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发小住的宅子里，有好几户人家。门前小沟跨进去，宅子天井正侧两面各延伸出一条巷子，直走穿过正面的短巷，就到达宅里的第二个天井，天井靠墙处堆砌着几级石阶，上面错落有致地安着各种盆栽，离地最远的石阶能把绿芽捧上两米多高。天井尽头是发小的家，她家对面住着一位老人家，这些盆栽的主人就是他。

老人头发修得齐整，像大坪草地短促干脆，这头发白，肤色白，衣服也白，是干净清爽的白，神采奕奕的白。老人家身材修长，五官明朗两眼有神，晨起时先要泡上功夫茶，茶过几巡还把杯子洗干净摆回原处，屋里传出收音机声，大多数时候播着音乐或新闻。藏着神秘的主人，他的屋子也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曾忍不住轻轻揭开帘子把头往里探，这屋子果真如想象中宁静，家具和摆设都井然有序地守护着他。他不责怪还没学会敲门的孩童，但也装作没看见，孩童便也不觉得失礼，再见他时还像往日自然。他不愿离开这个小屋子，宁愿一个人简单的生活也不去城里和大儿子凑热闹，这在当时实在稀奇。

听邻居的人说起，那日他像往常一样靠在椅子上晒太阳，闭着眼睛就睡着了，这一睡就再也没醒来。他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这一年，他八十有余。

出了大宅子，迎面的墙灰灰的，苔藓长了晒，晒了长，如此反复墙便灰了，若要灰色的印子浅一些，就要刷洗得勤快。孩童不洗墙，常用粉笔在墙上涂鸦，顺着涂鸦的彩色痕迹往下数，那台阶突起的第二间侧房，住着一位老奶奶。老奶奶头发常年盘起露出饱满的额头，圆圆的脸衬得那对老式耳环极巧，拿着针线的手儿顺着线扬起，手腕处的玉镯子就往下滑。

这间屋子是另一座大宅次厅的主卧，左通厅右通巷，这巷子的门一关，路人就不能一眼知晓她在家否。上午这侧门常是开着，下午就要关了去午睡，有时通天开着门，必是又有糊纸的活。这糊纸活得要召集几人，大多为年长者，热热闹闹围着敞开的方桌子，大厅边上放着糊纸需要的剪刀、浆糊、抹具。糊纸糊的不是普通的纸，而是老人仙逝用的寿衣，这纸以紫色居多，又似带着点黄，缀着黑或白。将这纸轻取铺开，沿着虚印一处处折叠，在边缘交合处用抹具均匀地抹上浆糊，或索性徒手抹上，再认真按压，轻轻捧于边上的大方凳。待到三四点散去，糊好的寿衣也不知哪去了，糊纸常剩有纸碎，却不知被谁收拾得一干二净，便始终不得细究这纸的图案。

老奶奶一人住的屋子宽敞透亮，再要放一张大床也仍绰绰有余，顶得上别人一家五口的住所，故而这糊纸定然不为贴补家用。这清晨巷子的门有时也开了又关，对面老太太又只能独自对着空气抱怨儿媳的不是。

孩童整日在家门口玩耍的日子结束后，便都晓得杰先生药铺的位置，幼儿园学校往前走30米，或小学学校往后走30米。“先生”是地方对医生的尊称，这个片区里没有不知道杰先生的，他高高瘦瘦也白皙，戴着一副轻便的眼镜，长年坐在诊桌前，屋子里人再多也能保持安静，大家怕吵着先生把脉，妨碍先生的判断。

杰先生的药铺很小，进门站脚的地方挨着长凳，又挨着先生坐诊的桌子。先生坐在桌子正对面，长凳能坐上几个人，桌子侧边凳上再坐着待诊的病人，其余的人便都站着。药铺里头是卧室，卧室床边上的桌子摆着塑料花盒和一对陶瓷小人，数十年后它们依旧如新地摆在桌上，当然床对面的黑白电视机后来换作了彩色电视。说是卧室其实也通着坐诊的地方，大伙可以边看电视边等待。杰先生把好脉，在一小沓包药纸上揪出几张来逐一铺开，再从药瓶里倒出药片，各种颜色等份地分好。夫人得空时就负责包药包，先将方纸对折成一大一小的三角形，再分别往里一折，余纸一凹，药就乖乖地呆在纸包里。里屋那猫悠闲地坐在凳子上，想起时就撒娇地“喵”一下，好像要把先生夫人唤进屋。

药铺通常要到晚间十点才关门，但门外的灯却不关。那时路上还没有路灯，最亮的地儿属卖饼店铺和宵夜摊子，再就是杰先生门口炽白灯泡发出的光。若天气不好的时候，店铺早早关门，就得靠杰先生这灯了。

长着长着就大了，孩童回到老屋，忍不住进了隔壁的宅子，小屋门紧锁，走到石阶处，绿叶落地上，却感觉不到一丝纳凉的意。原来花是人养的，房子的灵气也是人养的。没有了人，就没有记忆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没有期待打开的巷子门，没有路遇一盏炽白灯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