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如期到来了。
数以千万计的考生和家长，怀着种种不同的心绪，面对这场意义非凡的考试。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学生和家庭将面临怎样的抉择与道路？
高考的本质何在？
即便进入大学，是否意味着那是奋斗的转折点？
他们又会面临怎样不同类型的挑战？
这些问题，都不是任何个人的观点，能够给出有力答案的。
这篇长文通过数据和致力于教育公平的诸多学者的严谨研究，为您呈现高考的本质。是什么让高考促进社会地位的流动成为可能？是什么让你的人生绝地反击终究不是一个童话？
查阅文献100多篇
2017年6月5日上午8:08，安徽毛坦厂中学门口，警车为考生开道。
载有数千名考生的数十辆大巴车驶出校门，前往六安，道路两边数万名家长和社会人士冒雨夹道送行，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孩子加油助威。
这是安徽毛坦厂中学周边一个普通的故事。
考前三个月的模拟考试，复读生吴世康的成绩从年级 300 名一下降到 3000 多名，父母瞬间手足无措，在饭桌上一脸愁云。
如果不是一旁有外人，父亲吴俊肯定会把吴世康打一顿。
吴俊就是用这种强力的、暴力的方式教育孩子。他辞掉原有工作，来到毛坦厂中学当保安队长，吴家祖上没出过一个大学生。
长期以来，吴俊都认为自己没能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就是因为手里没有那张叫做文凭的纸片。他的最大心愿就是把儿子送进大学，让他“将来能吃上一碗比较轻松的饭”。
那年高考，吴世康以 526 分超过一本几十分的成绩,被武汉工程大学录取。查到成绩的时候，吴俊这位四十多岁的爷们哭的说不出话。
在这个当地居民只有1万多人的小镇上，每年都有约8000户租住在这里的外来人口，负责孩子们的衣食起居。每年都上演着数不尽的高考故事。
巴菲特有一句名言说，“最大的风险，来自于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也许对于高中生和一个个家庭来说，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对学习、高考和大学的认知。
人们知道高考重要，但高考究竟是什么呢？对这一底层问题的深度认知，也许会改变许多人对高中学习生活，以及未来人生发展的心态。
我读高中的时候物理老师曾说过一句话，“高中学习是一块敲门砖”，关键是把大学的门敲开。
我当时对这句话很不理解，即便我百分之百承认进入大学是高中学习的重要目的。
进入大学，对物理和科学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发现高中所学，对于学问的本质有着巨大的偏离，仿佛学到的是假知识。
我甚至认为，高中物理老师的观点背离了知识和学习的本质。
那时，常常听说北大图书馆，是号称亚洲高校最大的图书馆。
我在一层一层的阅览室中穿梭，没有边界的读着各种书。读的书越多，就越质疑物理老师。
我似乎能找出一百个论据驳倒他的观点。
读研究生的时候，阅读了更多的资料之后，写一篇了文章，题目是《现行高考制度的弊端及改革方案》。
目的是把高中和大学的知识衔接起来，增加考试区分度，凸显个人专长。
增加区分度是为了减少 1 分之差的种种遗憾，也是为了减少“误差”。
凸显个人专长是为了能够让一个人的兴趣专长有延续性，让高中所学的知识对于人生发展起到实际作用。
我设想的方案是：将所有的高级中学的主要学科，设置6个等级的考试。通过每个等级的考试，国家颁发证书（注明成绩），并记录到数据库中。大学根据学生的综合成绩和专长录取学生。
我查阅了 100 多篇文献，文章共计 1 万 4000多字。
随着查阅的资料和专业文献越来越多，我却最终决定放弃这篇文章。
为什么我会放弃这篇“呕心沥血”的文章？
因为，我读到了一段文字。
1、高考的本质是，平等的分配不平等的权利
杨学为先生编著的《中国考试改革研究》，让我对高考的本质，有了不同以往的认知：
渭北黄土高原上一个偏僻小山村里的杨秀茹，在丈夫猝然去世后的七年里，穿着“百衲衣”吃着缺盐少油的粗粮，上山挖药，下田种地，欠债4.6万元，把四个孩子送进了大学。
天津武清县大有垡村的李艳霞，在公共去时候家中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卖掉种田的毛驴送儿子上著名的天津一中。她的儿子安金鹏，是学校食堂唯一连素菜也吃不起的学生。
然而就是他，在1997年1月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以满分获得第一名。
1997年7月，由学校置装（别人是自费）出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夺得金牌，进入北京大学。
像杨秀茹、李艳霞这样的母亲，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中国教育报》用《啊，母亲》的标题刊登杨秀茹的事迹，并在编者的话中说：
“在这片有着厚重文化积淀的黄土地上，如此舐犊情深的母亲千千万。
如同黄河母亲的乳汁养育了中华民族，千万个母亲以自己博大无私的爱，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大智大勇并能吃苦耐劳的龙的传人，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看到这段文字之后，我立即抄录在了日记本上。
目的是提醒自己，社会现实的根本性。
所有的所谓理想的“改革方案”，必须考虑到国家要动用多少资源来实施，必须考虑一个勉强能让孩子读高中的家庭是否有资源参加这样的考试。
杨学为先生历任高校学生管理司招生处副处长、处长，管理司副司长，1987年至1999年任国家教委考试中心主任，1993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享受特殊津贴的研究员。2000年退休，受聘为国家督学、教育部考试中心研究员。
在《中国考试改革研究》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杨先生深情的谈到：高考制度是我国最公平公正公开的制度，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一年一度，临近高考，建筑工地停工，高考那一天考场附近交通管制，学生可以免费乘公交乃至免费坐出租车，一切活动为高考让路，这哪里是任何教育部门的力量能够做到的。
