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点，我在杰仕酒吧喝着冰镇的爱尔兰黑啤酒，一边对不知道从哪里抓来的一打磨损了边角的硬币进行毫无意义地堆积，堆成一堆，推倒，再堆，不亦乐乎地打发时间。
毕竟，夜晚这个东西，一旦到了夏天，就像跟同一个女人相处了几年以后的感觉，同样的索然无味。
搁置在不远处的电视机上，几个壮如熊的足球球员在踢着什么看上去很重要的比赛，隔壁桌几个明显跑不动了的退休老头看得津津有味。
“我说”
我对吧台里面装模作样擦杯子的调酒师兼酒吧老板杰说，
“啤酒这个东西，当真是喝不醉的？”
“那要看人，你这种，一边手不停地往胃里灌啤酒，一边准点去排泄的人来说，自然醉不成。有的人，可是喝一口就倒下来呼呼大睡的来着。”
“一口啤酒，就呼呼大睡？”
“见过的，不仅有，而且多了。”
“真是不幸，明明啤酒可是所有夏天心情抑郁的解药啊。”
“你哪儿抑郁了？”
“哪儿都抑郁。不知道吗？抑郁最近流行的不行。”
“脑子生的毛病，也跟滚石乐队的黑胶唱片一样变成了流行？”
“那可不，这年头，你在早高峰通勤的新干线里用AK47扫射过去，倒下的尸体，十个里有八个抑郁症。”
“怎么个说法？”
“杰，你该出去走走了，去东京大都市和女子高中生们一起修学旅行之类的，涨涨见识，别一年四季就窝在这破酒吧里面……”
突然，看足球的老头儿们忽然欢呼雀跃，电视机镜头切到了一个理应大名鼎鼎的金发小帅哥（抱歉不了解足坛，念不出名字）撕烂了自己的球衣，沿着球场狂奔，嘴里不知道在大声嚷嚷着什么。
整个七十年代至今，所有进球球员的俗套，天知道再过十几年还是不是如此的没有任何长进。
我回过头来找杰，才发现，那几个老头看的兴起，又要了一堆的酒，杰去给那几个老头递庆祝进球的酒去了。面对着我的，只有吧台上那一堆乱七八糟的硬币，冰冰凉的躺在那里，就像二战死掉的纳粹尸体一样。而这两位的区别是，前者能为我换来一听冰镇的解渴的爱尔兰黑啤，而后者只能作为历史的见证被老学究们编纂历史书时颤颤巍巍地在某一页不起眼的角落写上去。
“突然忙碌了，别介意哈，这酒算我请你的。”
“总会有这种时候的，上一秒还在无聊地消磨时间，下一秒就会忙得上气不接下气。”
“你倒是意外的理解嘛。”
“上中学的时候，总会从不知道存在于何处的角落里冒出来各种完全没印象，但是马上要交的家庭作业。”
“够粗枝大叶的。”
“我还是自以为很细心的。”
“粗枝大叶加自以为是，不不不，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但是，有了这两点的男人，是不会缺女人的。”
“喂喂，过分了吧。”说罢，我把杯子里剩下的一饮而尽，还故意把杯子和桌子碰出声，掩饰被说中的尴尬。
是的，杰说的没错,的确是这样，虽然主体意识的层面来讲，并不见得愿意承认，但客观上来讲，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刚才说什么来着？”
“东京大都市里，女子高中生的短裙和大白腿？”
“再前面一点儿。”
“抑郁？”
“bingo，就这个。”
杰坐了下来，又开始继续装模作样的擦着杯子。
“我以前，念书的时候，走过我们那个破大学的宿舍楼，那是一定要撑伞的，不管下不下雨。”
“撑伞？”
“因为上面总是会噼里啪啦的有人掉下来。”
“哦？”
“有失恋了想不开的，有玩老虎机欠了一屁股高利贷的，这类货色倒算了。我还记得有个漂亮女生，公认的漂亮，家里也是个阔佬阶级，学过钢琴，开学典礼的校歌就她弹的伴奏。每次上学都是黑色的老长老长的轿车送她来的，气派得不行，不少学校里的当时的帅哥们追过她，都失败了。”
