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刘邦是如何让叔孙通粗创汉朝礼仪的，汉朝的礼仪是儒家礼仪，治国方略确实道家无为而治，是矛盾结合体吗？文章中我们详细介绍了叔孙通是如何访问齐鲁孔孟之乡为刘邦制定怎么样的汉朝礼仪，我们常说，汉朝初年以道家无为而治治理国家，实际上是错的，道家无为而治不过是政治上根据秦汉之交天下大乱楚汉战争给社会造成重大破坏后，统治者考虑民间百姓的承受能力，总体而言，使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但是在具体问题上，还是区别对待。汉宣帝总结出“汉家自有汉家制度，本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或者说汉朝初年经济政策上采用的是道家无为而治理念，将秦朝时期针对全国领土进行岭南移民、长城戍边、大修皇帝陵墓规模缩小，缩小到老百姓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而皇帝制度的保留，一定程度上说是法家的发明，李斯和韩非是法家代表人物，帮助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度，韩非是理论家，李斯是具体执行人。而长幼尊卑父死子继跪拜之礼本就不是儒家的专利，是周礼中规定了的，这也是当初周朝讨伐商纣王的出兵借口。
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叙述通篇对礼推崇备至，在资治通鉴第一篇的周纪中就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戊寅年由周天子下诏命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取得周天子的合法授权，韩赵魏三家就成为与齐国、楚国、燕国、秦国、鲁国、中山国、宋国等各国一样的地位。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一卷就点明了资治通鉴的主题思想，他认为周天子的职责就是社会赖以运转的礼教，而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又是匡正名分。刚开始听这段话觉得地位和名分很难让人理解，司马光进一步提出什么是礼教，从三纲五常演化而来的纪纲就是礼教，朱元璋北伐中原推翻元朝，在诏书中数落元廷纲纪扫荡，弟弑兄、臣弑君等违背纲常伦理的事，所以宋濂在起草《谕中原檄》的诏书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将纪纲与民族大义放在同等位置，很难说宋濂没有读过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在写完后，司马光活着的时候北宋上层知识分子就感觉这是一部惊天之作。紧接着司马光又将名分这种抽象性词汇具体化，地位就是君主和臣子要有所分别，而名分就更具体了，从上到下依次是公、侯、卿、大夫。将名分具体化，地位划分为主子与奴仆的关系。第一眼看到司马光的这番论断，觉得这是中国传统保守派的思维观念，主子就是主子，奴才就是奴才，长幼尊卑皆有定数，这也是中国古代从秦始皇开创的帝制时代开始，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人口在西汉末年达到第一个峰值，突破五千万，直到一千多年后的宋代才超过一个亿，为什么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面没有诞生现代科学与工业文明呢?因为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都转向经学研究，用于治世，工匠与数学推理等是不受统治者重视的，中国的工匠科学都走向了实用型，造成近代国门突然被打开后有识之士意识到东西方巨大差异。
叔孙通给汉朝制定的礼教制度是官员要遵守一定的礼仪规范，更多是对肢体语言的强调，臣子不能在君主面前肢体失礼，这是起码的尊重君权，也不能与君主宴会谋划政务的时候大声喧哗。虽然史学大师司马迁将叔孙通评价为汉家儒宗，但是司马迁也看到了叔孙通所制定的礼教制度肤浅，说他希世度务懂得见风使舵，君主想要什么就贡献什么，制定汉家的礼仪典章制度懂得取舍，因时而变，最终成为汉家的儒宗。司马光阅读了《史记》中娄敬叔孙通传后认为叔孙通后认为叔孙通学到的礼不过是皮毛。叔孙通给汉高祖制定的礼仪，不用礼教教化人心反而用跪拜这种肢体语言来谐俗、取宠、奉承于君王的糠秕之学，导致周代从孔子到孟子以来君臣之心上下同心同德的礼教沉没得不到振兴，以致于影响到了北宋，司马光觉得这是很痛心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