高考的本质不是知识问题，而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
它必须面对如此幅员辽阔，资源、经济水平如此不均匀的社会现实。任何高考制度的设计都要考虑生活境况千差万别的家庭和学生，能否顺利的参与其中。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杨学为先生在《从废科举到恢复高考——现代化视野下的科举与考试变迁》一文中再次指出“高考的本质”：
考试不是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的。
考试是在人类社会出现了脑体分工，当社会需要从人群中选拔出管理或技术人员时，即出现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时候，经过长期实践才创造出来的。
自考试诞生以来，它的主要社会作用是作为社会分工、主要是脑体分工的一种手段。
高考，表面上看，不过是高等学校选拔学生的考试。
其实质是青年人完成基础教育之后，由国家举办的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次基础性的大分工。
进入大学的，毕业后基本上从事脑力劳动或复杂劳动；
落选的，虽然以后还有多次机会，但多数人基本上从事体力劳动或简单劳动。
高考并没有造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但是，通过高考，则获得了成为脑力劳动者的资格，从而其社会地位、物质待遇，都显著高于高考落选者。
这一点，高考和科举相同。
之所以存在或者需要考试，或者说，现在之所以消灭不了考试。
从根本上论，是因为，现今社会，还存在着强制性的社会分工，特别是脑体分工，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所具备的“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条件。
考试没有也不可能造成社会分工、脑体差别，但是，考试测量了人们智力的差别，把一部分人可以或不可以从事某种工作，从而获得某种利益的差异表现出来，或者说，考试按社会的需要，按人们智力的差异，把表面上看来相同（平等）的人区分开来，使智力不同的人获得了不同（不平等）的权利。
参加考试的权利是平等的，而考试给予不同智力水平考生的结果（录取、权利）则是不平等的。
考生个体的智力条件存在巨大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考生进入大学，毕业后的社会地位，与物质待遇又存在巨大的差异。
社会怎样保证，智力条件存在巨大差异的考生，平等地获取，毕业后存在巨大差异的社会地位与物质待遇？
这就是考试。
考试的社会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平等地分配（大学毕业后）不平等的权利。
这样说，你能更好的理解。
考试就是为了保证这种分配是平等的——在分数上是平等的；同时，它又是科学的——在科学基础上的平等。
恢复高考，就是承认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脑体差别，肯定脑力劳动者对提高生产力、发展生产、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从而进行脑体分工，选拔脑力劳动者。
一言以蔽之，高考的本质是“平等地分配不平等的权利”。
高考是最主要的社会地位筛选渠道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在2015年《学习与探索》第二期的一篇文章中用数据说明了《高考与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
这篇短文不但把杨学为先生指出的高考本质——“平等地分配不平等的权利”具体化了，而且指出了其严峻性：
教育历来是社会地位筛选的主要渠道，在中国更是如此。目前，中国大陆最主要的教育筛选机制就是高考。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该机制成为社会地位流动的，最为正规的渠道，获得中产地位的很多体制机制，都与这条主渠道接轨。
如考取公务员、律师、注册会计等等，都有高等教育学习的要求。又如，户籍制度与高考相配合，只要考上大城市的好大学，即使北京、上海这样的户籍控制极其严格的城市，也都可以转户口。
清华大学数据证明，迄今为止，中国农业户籍转为城镇户籍(非农业户籍)的三种最主要的渠道是:升学参军的占23.9%，家属随迁的占22.6%，招工转干的占14.9%，其他的渠道包括购置房产、征地拆迁、城市扩建、积分落户、投资落户等等，比例都很低。
所以，千千万万的家长们，最为期盼的就是孩子能够通过高考上好大学实现社会地位上升。
目前，中国大学生中，属于农业户籍子女的高达63.3%，他们毕业后，很多人实现了社会地位的转变。
高考、正规教育是实现中产的重要渠道。
同时，也应该看到，与同龄人口比，大学生人数比例还不高，所以，高等教育虽然是最得到社会认可的实现中产的渠道。
但是，毕竟人数、比例比较有限。更何况大学生毕业后情况复杂，有些顺利上升，另一些则还受到各种阻碍。
一些重点大学毕业生，进入中产相对顺利些，而大专生要想进入中产则困难重重。
所谓重点大学，最主要是被称作 985 和 211 的学校，但两类合在一起，仅占全国在校大学生的比例为 10.15%。
比重点大学再扩大一个范围是普通本科院校，这类普通本科(包括上述重点大学)占全国在校大学生比例为 52.33% ，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进入中产职业的比例高于下面的几类高校。
如果再扩大一下，可以加上一些新办的所谓“独立学院”的本科学生 11.19% ，和所谓民办本科的学生比例 2.77%。所有以上这些是所谓“本科生”，他们进入中产阶层的比例会相对高一些。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目前高等教育中还有另一类学生，其中比例较高的是“高等职业学校”(高职)在全国高校大学生中占比例为23.25%，民办大专占6.86%，以及高等专科(大专)占3.60%，这三类学生合在一起比例为33.71%，即占到目前在校大学生的1/3。
这样高比例的大学生，毕业后，进入中产还是有巨大障碍的。 这类大学生来自农村的比例甚高，毕业后，又往往受到户籍歧视。在大城市、特大城市上升的渠道受到重重阻碍。
本科生与大专生之间有明确的分界，很多人试图通过“专升本”突破障碍。 从所学专业看，这些人更适合于在大城市找工作，但是，目前的户籍制度对他们不利。
