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应该要有合适的时机，还要不能只靠热情，更不能不给自己留后路。
变法应该等待合适的时机，这样不仅可已得到君王的认可，还可以使变法进行的很顺利。
形成两大对立的阶级。春秋以来,由于铁器和牛耕的推广使用，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一些奴隶主将新开垦的田地变成私产出租，这样出现了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为废除旧贵族世卿世禄的特权，确立封建统治，发展封建经济，各国相继掀起了变法运动。各国争霸的需要。当时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在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各国竞相进行了富国强兵的改革。为了增强秦国实力,秦孝公引进人才，变法图强，于是商鞅被重用。
这就是商鞅变法的社会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商鞅才会被任用。
在春秋后期地主阶级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楚悼王很想有一番作为，但苦于缺乏变法图强的真正人才和支持者。恰恰这时吴起来到楚国，吴起为楚悼王分析楚国的弊端说，楚国贫弱的原因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即大臣的权势太大，威胁着国君的权力；受封食禄的贵族太多，影响着国家的财政税收。要扭转这种局面，只有“明法审令”，尽快变法革新。对吴起分析的种种弊端，楚悼王深有感触，于是先任为宛守，防御韩、魏。一年以后，晋升为今尹，主持变法。
同样的社会时代，君王会急于统治，这时吴起的出现，吸引了楚悼王，说明了国情，提出“明发审令”然后主持变法。
商鞅见到秦孝公，是宠臣景监引荐的。第一次见面，商鞅还弄不清秦孝公的想法。他试探性地从三皇五帝讲起，还没说完，秦孝公已经打起了瞌睡。事后，秦孝公怒斥景监：“你推荐的什么朋友，就知道夸夸其谈。”见到秦孝公的这个反应，商鞅反而高兴了：“原来秦公的志向不在帝道。”第二次见面，他又从王道仁义讲起，秦孝公的兴致比前一次好点了，但还是觉得不着边际，哈欠连天。商鞅更高兴了：“秦公志不在王道。”于是，第三次见面，商鞅劈头就问：“当今天下四分五裂，您难道不想开疆拓土，成就霸业么？”秦孝公立刻精神了，他要的就是霸道！听着听着，他不由自主地向商鞅靠拢。最后，秦孝公不再矜持，激动地握住商鞅的手：“请先生教我。”
商鞅找准了时机，找到了秦孝公治国志向，然后说服了他，得到认可。
变法不能只考热情，必须要用奉献精神，不能过于操急。
商鞅当时在魏国时，知道了秦孝公的求贤令，于是就来到秦国，只能说太过操急，都没有准备好，就见秦孝公。
我觉得吴起比商鞅更着急，他在变法时提的这条，均爵平禄，凡封君的贵族，已传三代的取消爵禄;停止对疏远贵族的按例供给。太急了，直接对贵族“动手”。
商鞅为树立威信，对太子的老师动刑，为了让人民认可，这样做也太着急了，根本不知道后果，为以后埋下了隐患。
虽然说吴起和商鞅都已顾全大局，但就是没有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秦孝公死的时候商鞅应该立即逃跑，不然他就会死，但他就没有逃跑。被秦惠公通缉后，他才逃跑，逃到魏国后不收留商鞅，因为他带兵杀了庞涓和公子昂 ，所以不收留他。
吴起也是做事不留后路，因为吴起的变法影响了楚国贵族的利益，所以遭到楚国贵族的强烈反对。在楚悼王死后他也没有逃跑，之后吴起被反对者杀死，变法失败。
商鞅在变法中也针对秦国贵族，提出了奖励军公制度，只有在战场上有功劳的人才可以得到奖励，这条法令也影响贵族利益，在秦孝公死后，商鞅的到了车裂的酷刑。
他们这群变法的的人注定就会失败，但他们这种奉献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顾强恶势力的反对，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这就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