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群真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它会把很多你以为从你生活中消失了的人，消失了的事，重又拉了回来。约是一个月前，我被邀请进了“文家中学97届”微信群，连我在内，刚好97位成员。群里每天自有它的热闹，或许是因为大部分成员都已经不太熟悉，又或许是因为找不到共同的话题，我很少在里面发声。那天偶尔冒泡，立即被几位故人识出，其中一声“荣老爷”的亲切呼唤，一下子就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叫我“荣老爷”的是一位小学同学，姓杨，记忆中的他调皮、机灵，笑起来的时候，脸上总是挂着两个浅浅的酒窝，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同学是随他父亲的工作调动而到我们学校插班读六年级的。他的父亲杨老师是学校为数不多的多才多艺的老师之一，除任教五年级语文外，还兼任美术兴趣小组的辅导老师。杨老师的素描和美术字都有很深的功底，且在教学上尽职尽责，颇得学生敬重。和很多有艺术细胞的人不修边幅的特质不一样的是，杨老师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得体，给人一种很舒服，也很容易亲近的感觉。
同学酷爱绘画，或许是得了杨老师的真传，他的绘画是所有参加兴趣小组的同学中天赋较好的。同样对画画有着喜好的我也是美术兴趣小组里的一员，我的喜好却只是一种随性的喜欢，老是沉不下心来听老师细说什么“阴影”、“灰面”，经常趁老师不注意时在纸上自顾自地画着一个又一个的唐代仕女。熟能生巧的缘故吧，时间久了，竟也还有模有样，渐渐地，给人一种绘画很好的错觉。
六年级时我十二三岁，老是剪一头干练的短发，几乎不穿裙子，也很少显露出那个年龄段女孩特有的娇气，因而人缘不错。那时大多数同学都已经住校了，每天放学后到上晚自习之前有一段很长的休息时间，我就经常和同学们一起窝在宿舍里打扑克，或是带着大家去学校后方的大操场上“探险”。爬水塔、闯地下室、在学校围墙上秀粉笔字，几乎成了每天的必修课。我还喜欢把自己阅读来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因而身边总少不了三五“粉丝”，很有一点“孩子王”的派头。
也是在那一年，我被查出患有肝病，医生建议我休学。父母觉得我年龄已经偏大，不同意休学。于是每周上学时，我都会带上一热水壶泡好的中药，一日三顿，按时吃完，星期三晚上再回家换一壶新的。整个治疗期间，我的学习和生活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或许正是这些和同龄孩子比起来小小的不一样，让我受到了很多老师格外的包容与喜爱。尽管我的成绩并不十分突出，却一直担任着学习委员，给人一种成绩很好的错觉。
同学也该是被那样的错觉深深地迷惑了，他总是用一种近乎崇拜的眼光看我。每次见到，都不忘毕恭毕敬地叫一声“荣老爷”。小小的虚荣心在作怪吧，我竟觉得这样的称呼十分受用。
因为和同学既是同班又同在一起学习绘画，和杨老师自然也就很熟悉了。还记得有一次课间去食堂喝水，恰好杨老师也在，他笑意盈盈地舀起一瓢水，轻轻地递到我手中。在那个绝对尊师重教的年代，一位老师能在学生面前这样谦卑是很罕见的。虽然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喝的水都是直接从井里抽起来的地下水，没有任何过滤和煮沸消毒的工序，但因为杨老师的这个意外而亲切的举动，那一瓢水，让我喝出了玉液琼浆的味道。
杨老师还兼管学校的总务后勤工作，负责收全校学生的伙食费。住宿有全宿和半宿之分，全宿和半宿的同学每学期所交的粮米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全宿的同学每月30元的伙食费，学校供饭供菜。半宿的学生每月5元的伙食费，学校只供饭，不管菜。我一直都是住的半宿，因而每次都是交的5元的伙食费。那天我去找杨老师交伙食费，他似看非看地接过我手中的5元钱，却飞快地开出了一张50元的收据。我在一旁看得清楚，迟疑着没有接。恰在这时，一位数学老师走了过来，他一眼就发现了收据上的错误并立即指了出来，我如释重负般拿着杨老师新开的收据走出了办公室。后来，我很想问杨老师那张50元的收据到底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却始终没能鼓起勇气。这样的小事，或许杨老师早就忘了吧。
“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勿忘化雨功。”这是汪曾祺先生在他的小说《徙》中写到的一所小学校歌的最后一句，他说每每唱到这句，大家心里都是酸酸的。因为这是一种遗憾、悲哀而酸苦的嘱咐。老师们知道，毕业出去的学生，日后多半是会把他们忘记的。可我却觉得，每个学生的心里，多半都是住着三五位深深影响或温暖过他们的老师的。杨老师便是这样一位容易被学生记住的好老师，而这种铭记，往往都是一生。
升入初中后，因为不在同一班级，同学和我就很少有交集了。初中毕业时，我因文化成绩尚好，被保送到了县一中，而他却遗憾地没能成为一中的艺术特长生。后来，听说他上了一所美术专训学校，我为他感到高兴，也暗自佩服他的勇气和坚持。
不料再次联系，已是人到中年，我们早已不复是当初的模样，而且也都不再画了。生活就是这样，平淡的柴米油盐背后，磨掉了多少人最初的梦想！如今，杨老师也退休了。二十年太久，多少老故事都该收场了。只有同学那声“荣老爷”的呼唤，还那么热烈、亲切如旧。只是这热烈和亲切的背后，分明是对那段悠远、绵长的童年岁月深深的眷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