农村来的大学生，往往是农民家庭几乎付出全部积蓄才获得了高校文凭，父母对他们期望值很高，回农村的可能性极低。他们是城市里具有强烈奋斗心、具有极大上升动力的群体。
由于受到种种的制度阻碍，甚至排斥而难以进入中产，这对于他们本人及其家庭都打击极大，我们必须予以重视。
简言之，考上大学意味着有更多的人生选择，例如考研、考取公务员、律师、注册会计。如果不能上大学，意味着这些人生道路的可能性被制度刚性的限定住了。
从数据来看，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有着显著的关联。下图显示了1950-2010年之间146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与受教育程度的1596对观察值。显然，受教育年限与收入呈指数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就越高。
上图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首席教育经济学家，哈利·安东尼·帕特里诺斯和前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前世界银行人力资源顾问乔治·萨卡罗普洛斯合写的一篇论文，《教育：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全球挑战 》。
更多的研究数据毫无例外的表明，受教育多的劳动力享有较高的工资待遇。
教育水平不同，或学校教育年数不同的劳动力，具有以下三个普遍特征：
1、不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还是没有文化的劳动力，两者的平均收入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
当他们处于职业生涯的中期时，收入达到最高值，然后收入曲线趋于水平延伸或开始下降。
2、受教育越多的劳动力，其收入的增长速度也越快，在大多数情况下，其职业生涯的起点工资也较高。
3、受教育较多的劳动力，达到其收入顶峰的时间要比受教育较少的劳力晚，而他们退休时的收入却较后者高。
以改变身份为第一追求目标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谢泳教授，在《恢复高考30周年:纪念的钟与反思的鼓》一文中简要回顾了科举与高考史上平等与不平等的变迁：
中国传统社会由靠军功、举孝廉、重门阀再到科举制度的成型和完善，社会精英间的流动秩序本来早已形成，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完善，为社会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提供了严格的制度保障。
潘光旦、费孝通和何柄棣等人关于科举的研究都证明，至少明清以来，社会下层通过科举上升的渠道基本是畅通的，历朝平民出身的进士比例相对较高。
晚清新学制度建立后，现代精英的出身，以学校毕业（包括留学）为基本标志。
新学校制度建立的目的，在于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但因为新学校制度，以现代多学科制度为基本教育目标，事实上加大了教育的成本，反而使教育的普及程度受到了影响。
科举时代，读书人承担的教育成本，在城乡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相对单一。
在科举时代，中国的读书人大体是平等的，或者说读书的基本条件没有本质差异。但新学校制度建立后，城乡间读书人的差别立刻显现，而且越往后越大。
到了1949年后，随着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中国农村和城市间的鸿沟，对于平民来说，基本不可逾越……
一个基本事实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县级以下基本没有优质高中，这一现状至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在享受教育资源方面，和市民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基本没有公平可言。
对中国农民来说，高考从来都是以改变身份为第一追求目标，追求知识是次要的。
那时山西县级中学里随处可见的一条标语是：“同学，记住，你的身份是农民！”借以鼓励乡村学生用功高考。
谢泳教授的最后一段的结论毫无疑义是正确的，深刻的：改变生活境况，就是平民对高考的第一追求目标。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近代以来，教育公平是增加了，还是如同谢泳教授所说的那样降低了？高考留给平民的希望到底有多大？
2012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一篇文章《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给出了翔实的数据。
这篇文章由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讲师梁晨，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李中清合写。
文章首先用数据指出，科举时代的公平性有限，即科举对社会阶层流动的贡献存在，但程度极低：
1949年以前，普通民众只在理论上有获得精英教育的可能，最终能进入精英教育体系的基本是有条件的少数人。
如明清的科举制，其提供的名额仅占全国人口极小的比例。清末举人的比例为千分之一，进士仅约占万分之一。
参加科考需要经历长期知识准备，一般家庭子女很难做到。这导致绝大多数科举成功者都来自少数有条件的地方家族。
目前主流学界认为，由科举所引起的社会流动，只在极为有限的阶层和人口中发生。科举对于大多数人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
近代以来大学，成为精英教育的代表，被权势、财力锁垄断的局面并未改变。
高等教育规模有限，1928 年-1949 年间，中国累计有大学毕业生 18.5 万人。
以 1949 年底全国成年人口计算，大学毕业生比例接近万分之七，略低于清代举人的比例。
各级教育均未普及，学习成本高昂，绝大多数适龄青年由于知识与经济水平原因早就被排除在大学门外。
1929 年有研究者对中央大学 182 名大学生调查后感慨道：试问一般工人和农民家庭，哪有这种剩余财富供儿女们上这样的大学？多项社会调查，和学人回忆也都表明民国大学有明显的贵族化倾向。
