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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吕思勉《隋唐五代史》至64%。

《通鉴》云：始注与训谋，至镇，选壮士数百，皆持白棓，怀其斧，以为亲兵。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浐水，注奏请入护葬事，因以亲兵自随。仍奏令内臣中尉已下尽集浐水送葬。注因阖门，令亲兵斧之，使无遗类。约既定，训与其党谋：如此，事成则注专其功，不若使行余、璠以赴镇为名，多募壮士为部曲，并用金吾、台、府吏卒，先期诛宦官，已而并注去之。案是月壬寅朔，二十一日为壬戌，离本数先戊辰六日，连本数则先七日。注率五百骑至扶风，闻训败，乃还。其属魏弘节《传》云：勇而多谋，始在鄜坊赵儋节度府，为注所辟。劝注杀监军张仲清及大将贾克申等十余人。注惊挠不暇听。仲清与前少尹陆畅用其将李叔和策，访注计事，斩其首。兵皆溃去。《通鉴》云：仇士良等使人赍密敕授仲清，令取注。仲清皇惑，不知所为。押衙李叔和说仲清曰：“叔和为公以好召注，屏其从兵，于坐取之，事立定矣。”仲清从之，伏甲以持注。注恃其兵卫，遂诣仲清。叔和稍引其从兵，享之于外。注独与数人入。既啜茶，叔和抽刀斩注。因闭门，悉诛其亲兵，乃出密敕宣示将士。遂灭注家。并杀副使钱可复，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及其支党，死者千余人。《旧书·注传》云：初未获注，京师忧恐。至是，人人相庆。《通鉴》云：朝廷未知注死，诏削夺注官爵，令邻道按兵观变。以左神策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张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献，枭于兴安门，人情稍安。京师诸军，始各还营。此可见外援之足恃，在京师之神策军，实无能为也。《通鉴》：开成三年，初太和之末，杜悰为凤翔节度使。有诏沙汰僧尼。时有五色云见于岐山，今陕西岐山县。近法门寺。民间讹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监军欲奏之。悰曰：“云物变色，何常之有？佛若果爱僧尼，当见于京师。”未几，获白兔，监军又欲奏之。悰曰：“野兽未驯，且宜畜之。”旬日而毙。及郑注代悰镇凤翔，奏紫云见。又献白雉。是岁八月，有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樱桃之上，上亲采而尝之。百官称贺。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变。《通鉴》此文，系据《补国史》，见《考异》。甘露降树，事极浮浅，何足惑人？而克以此诳宦官者？以先已有此等事故也。文宗躬行恭俭，而在甘露变前，颇有纵侈之事，盖正以此自晦？《旧书·郑注传》：注言秦中有灾，宜兴工役以禳之。文宗能诗。尝吟杜甫《江头篇》云：“江头宫殿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始知天宝已前，环曲江四岸，有楼台、行宫、廨署，心切慕之。既得注言，即命左右神策军淘曲江、昆明二池。仍许公卿士大夫之家，于江头立亭馆，以时追赏。时两军造紫云楼、彩霞亭，内出楼额以赐之。案此事在太和九年。时又填龙首池为鞠场。幸左军龙首殿。因幸梨园含元殿大合乐，皆见《本纪》。此等事皆不似文宗之所为，而兴役以攘灾，亦岂郑注之言邪？其后开成四年正月丁卯，夜于咸泰殿观灯作乐，二月丙寅，寒食节，御通化门以观游人。戊辰，幸勤政楼，观角抵、蹴鞠，则帝已失权，非其所自为矣。昆明池，在长安西南。龙首池，在长安东北。观此，可知金吾甘露，为谋已夙，必非定于临时。则谓李训虑郑注专其功先期举事之说，不攻自破。训且无与注争功之意，安有并欲图注之心？其说更不辩自明矣。《新书·训注传》赞曰：李德裕尝言：天下有常势，北军是也。训因王守澄以进，此时出入北军，若以上意说诸将，易如靡风，而反以台、府抱关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此说真同聋瞽。邪宁卒召不可至，神策诸将，其可说乎？说之，独不虑其漏泄事机乎？自王守澄之死，宦官之佼佼者，略已尽矣。歼旃即在目前，为山祇亏一篑。傥使庑幕不扬，扃获下，宦寺既已骈诛，军人安敢妄动？即或不知逆顺，两镇新募及金吾台府之众，自足暂拒，凤翔精卒自外至，去之如摧枯拉朽矣，内外合势，为谋不可谓不周，而终于无成，则非人谋之不臧也。