“你也追过？”
“哪儿能啊，这种姑娘，根本就不吃我们这种俗人的套路。脸蛋漂亮，个子偏矮，喜欢在左边的发髻上打一个红色的蝴蝶结…”
“记得很清楚啊，明明已经都这么些年过去了。”
“这没什么好说的,全校的男生都知道。后来，有一天，大雨滂沱，她跳楼了，咚的一声，死了，听别人，就是抑郁症。”
“跳楼死了，不得了。”
“后来听说她家里的人来学校，把学校闹的不可开交。后来听说家族里的大家长为了顾忌宗族的脸面，把这件事弄了下去，名门望族啊。诶，看上去应该非常幸福，成功的人，人生赢家，在我等的人生终点出生的人，富家大美女，受到的世俗的眷顾和我们这些无论是上帝的眷顾还是女孩都懒得搭理的尘土比起来肯定多不知道多少，结果呢？就这么死了，人一跳楼，跟做蛋包饭的时候不小心把鸡蛋碰掉在了地上似的，碎了，死了，没了，轻的可怕。”
杰放下了被擦的发亮的杯子，倒满了我的啤酒杯，加了两块新的冰块。声音低了下来，继续说道。
“说到底，抑郁症这玩意儿真是厉害，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哪怕是那位大小姐，只要一得了这病，脑子就跟接收到指令的计算机一样，跳楼去了，啧啧啧。”
说完，杰转过头去，那个金发帅哥又进了球，老头们又喧嚣了起来，于是杰又有了生意。我开始钦佩起来，杰在酒吧里放置这个电视机的用意，然后守着我的那一大堆硬币，想着那个连名字和面容也不知道的死掉的大小姐，一个人喝着酒，啤酒浓郁的棕色，就像是爱丁堡的雨一样
其实这么说来倒是挺不负责任，因为我并未去过爱丁堡，至于那里的雨的颜色更是一无所知，但有时候就是要煞有其事地费些墨水描述一番。
我，一个人，23岁男子，职业翻译，分手8个月，1984年的夏天，于杰仕酒吧，喝光了足以填满一整个游泳池的啤酒，直到口袋里的硬币空空如也，而玻璃杯里也一滴不剩。
“干我这行就和动物园里喂猩猩香蕉的的一样，你把硬币从笼子这头丢给那头的我，那头的我把啤酒从笼子那边扔给这头的你，最后大家皆大欢喜。”
诚然如此。
大家都是关在笼子里的猩猩，天天盼着有人来往自己笼子里扔香蕉。
如此这般，好久没吃香蕉了。
离开了酒吧，23:30，抢在整个城市最后一家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没打烊的水果店里，买了好多好多产自菲律宾的香蕉，多到人猿泰山也不能一下子吃完。
回到了自己的小公寓，打开了收音机，午夜电台正播放着Paolo Conto的jazz。我一边听着那个美国老男人的沧桑嗓音，一边肆无忌惮地啃着香蕉，无比豪气地把香蕉皮扔得满地都是（虽然终归还是自己打扫）。
说到底，夏天的晚上，真是有够无聊的，无聊到猩猩没有香蕉就活不下去，无聊到我只能靠jazz过活，无聊到分子都懒得做布朗运动。
那么，所谓的人生，会不会也是如此无聊着，无聊着，就十年几十年一眨眼过去了呢？就这样继续无聊着，胡子剃下来都是白的，高耸好看的乳峰变成毫无生气下垂的奶袋……
我关了收音机，无视满地的香蕉皮，像个失去希望的枯树一样倒在床上，合上了眼睛。
睡着了，做了个梦：
梦里的世界，不知道什么原因男人都消失了，只剩我一个，我还有一根奇长无比的，长得望不见另一端在哪里的阳具，上面躺着不少裸身女子在晒太阳。全世界的女人光着身子，把我围了起来，在我旁边跳着类似于宗教仪式的意义不明的舞蹈，在开心的笑着，跳着。
无聊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