然而，数据表明，建国后，中国的高考制度有效的增加了阶层流动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大和苏州大学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城镇；之后乡村学生所占比重开始增加。
1950年代初，近 90% 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全国约 80 万个村庄中，但两校几乎没有学生来自农村，来自县镇的也很少。
1952-1955年间，北大农村地址学生的比例从 2.4% 增长到 6.5% 。到 1980年，这一比例增长到 12.8%，1985 年更是一度达到 19.4%。
1990 年代后期，这一比例保持在 12%-15% 左右，乡镇地址的学生比例超过 7%，两者相加，城市之外的学生比例保持在 20% 上下。
作者对中美两国的数据对比中指出，中国的教育对阶层流动的贡献度优于美国。
北大和苏大的数据表明：中国父母职业对孩子教育的影响比国外要弱。
根据两校学生填报的父母职业，虽然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子女的总数，占学生全体的多数或接近多数，但并没有像国外大学那样占绝大多数。
北大工人与农民子女的总比例，达到学生总数的 30％ 以上，苏大工人与农民子女比例在 40％ 左右。
相较于国外，中国教育系统更有效地削弱了父母职业对子女的影响，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
中国的教育革命，不仅在于中学教育领域保持了生源的多样性，更重要的在于形成了一套教学制度与方法，使得一部分家庭文化资源相对薄弱的工农子女，能够和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子女一样，赢得高考，进入精英大学。
精英教育不仅决定学生个人的命运走向，也基本决定了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各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等社会精英的构成与来源。
相当部分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都出身于工农家庭，他们的聪明才智不仅没有因为家庭背景的贫弱而被埋没，反而被教育机制所激发，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这种教育革命对社会结构转变的影响是空前的。
中国精英教育领域内的这场重要转变，不仅相对于自身的传统是革命性的，而且与当下作为中国高教改革参照系的美国相比，也是成功的。
二战以后，美国也曾在精英教育领域内努力促进生源多样化，但所取得的成效与中国的无声革命相比尚有差距。
例如，美国最精英的私立大学，直到 1969 年才开始接受女学生，对少数民族学生入学，长期以来多有限制，多数精英大学低收入家庭子弟处于边缘。
近 20 年的情况更是如此。
有调查显示，在全美最优秀 30 所大学中的大多数学校，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 50％ 家庭的学生比例，从 1983 年的 20％—30％ 下降到 2003 年的 10％—15％，短短 20 年间减少了一半。
2004 年，146 所精英大学中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后 25％ 的学生只占 3％，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前 25％ 的学生占 74％。
哈佛大学 2004 年超过 70％ 的学生，来自家庭年收入属于全美前 25％ 的家庭；而家庭收入属于后 25％ 的家庭只提供了 6.8％ 的学生。
2008 年美国精英私立大学中，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 50％ 家庭的学生只占 12％，家庭收入前 2.5％ 的学生竟占到 1/3 强。
这说明进入美国精英大学的社会下层子女越来越少。
因此，中国当下的教育改革不应完全照搬美国经验，否则容易使得高等教育改革误入歧途。
我们认为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于工农子弟的。
传统高考内容与形式，有利于文化资本相对缺乏的社会大众，工农子弟可以通过勤学苦练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以考分作为高校招生的唯一标准部分保护了社会中下层子弟。
文末，两位作者认为：
加强精英教育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的阶层化。
自布劳和邓肯开创地位获得研究模型以来，学界就习惯按照家庭拥有资源的多寡，来解释子女的教育成就，产生了精英教育必然为优势家庭子女所垄断的看法。
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特定社会的制度与文化习惯，有可能打破简单的文化、职业间的代际传递。
中国制度的一大特色即是部分打断了代际优势传递，使得精英和“革命”可以并存，即精英化教育也能实现多样性的人才培养。
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巩固和扩大这种教育革命的成果。
那么，不公平现象是否能够完全通过高考得以消除？进入21世纪，趋势如何？
两位作者客观而敏锐的指出：
无声革命并不能解决全部的公平问题，从两所大学的材料看，无论是地理分布还是父母职业抑或社会性别等，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平等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例如 2009 年《人民日报》发文指出，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内农村学生大量减少，这一情况非常令人担心。如何保持过往无声革命的成果，是当下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
如何保证无声革命的成果？
不但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也是高考制度改革的重要课题。
