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樊荣强
思考、讲话与写作，本质上都是在回答问题，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只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三种“元问题”。
胡适先生曾出版过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该书仅涵盖了先秦哲学，但它却是中国近现代第一部运用西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
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胡适在绪言中指出，研究哲学史需完成三个任务——明变、求因和评判。所谓明变，即厘清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脉络；求因，则是分析思想变迁的缘由；评判，是对这种思想在历史上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价。
若将明变、求因和评判与三个“元问题”相对应，那么明变对应的是“是什么”，求因对应的是“为什么”，评判则同样对应“是什么”——当然，这里的“是什么”可能还包含着“为什么”和“怎么办”。
我曾提出，研究历史就是在讲述故事，而讲故事同样需要回答各种“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
倘若你理解了这一点，那么无论是演讲还是写作历史或故事，都会变得简单许多。
最近，我购买了一本美国作家斯坦利·L·布鲁和兰迪·R·格兰特所著的《经济思想史》，书中“导言与概览”一章所提出的叙述方法让我倍感兴趣，它与胡适的“明变、求因和评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两位作者在前言中写道：
在介绍每一个重要的经济思想学派时，我们会考虑五个主要问题：该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该学派的主要信条是什么？该学派对哪些人有利或为哪些人谋利？该学派在当时是如何有效、有用或正确的？该学派的哪些信条具有长远贡献？
尽管这五个问题与胡适所提及的三个问题不能简单等同，但它们都旨在回答问题，并且是介绍和评价某一重要经济思想流派时最关键的五个问题。
在全书的正文中，两位作者基本都采用了这一模式来概述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的各个重要流派。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非常出色的叙述模式。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演讲与写作可能会显得较为随意，而《经济思想史》的两位作者所采用的统一模式，能够更清晰地展现历史上那些重要经济学家的思想及其差异。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思考、演讲与写作都需要有自己明确且有效的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