唐自代宗以来，立君多由宦寺，而武宗之立，尤不以正。初，敬宗五子：长曰晋王普，次第二子梁王休复，次第三子襄王执中，次第四子纪王言扬，次第五子陈王成美。晋王，《旧书》云：文宗欲建为储贰，《庄恪太子传》。而以太和二年薨。年五岁。册赠悼怀太子。盖文宗之位，受之于兄，故欲还诸兄之子也。此在当日，自为大公。然文宗又不能无牵于内宠。六年十月，册长子鲁王永为太子。永母曰王昭仪。开成二年八月，与昭容杨氏同受册。昭仪为德妃，昭容为贤妃。见《旧书·本纪》。明年九月，开延英殿，议废太子。宰臣及众官皆不同。御史中丞狄兼谟言之尤切。翼日，翰林学士六人，神策六军军使十六人又进表陈论。事乃不果。是夜，太子归少阳院。杀其宫人左右数十人。十月，太子薨。谧庄恪。《旧书》本传云：初，上以太子稍长，不循法度，昵近小人，欲加废黜。迫于公卿之请，乃止。太子终不悛改。至是暴薨。语本《实录》。见《通鉴考异》。时传云：德妃晚年宠衰，贤妃惧太子他日不利于己，日加诬谮，太子终不能自辩明也。太子既薨，上意追悔。四年，会宁殿宴，小儿缘橦，有一夫在下，忧其堕地，有若狂者。上问之，乃其父也。上因感泣，谓左右曰：“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乐官刘楚材、宫人张十十等责之曰：“陷吾太子，皆尔曹也。今已有太子，时已立成美。更欲踵前事邪？”立命杀之。则太子之非良死可知矣。然文宗自甘露变后，久同傀儡，能否自杀其子，尚有可疑。

武宗之用李德裕，非知其材而用之也，亦以文宗末年，僧孺、宗闵之党在朝，恶其不援己，乃反其道而行之耳。适直是时，回纥衰乱，得以戡定朔方，此乃时会使然，初非德裕之力。至于削平昭义，则其事本不足称，读史者亦从而张之，则为往史之曲笔所欺矣。德裕既相，所引用者皆其党人。

宦官立宪宗第十三子光王怡为皇太叔，权句当军国事。武宗崩，怡立，更名忱，是为宣宗。时年三十七。《旧书·本纪》云：帝外晦而内明。幼时宫中以为不慧。历太和、会昌朝，愈事韬晦。群居游处，未尝有言。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强诱其言，以为戏剧。谓之光叔。武宗气豪，尤不为礼。及监国之日，哀毁满容，接待群僚，决断庶务，人方见其隐德焉。盖时置君如弈稹，诸王露头角者或遭忌疾，故帝以韬晦自全也。

《旧书·帝纪》赞，谓唐之亡决于懿宗，以其时云南侵寇不息，调兵运饷，骚动甚巨，加以庞勋起义，“徐寇虽殄，河南几空”。《旧日书·懿宗纪》。又引起黄巢起义也。然以唐中叶后藩镇之跋扈，不能戢其士卒，而恣意暴虐人民，终必至怯于公战，勇于私斗而后已。云南、徐方之变，安得不作？而中枢政令，悉为宦寺所把持，又断不能大振纪纲，削平藩镇也。故唐自德宗、宪宗，志平藩镇而未成，顺宗、文宗，欲除宦寺而不克，而其势已不可为，败坏决裂，特待时焉而已。懿宗之骄泆，僖宗之童昏，夫固不能为讳，亦如木焉，本实先拨，疾风甚雨，特促其倾仆而已，谓其倾仆之即由于是，固不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