这个问题在2011年前后凸显出来。
寒门再难出贵子
2011年8月22日，在多数高校已经开学的时候，央视《新闻1+1》出了一期节目——“重点大学，农村生源为何减少”。节目采访了多名教育界专家学者，给出了不容乐观的数据：
中国农业大学这所重点大学，出现了一个变化引起社会的关注，在十年当中，今年第一次出现了农村生源低于 30% 的现象。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 1978-2005 年近 30 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 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系，2010 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 2010 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 17% 。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 62% 。
不仅仅是北大清华，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节目的观点鲜明，有力。
节目末尾，主持人李小萌说：
今天我们说重点大学当中，农村生源比例下降，其实讨论的是一个知识还能不能改变命运的问题。
在节目开始之前，下午开始，我做了一个网上调查，我出的题目是，你还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吗？
这样一个题，这个当中，我一直在监控着比例的变化，其实出乎我的意料。一开始到现在，相信都是占到了大比例，当节目开始前，还是占到一半以上的比例，所以说大家对这一点还是充满了信心。
怎么样让这个信心，得到制度安排上的保障，才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现象很复杂，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是确实要引起注意的是我们要提醒每一个人、提醒社会，穷不能成穷的理由，富不能成为富的理由，只有在每一个阶层之间能够形成有效的、公平的流动，才能让阶层之间形成对话、沟通和信任，才能让社会容易达成一种共识。
教育的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能够让孩子们，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如果是处在相对弱势的，能够相信通过个人的努力，能够获得上升的渠道，能够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可能才是关键的。
在这个时候，如果失去信心，恐怕是我们每个人不愿意见到的情况。
我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是，虽然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比例，占到一半以上的，但是这个事实的另外一面同样真实：有接近一半的人不再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
“寒门再难出贵子”，自2011年以来，成为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
“做了 15 年老师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2011 年 8 月一名教师在网上发帖称，现在成绩好的孩子越来越偏向富裕家庭，在网上引起热议。
另有来自永乐大帝二世所写的《寒门再难出贵子》，本出自天涯，后有网友将帖子整理编辑。内容发人深思，提出了家庭教育所带来的思维方式对人在生活工作中的影响，有些残酷有些无奈，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发帖网友 linyang2000 是一所中学的老师。
他称，近两年学校里的中高考状元，基本家里条件都很好。
中考结束，学校有5个排名前列的孩子都上了重点线。他们都来自开跑车、住别墅的家庭。这个月，这几位学生的家长们，还商议送孩子去澳大利亚参加夏令营。
“反观我们小时候读书，成绩好和家庭条件基本成反比。班上同学读书好的，家里都很穷。”linyang2000感慨，“现在的尖子生，除了家庭教养外，父母都舍得花钱，送各种培训班，甚至请私人家教，成绩都是钱堆出来的。”
“我绝对相信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够出高考状元，能够上名校，但是他们所付出的精力，所吃的苦头，真的比家境优越的孩子要多得多。”网友“青青木瓜香”说。
20 年前“寒门出贵子”，20 年后“寒门难出贵子”，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对此，北大湖北招生组负责人朱怀球表示，“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拿什么和他们争？靠什么改变命运？”
教育公平是世界各国都在始终面临的挑战。
在 2007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协助其成员国制定教育政策等目的，而准备的文件《不要更多的失败：通向教育公平的10个步骤》中，教育公平的定义为：
“教育公平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是公正（fairness），就是要保证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等个人和社会因素，不妨碍人达到其能力所允许的教育高度。
第二个含义是覆盖( inclusion)，就是要保证所有的人都受到基本的、最低标准的教育—例如，每个人都应该能够读、写和做简单的算术。”
其中的第二点，我国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在第一点上，我国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成就卓著，但挑战巨大。
