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偶然》
莎士比亚戏剧《亨利五世》里有这样一句话:“那些舌尖上用功夫的家伙,凭着花言巧语,博得了女人的欢心;可他们也会推三托四,把自己的无情撇的一干二净。”也许学过《再别康桥》或是曾经因这首诗而心起波澜的人,不会想到,这句话让我第一反应对号入座的竟是这首烂漫爱情诗的作者徐志摩。
徐志摩一生的感情故事贯穿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这三个女人之间,人们习惯于把徐志摩与她们的关系解释为:张幼仪----原配,林徽因-----挚爱,陆小曼----最后的爱。后两位令徐志摩迷恋,痴狂,却唯有张幼仪被徐志摩硬生生剔除于他浪漫自由的感情之外,也正是徐志摩这般薄情伤害,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封建时代把自己活出样子的女人。
1912年,12岁的张幼仪在江苏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接受先进教育,可三年后,她就被安排辍学回家成亲,而成亲对象正是徐志摩。当时徐家是江南富商,和有一定政治经济地位的张家联姻,门当户对,一切都合乎封建社会的情理之中。张幼仪因自小接受传统封建教育自是没有反抗,15岁就当了徐家少奶奶。徐志摩看了一眼张幼仪的相片,撇了一眼说:“乡下土包子”,但他也没有抵抗这门婚事,只因“媒妁之命,受之于父母”的理由,就和他眼中的这位“土包子”结婚了。
1918年,张幼仪产下她们的大儿子阿欢,不久后,徐志摩就去留洋了,后来因种种原因,徐志摩被迫把张幼仪及儿子接到身边,张幼仪对那段回忆这样说道:“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的,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表情的人。”不久,张幼仪怀上了第二个儿子,但此时的徐志摩正在追求他的心中挚爱林徽因,根本无暇顾及这个在他眼中无足轻重的女人。于是徐志摩在得知她怀孕后对她说:“赶快打掉。”张幼仪试探的说道:“可我听说有打胎死掉的。”徐志摩更是愤愤地说:“坐火车也有人死掉的,难道就有人不去坐火车了?”我无法想象这位曾经在我眼里字里行间是诗,举止是诗,言谈也是诗的彬彬诗人,竟对一介女子,甚至是为自己生儿育女的夫人,这般恶毒残忍,哪怕我知道他厌恶这段包办婚姻,他都不该如此对待张幼仪,因为自始至终在这段封建婚姻里,她才是最可怜的受害者。张幼仪百般无奈,独自辗转柏林,产下二子,徐志摩明知她的去向,却只字不问她与儿子的生死,之后徐志摩去柏林见她一面也只是为了逼她签下那纸离婚协议书。张幼仪深知自己苦苦拉着徐志摩去维系这段婚姻只会让彼此徒增厌恶,于是她签下了,他选择放徐志摩走,放他去追求他所谓的诗里的爱情,而她也同样愿意承担这起中国史上依据《民法》的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带来的所有后果,好的,坏的,她所担心的,所害怕的,以至于到后来小儿子逝世,她都愿意独自面对和接受,因为此时的她一无所有,也就一无所惧了。
离婚后的张幼仪投奔了她德国的二哥,并进入高级学府读书,学有所成并掌握了一定人脉的张幼仪凭借自己的奋斗努力,先后担任了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云裳时装公司总经理,她的经商头脑和沉着作风,让她在大风大浪中赚了不少钱,起早贪黑,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让她在行业内小有名气,她不再像是一个离婚丧子的封建妇女,她更像是一朵经历了火海又燃燃重生的红色玫瑰。离开徐志摩的这几年,有不少追求者都被她拒绝了。她四哥说:“这几年,别让别人看见你和哪个男人同出同进,怕别人说你与徐的婚姻里是你不守妇道,丢了两家的脸面。”这种无理的要求,张幼仪毫无怨言的做到了,但原因肯定不仅仅是此,也许更多的,是她还没能从这段婚姻给她的苦痛中走出,又或者说带着儿子的她,没有勇气再开始一段全新的感情,而另一旁的徐志摩呢,继续过着自己所谓理想自由的生活,追求不到林徽因,又与陆小曼坠入情网。
1931年,徐志摩搭乘的飞机失事,陆小曼难过得死去活来,无力操办丧事,林徽因也只是让丈夫梁思成弄回一片飞机残骸挂在卧室以凭吊。被他抛弃的张幼仪呢,则沉着冷静的处理一切后事,甚至在这之后,她还每月寄钱帮助贫病交加的陆小曼,更以干女儿的名义为徐家二老送终,就连台版的《徐志摩全集》都是在她的策划下出版的。徐志摩永远也不知道,他眼中曾厌恶的那个性格沉默,没有见识,呆板乏味的女人,却爱他最深,以至于这种爱已经变成了一种责任,到底是谁在高攀谁呢,我只明白,在被抛弃,被伤害的日子里,依然能毫无怨言的负起责任的人,向来都是伟大的。
圆弧的完美在于它一笔而成,更接近于真理,所有笔直的表白都是虚伪的替身,而真正的感情应是处处都有弯折。徐志摩是圆弧的圆点,而给予他世间平淡深情的永远是决定他价值的半径---张幼仪。晚年有人问她爱不爱徐志摩,她这样回答道:“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的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可以这么说吗,患过难的才配谈深情,其余都是食物链关系。
1953年,51岁的张幼仪与苏纪之结婚,而再谈起她与徐志摩的那段包办婚姻,她说:“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世界就是存在某种没由来的爱,徐志摩出现在张幼仪的生命里一下子,却让她惦念了半辈子,也许对于这个传统的女人来说,她能给予徐志摩的爱,就是选择无条件分担这个人好坏参半的命运。
徐志摩在《致梁启超》中写道:“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的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在徐志摩的一生,我不知道他是否拥有了梦寐以求的灵魂伴侣,但我知道,他拥有了一个女人最无法衡量的深情,而他却不懂得珍惜。也许不用心去感受人情冷暖,一直活在诗里的人才最可怜也最可悲。
这场封建包办婚姻可能毁了张幼仪本应幸福的婚姻生活,但却把她变成了更好的自己,她让我们看到了封建时代的女人一样可以不做任何人的棋子,在对一件事失望甚至被抛弃之后,依然能迅速为自己的人生按下一个Fast Forward键。自爱,自重从来都该是每一个独立女性一生都应该追求的原则,哪怕面对着不堪的生活和迷茫的未来,我们心中永远要有对美好事物的期待与深情,因为在你心里爱与被爱从来都是给予,而它也永远不会让你失去。
她是一个不被徐志摩写进诗里的女人,却用行动诠释了一个女人极致的深情,人生不能太过圆满,求而不得未必是遗憾。无疑,张幼仪在她并不圆满的日子里,用了半辈子时间,不留遗憾的给徐志摩写了一首人世间最美的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