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里给老人过寿有这个风俗：男过实，女过虚。我母亲是1962年出生的，母亲的六十大寿计划安排在今年年底。年末将近，作为母亲的大儿子本应在家里牵头操办母亲寿辰的相关事宜，然猝防不及的疫情让春节放假返家的计划只能暂时搁置了，何时返程成了未知数。这些天一空闲下来，脑海中都是母亲手握锄头身背匾筐的身影。是啊，想母亲哩。

大抵是我八岁那年，父亲每年正月期间都会远去淄博工作。正月里的农村空气质量很差，村里的人把上一年的收获、欠收、欢笑、悲痛、团聚、离散统统宣泄在了燃放的炮竹和烟花中，从白天到黑夜，噼里啪啦的一刻不歇。父亲出发那天一般都选择正月里的双日。村里没有班车，父亲要步行至离村2.5公里的潘坑搭车。那天母亲要起大早，应该在凌晨三四点钟，母亲为父亲烧好早饭，帮父亲打点好行装后，然后静静地坐在木椅上听着父亲远行前的交代。待父亲一切准备妥当，母亲从锅灶里拿出烘热的捆扎实的干竹，点燃后交给父亲，与父亲一同出门。母亲只能送父亲到门前的小路上，因为她的身后是熟睡的三个孩子---我们仨，她是不放心。在临别前我的父亲是否拥抱过的母亲；在路的转角没身处是否回望过家里那一点点微弱的灯火及灯火下母亲那矮小的身影，我无从得知。困苦的日子不允许我的母亲沉浸在父亲远行离别的不舍和伤心中，她要趁着晨曦未露为我们烧好一天的饭菜，也为她自己备好干一天农活的干粮。等到母亲和我们再见到父亲时已是年关的二十七八了。我的母亲就成了电视所说的农村留守妇女，数年如此。

都说留守与孤独为友，与相思为伴，可是我的母亲没有时间孤独和相思，用母亲的话说这是文化人的事。农村里春有春的种，夏有夏的忙，秋有秋的收，冬有冬的藏。东边地里的草刚清除完毕，西边地里的草又倔强地冒出了头，似乎故意和母亲做对似的；昨天是给田里的稻禾打农药，今天是给地里的玉米苗上农肥，后天要修剪茶树。每季每天的农活不停地催促着母亲，母亲像一个陀螺不知疲惫的疯狂地转动着。在我们南方农村里，采茶的季节是最有盼头的时间，茶叶是农村人一年的最主要现金来源。当时父亲在淄博工作，日常父亲是不寄钱回家的（主要是当时寄钱不方便），我家一年的开销就指望着茶季采茶的收入。茶叶是一种时令植物，不同时间的茶叶叫法也不同，清明前的茶叫毛峰，清明后的叫绿茶，它们在价格上也是云泥之别。村里的人为了在茶季有个好收成，就会出动全家老小（只要能干活的）抢采清明前的茶。父亲远在淄博，返家采茶是不现实的。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每到茶季，母亲都会把抵得上半个劳力的我劳务派遣给舅妈差使，我妹妹要照顾弟弟，所以家里的劳动力仅剩母亲了。整个茶季春寒料峭，阴湿湿的天气增加了母亲采茶的难度，而茶叶的价格犹如不景气的股市一天天的下跌。母亲不得不通过增加采摘的时间和加快采摘的速度来弥补天气和价格带来的损失。一个人的劳力终究是单薄的，整个茶季的收入只能紧巴巴地裹住日常的生活开销。但母亲从不气馁和怨叹，像一名共产党战士有着坚定信仰，随着时节的变化，有计划地细致地打理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用尽心血去呵护着田地里的每一株禾苗。

母亲常说：我们只管老实地辛苦地劳动，其他的就交给老天爷。母亲穷日落月地劳作，到了枫红霜白的深秋，老天爷也没有吝啬。沉重地抬不起头的稻穗，饱胀欲裂的秋豆，身体臃肿的玉米，生食如葛熟食如蜜的红薯······它们没日没夜地再一次又一次催唤着我母亲。

农村的山路深一步浅一步，裸露的石头左突右斜几无一履平地。母亲身材矮小，但气力不逊于男子，很多时候都是后背负着一百五六十斤的粮食，前胸用宽布带系裹着走路未稳的我弟弟。母亲必须把矮小的身子弯得更低，以保持身体的平衡，一手护着我弟弟，另一手不断地抓牢路旁的荒草乱枝，以防脚下打滑，借力而行。整个收获季母亲都是晨露未干时出门，寒月挂空时返家，风风火火、往往复复直至每一种粮食落袋归仓。此时的母亲才敢稍稍喘口气，疲惫的身体倚靠在竹椅上——“你爸爸还有十几天就回来了。”母亲对我说。

母亲没有读过书，但是好像掌握了很多字。我上小学时顽劣，心思哪里在书上呀，我的脑海里都是河里的石斑鱼、螃蟹，是树上的鸟蛋和松鼠，是电视里的白眉大侠的金丝大环刀。可母亲哪里知道我心里想的这些趣事，晚饭后就劈头就问我当天语文上课的内容，待我指给她看时，母亲会重复每天的话：“背，全背。”对于我来说，诗歌背诵还算凑合，可那种长篇的精读和略读课文犹如蜀道般艰难。我背诵时磕磕绊绊，没读过书的母亲每次却能准确无误地找到我背诵的错误或漏句之处。对于母亲是如何做到的，至今我都为之惊奇。母亲对督促我背书这件事很是执拗，凡是我背不下来，那就是跪着背、站着背、背完再睡觉。这种执拗源于母亲心中有着一种简单的、执着的、真理般的信念---读书是我们离开这块穷山恶水之地的唯一的也是最佳途径。在母亲心里书背得好就是书读得好，书读得好就是希望所在。如今我和弟弟虽无大富大贵之运，但也无需再受焦金流石、雪虐风饕之苦了。我想这也是母亲一生之所愿吧。     

一年四季连轴转的母亲是没有空暇照管我的，她把我交给了田间地头，交给了河溪丛林，摸石斑鱼，钓青蛙，抓黄鳝，掏鸟窝，捕麻雀······童年的趣事我一件都没落下。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我想我很幸福地属于前者。当然很多时候会撒野过火，偷摘别人家的黄瓜，把点燃的鞭炮扔进别人家的猪圈，惊得圈里的猪嗷嗷直叫，趁母亲不在家偷拿五毛钱或一毛钱去村里小店买糖解馋。玩过火了就超出了母亲的人生准则，受皮肉之苦也就在所难免。母亲手上的细竹丫或杉树丫重重地落在我身上，母亲边教训我嘴里如唐僧给悟空念咒般不断地念着她的做人准则---做人要老实，不能说谎；偷东西，是犯法要坐牢的；做坏事，老天爷都记着，会招报应的。在母亲的一次次教训中，打硬了我的脊梁，打正了我的言行。数十年来，我在社会上没有违法违纪，没有成为社会的不安分子，负责任地经营着我自己这个小家庭的一亩三分地，这都得益于母亲对我的不弃和深深教训。

过年之前，我和弟妹们经过协商一致同意给母亲办理了养老。起初母亲是不同意办理的，说了一大堆理由搪塞我们，说到底就是心疼我们花钱，怕花我们的钱，后来拗不过我们最终还是办理了。和母亲去办理那天，母亲一路上说自己给我们添了麻烦，增加了我们的负担，似乎花了儿女的一分钱就是她最大的愧疚和罪过。天下的母亲都如此这般吧。

感谢上苍垂怜，年底如愿返程！感谢上苍护佑，母亲六十，身体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