促进教育公平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也是近些年来教育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得到教育部门的支持。大批的学者持续致力于相关课题的研究。
2013年7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提出了代表性观点。随后《中国青年报》以《社会学家李强：高考改革应取消加分恢复全国统一命题》为题刊发文章。
李强教授在访谈中提出两个鲜明的观点。
（1）、在现实环境下，农村孩子唯一能拼的只有高考成绩。
李强教授指出：
清华大学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去年调查了全国高校学生的基础信息。比如入学分数、家庭情况等。
我们发现，如果不算高考加分等因素，农民的孩子总体竞争力还可以，不亚于工人家庭的孩子。
但如果把加分等因素算进去，各类管理者家庭的孩子，和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孩子的优比，要远远高于农民的孩子。
如果再把自主招生的因素加进去，农民孩子的优比指标得分更是会出现骤降。
我们现在的教育政策有两个取向：
一是教育公平，农村孩子应该有和城市孩子一样的机会去上好大学；
二是人才创新，绝不能把学生完全变成考试机器，所以才会有高校自主招生等方式，来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学科特长。
这两个取向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在现实中会产生冲突。
城市孩子，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会接触各种课外知识、特长辅导、竞赛比赛，综合素质上农村孩子怎么可能拼得过呢？
更何况现在所说的综合素质更多是指知识的广博程度。
所以，现行的教育政策很尴尬，在当前的现实环境下，农村孩子唯一能拼的只有高考成绩。
（2）、高考改革应取消加分恢复全国统一命题。
李强教授说：
在全社会诚信道德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加分猫儿腻太多，应该把高考加分都取消，让所有学生公平竞争。
我们还建议高考恢复全国统一命题。
美国公平竞争环境相对不错，SAT、托福等考试都是全国统一命题，但结果仍然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上名校的概率更大。
这不是因为权力寻租或者腐败，而是富裕家庭孩子所能享受到的教育条件更优越。任何制度下，差异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国家首先要在制度设计上做到公平。
2、农家子弟还能从中获得什么？
显然，对于高考，所有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鲜明的。高考是当前，寒门家庭向上层流动的可靠通道，虽然挑战严峻。
2015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在论文《再认识大众高等教育：农家子弟还能从中获得什么》指出了高等教育竞争的残酷性：
现代大学建构了新的社会身份，替代血缘、地域与阶级等先赋性因素，“教育获得”成为“成就性的自我”。——奋斗了18年，终于成了“同桌的你”。
高等教育已从城邦之外，步入城邦的中心，它奠定了一个社会最核心的秩序与结构，无论经济还是政治。
此处的知识，是力量，挟知识之魔力，高等教育成为新的图腾，是有限机会的争夺，是稀缺资源的分配，是跨越阶层分割的阶梯，是青年励志的通道。
当然，更被期待为承载社会公正的窗口。
同时，进入大学之后的的挑战仍在，且绝不可掉以轻心。
进入新世纪以来，寒门子弟在进入大学之后面临新的挑战是，消费时代的社会观念和知识的力量之间的较量。
刘云杉教授在论文结尾处，以诗歌般的语言，提醒这一挑战的严峻性：
大众高等教育时代，金钱撕裂了校园，消费主义侵蚀了、或者说重构了同学关系：
知识不再仅是象牙塔中的“光”，也不再是作为城邦基石的“力量”，而是“财富”——是一个大众时代、消费社会中的琳琅满目、良莠参半、丰富得冗余的“商品”。
在这一场教育消费的嘉年华中，不仅有广告的诱惑，有模特的展示，更重要的是，还有设计巧妙、看似合理有效的商品陈列通道，一种结构性的强制。看似消费者兴之所至，实则每一步都在计算和控制之中。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精英已是过去的名词，他们更像是一群被投放在大型购物中心的漫步者，目标不同、兴趣各异，更重要的是荷包的厚薄不同。
有人娴熟老练，有人笨拙羞涩；有人挥洒“占有”物的激情与兴致，有人掩饰被“物”排斥的失意与愤怒。
在这个并不宽裕的空间中，他们注定要“偶遇”，目光相碰，迅速瞥开，再套上漠然、疏离、空洞的外壳……割断了手足的连带，切断了来路去处的历史因缘，原子化的个人在物的丰盛里沉醉，在精神的荒漠处放逐——“屌丝”成为热词。
渴望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们，在这一场教育消费的盛宴中，最终将收获什么呢？
进入大学的平民子弟，能否避开消费陷阱，能否最终奋斗出自己和家庭想要的生活，他们在在大学里终将收获什么？这个问题，只能由已经步入成年的学生本人来回答。
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心智问题、是实践问题、是人生问题。
用你的一生，去奋斗出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
刘媛媛，1991年1月4日出生，90后。
11岁时，被家人从农村送到市里读初中。“那时我爸爸一年都不会去一次，所有的事都要自己做。”
她高考考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科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读研究生。
2014年刘媛媛获得安徽卫视《超级演说家》第二季冠军。毕业后，2017年出版《我不惧怕成为这样强硬的姑娘》，现任媛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CEO。
刘媛媛的履历印证了，并正在印证着，至今仍在流传的，她在2014年获得冠军的演讲《寒门贵子》：
