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完了本书的最后两章。精彩的内容很多,但让我印象较深的有如下几点:
一、当任何机构变得过大、过细、过于分化后,机构的良心往往也被分解得支离破碎,冲淡得几乎不存在,于是组织中便出现了潜在的邪恶。
作者之所以用“邪恶”一词,主要是在阐述团体及个人处在“善与恶的矛盾”中如何避恶向善时提出的上述观点。它使我想起二战时期很多参与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德国士兵受访时的答复。在今天,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只是破坏性不至于达到夺取他人性命的程度。
二、懒惰是人类的原罪,而改变是人类的原恩。正是如此,我们才拥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改变自己。所以,根本就没有人性这回事情,是改变把我们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
三、在承担责任方面,很喜欢作者引用贝林根神父的一段话:
当有人问贝林根神父,数十年来他的工作似乎没有任何明显的效果,他是靠什么坚持下来的?他回答说:“我根本不考虑结果,结果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只是去做我觉得是正确的、应该去做的,其余的就交给天意”。
四、当意识通过“观察性自我”的训练发展到“超越的自我”这个阶段时,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不能发怒,而是说我们不能随便发怒,从而被愤怒这种情绪控制。
相反,我们可以在需要发怒的时候发怒,在不需要发怒的时候不发怒。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控制情绪,成为情绪的主人,让自己获得情绪自由,在心灵上更有力量。
作者对“观察性自我”和“超越的自我”的分析,给了我很大启发。
五、自我和灵魂常常陷入矛盾和冲突之中,自我需要拥有,拥有得越多越好;而灵魂需要放弃,放弃得越多越自由。
人不可能放弃自己没有的东西。放下自我,首先需要我们得到自我。如果说我们前半生是努力追寻自我,那么后半生就要放下自我,让自我追随灵魂。
因此,作者认为,所谓中年危机,就是在该放下的时候没有放下,这才让人焦虑不安,忧心忡忡。获得自我的过程是缓慢的,放下自我的过程同样如此。如果放下的过程受到阻碍,我们的内心就会出现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