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反战的日籍中共党员

在中国共产党的外籍党员中，有一个甚为特殊的群体，他们不是人数较多的朝鲜籍中共党员，也不是以医技援助中国的医生群体，而是从事谍报或者从战场上被俘的士兵。在和中国共产党深入接触的过程中，他们被感化，最终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之一起战斗。而且，有位情报人员，在被投入监狱后还主动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党史。

他们就是痛恨发起侵略战争的日本籍中国共产党员。

第一位撰写中共党史的日本间谍

战争史上的间谍被对方策反的不在少数，像中西功这样义无反顾坚持与自己国家作斗争，自始至终站在公平真理一方的也许不多。

60多年前的东京巢鸭监狱里，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日本人，神情镇定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也许不久将离开这个世界，此时此刻深深地觉得有必要把我们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学到的东西留给后人。”他在被囚禁的日子里，写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叫《中国共产党党史》。这个日本人叫中西功，一名曾经活跃在抗日战线上的出色情报员。

中西功是作为东京设在上海的“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的实际掌权者，但他在中共内部却拥有一份与日本截然不同的档案：中西功，国籍日本，1931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5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文书院的间谍

1929年，出生于日本三重县的中西功以留学生的身份来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习。这是一所日本外务省开办的学校，表面上培养日本青年学习中国文化，实际却旨在培养熟悉中国的日本间谍。只不过在若干年后，日本人才知道，同文书院内部竟然长期隐藏着一个名为“日中斗争同盟”的组织，中西功便是成员之一。1932年回到日本之后，中西功继续参加反战运动。

1934年，中西功进入南满洲铁道会社（简称满铁），再次来到中国。1938年在上海的满铁调查部工作期间，中西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情报组织。1939年，中西功参加满铁调查部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打入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这一侵华日军的心脏部门和战略情报中心。他配合另一位日籍中共党员，把包括日军统帅部的某些战略决策、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内容、日军作战部署、日本和汪精卫勾结情况，以至军用作战地图、抓捕上海爱国人士的黑名单等重大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中共的地下组织。

狱中写书

1941年底，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由于日本破获了“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中西功在上海被捕，随即被遣回到东京警事厅。中西功坚信中国革命必胜，在东京警事厅的审讯中，他一再强调：“再过三年，日本将败。然后我就会大模大样地出去。”中西功被以外患罪、违反治安维持罪起诉，判处死刑。在狱中，他开始撰写《中国共产党党史》一书。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中西功果然大模大样地走出了监狱。出狱后，中西功加入日本共产党，当选过日本参议院议员。

1960年，中西功开始继续研究中国问题，结合他本人亲身经历的中国革命，对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情况进行重新审视，写下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研究著作。

据中西功的夫人中西方子回忆，1973年中西功弥留之际，怀念的仍是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岁月，他还想到中国看看，赞扬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

“中西功”不止一个

基本与中西功同样生活轨迹的西里龙夫，是日本熊本市人，出生于1907年。1926年中学毕业后即到中国上海，也在这所日本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读书，他在学校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参加反帝活动。

1930年担任《上海日报》记者，结识了鲁迅、夏衍等人。不久回到日本，在东京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同盟。1933年再次到上海，任新闻联合社上海总局记者，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搜集日本人反战组织成立后的资料。

1936年，新闻联合社和电报通信社合并为同盟通信社，他被调往南京分局工作。10月回到上海，改任读卖新闻社上海总社记者。翌年，赴南京任中国派遣军中路军的中华联合通信社驻军记者，为中共组织侦察日本军事当局的战略部署。1942年6月，在日本遭东京警视厅特高科逮捕，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被释放。此后一直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曾担任熊本县农民联盟书记长，日本共产党熊本县委委员长等职。1987年8月在熊本市逝世，著有《在革命的上海》等著作。

战俘当了“八·四会”会长

在参加侵华战争中被俘的日本人小林宽澄，经过教育觉醒成长为反战同盟的八路军战士，回国后成为对华友好人士。1955年复员回国的小林宽澄，受监视直到85岁后才解除，但他依然四处演讲作报告，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真相。现任“八·四会”会长（即八路军、新四军之会）。

原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是小林宽澄在1946年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2015年9月2日，小林宽澄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小林宽澄出生于1919年。1940年夏天，一纸红色征兵令，他成了日本侵略军的一员，被派到山东。在一次扫荡中，他被八路军山东纵队胶东支队东海大队俘虏，曾二次自杀，未遂。后来，在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感召下，在敌工科人员的苦口婆心的教育下，他自愿参加了八路军，积极进行反战宣传工作，成了反战同盟滨海支部的支部长。并在老领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的介绍下，光荣入党，成为一名外籍中共党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留在了济南市政府外事处，帮助政府做遣返战俘和日侨的工作。为便于他回国，1953年，33岁的小林调到了内蒙古丰镇人民医院任副院长。1955年12月18日离开丰镇回日本。回国后生活艰难，很难找到工作，而且一直受到日本政府的监视，这和其他回国的反战同盟战士一样，最后在一家海运公司的轮船上做翻译。

时隔67年，小林宽澄从日本再回山东，小林是要重新走一走当年走过的路，寻找六十多年前他作为八路军战士抗日时帮助过他的人，并向帮助过他的恩人或他们的子女致谢。在山东的一周时间里，他十数次流下热泪，为这个他曾经战斗和工作13年的“第二故乡”。

当年精通两国语言的小林还经常代表八路军去劝降日本兵，并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胶东地区的“觉醒联盟”，印制传单，进行反战宣传。

旁听“七大”的日本战俘

佐藤猛夫，193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系，1938年应征入伍，在日本陆军医院服役。1939年，他被派往中国，同年8月被八路军俘虏。1940年，经过思想改造教育后，开始转变，加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并出任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卫生部野战医院内科主任。1943年，佐藤猛夫经批准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还出任了八路军野战医院副院长和卫生学校讲师。

1944年，前往延安，进入日本工农学校学习。1945年，他还旁听了七大。1946年，佐藤猛夫回到日本，当年加入日本共产党。之后，他出任了日本共产党涩谷区议会议员、代代木医院院长、日本民医联副会长、保险医协会会长等职。

抗战初期，日军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很少有被俘的，有的甚至在被俘时自杀。但是随着战事的进展，必然有一些日军被八路军俘获，在我方的教育和感召下，一些被俘日军认识到了侵华的罪行，我方因势利导，由这些日本人自发组织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主要是作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宣传侵华的非正义性和给他们个人及家庭带来的灾难。反战同盟的总部在延安，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有支部。战后这些人陆续回国，继续在日本国内开展中日友好工作。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就曾是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领导人。

如今，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但愿历史的悲剧不要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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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俊龙，70年代生人。笔名看尽人间荒唐、大眼看世界、坚挺的鼻子。一个既喜欢历史又注重现实的专职写作者，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文章若干，著有小说、散文、诗歌三百余万字。现担任五块石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