先拿我自己说，我们家就是出身寒门的，我们家都不算寒门我们家都没有门，我现在想想，我都不知道，当初我爸跟我妈，那么普通的一对农村夫妇，他们是怎样，把三个孩子我跟我两个哥哥，从农村供出来上大学、上研究生。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特别幸运，我爸跟我妈都没怎么读过书，我妈连小学一年级都没上过，她居然觉得读书很重要，她吃再多的苦也要让我们三个孩子上大学。
我一直也不会拿自己，跟那些比如说家庭富裕的小孩做比较，说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或者有什么不平等，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世界是有一些不平等的。
他们有很多优越的条件我们都没有，他们有很多的捷径我们也没有，但是我们不能抱怨，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尽相同的，有些人出生就含着金钥匙，有些人出生连爸妈都没有，人生跟人生是没有可比性的。
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完全决定于自己的感受，你一辈子都在感受抱怨那你的一生就是抱怨的一生，你一辈子都在感受感动，那你的一生就是感动的一生，你一辈子都立志于改变这个社会，那你的一生就是斗士的一生。
我们继续看，刘媛媛的个人史诗般的奋斗史。
英国有一部纪录片叫做《人生七年》，片中访问了十二个来自不同阶段的七岁的小孩，每七年再回去重新访问这些小孩，到了影片的最后，就发现富人的孩子还是富人，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
但是里面有一个叫尼克的贫穷的小孩，他到最后通过自己的奋斗，变成了一名大学教授，可见命运的手掌里面是有漏网之鱼的，而且现实生活中寒门子弟逆袭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
所以，当我们遭遇到失败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原因，都归结到出生上去，更不能去抱怨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不如别人的父母，因为家境不好，并没有斩断一个人他成功的所有的可能。
当我在人生中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我就会在北京的大街上，走一走看着人来人往，而那时候我就想“刘媛媛，你在这个城市里面真的是依无所依，你有的只是你自己，你什么都没有，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单枪匹马在这个社会上杀出一条路来。
这段演讲到现在已经是最后一次了，其实我刚刚在问的时候发现了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出身豪门的，我们都要靠自己。
所以你要相信，命运给你一个比别人低的起点是想告诉你，让你用你的一生去奋斗出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
这个故事关于独立、关于梦想、关于勇气、关于坚忍，它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童话，没有一点点人间疾苦；这个故事是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这个故事是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刘媛媛的成功有目共睹，但她的奋斗历程仍未结束。
当你在读到这里，感到热血沸腾，或者感到鸡汤终于来了，而怀疑这是少数人幸运的奋斗童话的时候，让我们再回归严谨的科学研究。
让我们看一看，那些奋斗的故事是否有一条颠扑不破的法则在？
3、毅力，预示成功的最强要素
安吉拉·李·达克沃斯，华裔女科学家。她的人生轨迹，是一位典型的华裔女性的奋斗历程。
她是哈佛大学神经生物学学士，牛津大学神经科学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
达科沃斯是畅销书作家和TED（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即技术、娱乐、设计，国际著名的TED大会）的著名演讲者。
她是品格实验室（ Character Lab）的创始人。
在过去几年里，达克沃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职心理学教授期间，致力于研究毅力和成就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一研究成果对每个人的成长、对每个家庭发展的重要价值，达科沃斯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
达克沃斯的 TED 演讲被观看了超过一千万次。在 这场演讲里面，达克沃斯指出，要想成功，热情和持久力或者毅力（grit）比智商等其他因素更重要。
达科沃斯在博士毕业后曾任麦肯锡顾问，随后她放弃优越的待遇，成为一名中学数学教师。
她作为志愿老师参与的学校是致力于帮助美国穷人上大学的 KIPP 学校。KIPP的意思是，知识就是力量项目（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 ）。KIPP是一个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学校群，堪称是美国版的“高考工厂”。这个为穷人准备的学校联盟的教学理念极其鲜明：
如果说学生每天都带着注定要失败的101个缘由来到学校，我们就要准备好101个解决办法，让他们一定能够成功。
我们对学生提出了很高的期望，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告诉他们将在哪年上大学。
正是这段经历，启激发了达科沃斯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科学研究。
在TED演讲中，达科沃斯讲述了这段研究历程和重要结论：
在我27岁的时候，我辞去了一份非常有挑战性的职业—企业管理咨询， 转而投入了一份更加具有挑战性的职业：教育。
我来到纽约的一些公立学校教 7 年级的学生的数学。 和别的老师一样，我会给学生们做小测验和考试，我会给他们布置家庭作业。 当这些试卷和作业收上来之后，我计算了他们的成绩。
让我震惊的是，IQ 的高低并不是我最好的和最差的学生之间唯一的差别。
一些在课业上表现很好的学生，并不具有非常高的 IQ 分数。 一些非常聪明的孩子反而在课业上表现的不那么尽如人意。
