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丹假定的“庄子不在意贫困”的前提下,于丹说:“一个人可以困窘于贫困,但是他的内心是不是真正在乎这种贫困,对一个‘利’字看得有多重,会决定他面对贫困的态度。庄子自己对这个‘利’字看重吗?”其实,谈论庄子是不是看重“利”,这个话题本身就荒唐可笑,但于丹谈得那么近乎真诚。于丹借用“曹商得车”这个故事来说明庄子对“利”的超越。但这个故事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得出这个结论吗?
这个故事的全文是这样的: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
于丹说:“庄子的话,可谓极尽辛辣讽刺之能事。同时也说明,‘利’这个字是困不住庄子的心的。庄子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越了‘利’,尽管他很贫穷。”
这个说法真的没错,但错就错在这个结论不是能够从这个故事得来的。从文意上看,庄子讽刺曹商的是“所治愈下,得车愈多”,显然针对的是曹商“卑己而得利”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故事是用来表明庄子对“利”的态度的话,充其量只能看到庄子反对的不是“利”本身,而是“得利”的手法。从哪里看得出庄子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越了‘利’”了呢?探讨“利”的问题,我们最好回到儒墨之学,因为这是在庄子哲学里挂不上号的话题。
还一个问题是,并没有证据证明曹商是“卑己而得利”的,在世俗的眼里,曹商是因为办事得力才得到赏赐的。所以庄子的讽刺其实有点不讲根据,那么是什么使得庄子反唇相讥呢?实际上的曹商傲慢、炫耀的态度和同样刻薄的言辞。曹商说:“受苦受累,那是我的短处;而见国君一面就能得到这么多车,是我的长处啊!”这种“不点名地讽刺”确实刻薄,其傲慢得志的表情跃然纸上。并且,曹商炫耀的是什么呢?是“商之所长也”,是自己的才能。这一点恰恰是庄子哲学所不齿的,而“不尚贤能”正是这个故事的主旨。
《列御寇》第一节就是讲列子被自己的才能所累的故事,“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列子忧心的是没有办法让人们不拥护自己,所以才有“巧者劳而智者忧”之说。而曹商“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之长也属于此类“巧”,这些才智在庄子看来都是违背“圣人”之道的,圣人之道应该是“水流乎无形,发泄乎太清”,即像流水那样纯任自然。
而这些与于丹所说的对待“利”的态度有什么关系呢?接下来于丹讲的她“一个朋友”的故事就更与庄子思想离题万里了。
她的这个朋友本心是喜欢媒体工作的,但为了“更多的金钱”,“非常痛苦”地违背了他的心而从事房地产业并发了财。这时候,他更大的痛苦来了。不得不去移民,并且先让老婆孩子去,“而他还要留在国内挣钱”。原因是“以我们家现在的家产,这个孩子如果在国内上学的话,我每天都会担心孩子被绑架。所以,我要把他们送走”。
于丹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论证“家财万贯、富比连城”的人要“被财富束缚,为财富担忧”,用以说明“利”不是越大越好。然而,遗憾的是,不仅于丹讲的《庄子》中的三个故事不能体现“利越大越不好”的观点,即便整个庄子思想也找不出这样的论述。用于丹的话说,“庄子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越了‘利’”,那么庄子还怎么可能再去谈论“利大利小”这样的入世的话题呢?
并且,于丹这个“朋友”的故事也并不能说明“利越大越不好”。如果真的是“利越大越不好”,那么他一开始误入逐利这个危险的人生道路,为什么认识到以后还要“继续挣钱”,甚至把老婆孩子移民之后还不改此心呢?更大的问题是,他移民的原因是怕孩子被绑架,如果移民则可以解决被绑架的问题,那就说明和钱多钱少没有关系了,找到一个没有绑架的国度这个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绑架问题迎刃而解后,再多的钱还会是拖累吗?
说到底,这个故事恰恰说明的是中国的环境不如那个他们要移民的“很远很远的国家”。于丹这个朋友的处境正如庄子所说的猿猴的困境,猿猴自身的灵活性没有改变,其表现不同完全是因为“处势不便”。而对于于丹这个朋友而言,那“处势便”的地方是外国,他最终的选择是“逃离中国”,换个安全的国家,而不是放弃得到的“利”!于丹是想证明这个问题吗?于丹“朋友”的故事和庄子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倒可以用来诠释孔子说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然而,于丹把中国说成了“危邦”、“乱邦”,用意何在?
于丹在这段与庄子思想遥不可及并且自身漏洞百出的论述中,想要证明的“心得”,其实还是延续《于丹<论语>心得》的思路,凭空捏造了一个怪胎般的“庄子利益观”,来继续兜售“于丹式幸福”。于丹与庄子无关的“心得”是这样的:
“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最快乐的人,既不是穷得叮当响的,也不是家财万贯、富比连城的,往往是那些由温饱到小康的这一批人。因为他们的生活还不至于过分窘迫,同时,他们也还不至于被财富束缚,为财富担忧。这些人是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都属于有资格幸福的人。但是,幸福不幸福都在你的心里。”
让温饱到小康的这批人看到“财富的拖累”,那将是面临孩子被绑架的巨大不安全(当然,通过移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让穷得叮当响的这一批人同样感到钱实在是烫手的山芋,小富即安最好。在于丹看来,“小富即安”是最好是社会状态,而拥有多的财富则是社会的极大不和谐。这就是于丹的和谐观吗?
然而,既然“幸福不幸福都在你的心里”,还和贫富有什么关系呢?于丹在《于丹<论语>心得》不是说过“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吗?怎么突然又有了以贫富划分的“幸福的资格”了呢?
于丹,你自己想明白了吗?如果你自己相信你所宣讲的道理,你相信哪个说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