这引起了我的思考。当然，学生们在7年级需要学习的东西 是有难度的，像比率，小数，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但是这些概念是完全可以被掌握的，我坚信我的每一位学生 都可以学会教材内容，只要他们肯花时间和精力的话。
经过几年教学之后，我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在教育方面所需要的是，从学习动力的角度和心理学的角度， 对学生和学习行为进行一次更为深刻的理解。
在教育体系中，我们都知道评价优秀学生的标准就是 IQ， 但如果在学校和生活中的优秀表现，远不仅仅依赖于你轻松高效学习的能力呢？
所有我离开了讲台， 回到学校继续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
我开始研究孩子和大人， 在各种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 以及在各项研究中，我的问题是：谁才是成功者，为什么他们会成功？
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前往西点军校展开调研， 我们试图预测哪些学员能够耐得住军队的训练，哪些会被淘汰出局。
我们前去观摩全国拼字比赛，同时也试着预测哪些孩子会晋级到最后的比赛。
我们研究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工作的， 刚入行的老师，询问他们 哪些老师决定会在学年结束后继续留下来任教， 以及他们之中谁能最快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我们与私企合作，向他们询问哪些销售人员可以保住工作， 哪些可以赚钱最多？
在所有那些不同的情境下，一种性格特征凸显了出来， 这种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成功。
而且它并不是社交智力。 不是漂亮的外表，强健的体魄，也不是很高的IQ，它是毅力。
毅力是对长远目标的激情和坚持， 毅力是拥有持久的恒劲， 毅力是你对未来的坚持，日复一日 不是仅仅持续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 而是几年甚至几十年努力奋斗着，让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
毅力是把生活当成一场马拉松而不是一次短跑。
回到本文的开头，数据和无数的事实证明，杨学为先生的观点是深刻的：高考的本质是“平等地分配不平等的权利”。中国如此，美国也如此。
高考作为一个分类的机制，它做出区分的最重要因素，不是代际传递所造成的影响，不是社会关系，不是智商，而是毅力。
所以杨先生的话可以改为：
考试按社会的需要，按人们毅力的差异，把表面上看来相同（平等）的人区分开来，使毅力不同的人和家庭获得不同（不平等）的权利。
那么，平民子弟、寒门子弟究竟能从高考、从大学中获得什么？
那就是，用毅力跑完这场人生马拉松赛，奋斗出一个绝地反击的人生。
4、高考公平之后的公平
我们知道，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使得高考越来越不是改变社会地位的唯一道路。
但是作为家庭投资，个人发展投资，高考依然是改变社会地位的性价比最高的道路。甚至对于许多家庭而言，是唯一的通道。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面对着经济、社会地位、资源的不平等，这是人所共知的现实。
基于大量的数据，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高考是全世界最为公正公平公开的制度，尽管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恢复高考以来，无论寒门与否，分数面前一律平等。虽然这个平等之后，又有着种种的不平等。
但在这解不开的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种种不平等的扭结的背后，严谨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仍然存在一种更深层的平等。
这种平等来自人的品格，以及对人的品格的塑造。它的名字叫：毅力！
于是，我们再次回到了2000年前祖先对我们的教导。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道德经》。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
这是所有的学生，所有的家庭，在面对高中、面对高考、面对大学、以及面对人生无数困难抉择时的最高准则。
是毅力，是自强不息，让你的绝地反击不是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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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本文献给那些奋斗着的学生、家庭。
谨以本文向文中提及的学者们致敬，向更多的致力于教育公平的人们致敬。同时也向《新闻1+1》栏目和《中国青年报》，以及本文提及的各学术期刊、以各新闻媒体致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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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阿娜、田豆豆.《重点高校农村学生越来越少》，《人民日报》2009年1月15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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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李强：高考改革应取消加分恢复全国统一命题.曹原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7月05日 0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