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是一位热衷于学习的教育人,一定参加过教育研讨会或论坛活动。请回忆一下,你参加过的教育研讨会规模有多大?是少于100人的小型交流会,或是100到300人之间的中型研讨会,还是300人以上1000人以下的大型教育论坛。
如果你说,上面提高的人数还不够多,你参加的教育研讨会人数都超过2000人,那你一定参加的是新教育实验研讨会。
最近两年暑期,我连续参加了两届全国新教育实验研讨会,参会人数都在2000人以上。这种超大规模的教育研讨会,全世界都很少见,对会议的组织能力提出巨大挑战。我曾参与指导过会务工作,知道其中包含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当期服务工作和后期总结工作。
上周末,在炎热的南京,我刚参加完全国新教育实验第十七届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参会人数将近3000人,都找不到能容纳这么多人的酒店会场,只好安排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体育馆里。
这么多人参与的巨型会议,调动各方人员参与会务工作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前一天,我抵到南京火车站,碰到一位接站的小伙子,他送我去转车的途中,我问他:“栖霞区教育局为这次全国新教育实验研讨会,安排了多少老师参加会务工作啊?”“有两百多位今年刚入职的新教师!”小伙子今年刚从南京体育学院毕业,被招考进南京栖霞区教育系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担任此次新教育研讨会的志愿者。看到这位不顾炎热、热情接待的会务组小伙子,我就在想:如果换成老教师,在这么热的天气里,接受教育局的行政安排,干这份接待苦差事,脸上还能像这位小伙子一样带着笑容,迎接每一位从外地而来的参会人员吗?
两天时间里,2000多号人分散住宿在9家不同酒店里,住宿、吃饭与开会又不在同一个地方,如何安排车辆把与会人员接送好?如何保障参会人员的人身安全?如何维护好现场的交通秩序?如何安排教育系统内各单位人员准备好参演节目?做好这一系列相关工作,绝不是某一家民营单位能够独自承担得了,只能由区县教育局来承办,调动一个地区内各方行政力量广泛参与,才能确保大规模办会圆满成功。
新教育实验研讨会这种超大规模的办会形式,在目前中国已找不到第二家。它为何能办成全国“一枝独大”?以我的观察,总结如下三点原因与新教育同仁们一起讨论:
1.“新教育”已成为一个具有“平台效应”的品牌资源
何为平台效应?比如阿里巴巴的淘宝,这个平台上链接的卖家或买家越多,就对该平台上任何一方的价值就越大,这就是平台效应。平台效应需要通过“协同网络”的不断扩张来实现。
阿里巴巴秉持“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信念,打造出一个庞大的平台商业帝国。“新教育”倡导“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理念,历经17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能够汇聚全球教育资源的平台教育网络。
“新教育”是如何发挥“平台效应”的呢?它只需做好一件事,即完善平台的基础服务,与外界资源进行嫁接,搭好台让别人来唱戏。这几年,“新教育”为不断完善平台基础服务,成立众多专门研究机构、公益组织和基金会,并与出版机构、信息技术公司、咨询服务公司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
今年“新教育”推出APP,就是为这一平台战略服务。目前,全国已有3514所学校、370多万师生参与新教育实验行动,这么多人参与新教育,如果能留下数据,方便互动,扩大网络协同,产生更多链接与合作,这样才能发挥新教育这个平台的真正价值。
另外,“新教育”这个平台之所以能做成全国影响力,这与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先生分不开。朱永新先生以其一贯的人格魅力和特殊的政治身份,把行政与民间的两股教育力量,在新教育这平台上实现了融合。在中国,如果只以民间的力量从下往上推进教育改革,往往规模做不大;如果只以行政的力量从上往下强推教育改革,常常做事效率不高。只有在民间和行政两股教育力量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点,才能把一项教育改革实验长期做下去,并能辐射更多地区、更多人群。
2.每年由实验区来承办新教育年会实现“双赢效益”
何为双赢效益?就是以“双赢思维”开展合作,双方都获得价值。简单的说,就是不管干什么事情,我受益不是建立在你损失的基础之上,大家都能从共同做一件事情的过程中获得彼此需要的利益。
像新教育实验研讨会这种参会人数超过2000人的大型会议,组织工作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如果让新教育自己团队来组织这种大型会议,这样做既不经济,也不符合平台战略思维。要做好这件事情,只有建立承办机制,“新教育”负责提供展示平台,各实验区自主申请承办。
为什么这样一件费时费力、还需投入大量资金的会务工作,参加新教育的实验区领导们愿意来承办呢?因为这是一件双赢的工作。对新教育一方来说,它只需为承办方提供一些会务指导,可以减少大量的专职工作人员,减少自己办会过程中与当地部门的沟通成本,更重要的是,下面实验区来承办,就为每年新教育实验研讨会提供了免费的现场案例,同时这个承办机制,也会促使这些提前一年知道自己要承办新教育年会的实验区,在接下来一年的筹备时间里,有动力真正推进新教育理念在本地区的全面落地。
而对承办新教育的实验区来说,它的好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借助新教育这个平台,可以向全国新教育同仁和本省更高级别教育行政主管领导展现本地区的教育风采,既是一次面向全国的品牌宣传活动,也是向本省主管教育的领导做一次工作汇报;二是通过组织本区教育系统人员参与新教育年会筹办工作,实验区教育局领导可以借此对本局的干部和教师做一次全面的考核,通过一次大型活动发现并提拔一批优秀人才,不仅有利于后续进一步推进新教育工作,更为本地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承办新教育年会也会面临巨大挑战。作为承办的实验区,你如何把自己最好一面展现给大家看,这不仅体现财力和组织力,更体现创新力,如何在新教育理念指导下,做到与众不同,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比如,怎样制作让人耳目一新的符合新教育理念的宣传片?如何策划好展现新教育主题的文艺汇演?如何做好本区开展新教育实验的主题汇报?如何安排好本区内新教育实验学校的现场展演工作?等等。只有在精细接待工作基础之上,再做好精心展示工作,实验区承办的受益价值才能真正实现。
3.探讨的教育主题纳入中美比较视野具备“专业效力”
何为专业效力?如果你对一个教育主题,能够从内容深度和视野广度两个方面去探究,得出的研究结论,就具备专业效力。新教育实验研讨会,能从内容深度和视野广度两个方面,每年聚焦一个教育主题进行深入探讨,让参会人员受益匪浅。
新教育实验研讨会,每年都会确定一个教育主题,比如去年主题是“习惯养成”,今年主题是“家校共育”。为了扩大研讨主题的广度,在每年新教育实验研讨会前一天,新教育研究院都会围绕同题内容举行中美教育论坛,美国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国际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严文蕃先生每年都会带领美国教育团队来华参加该论坛。而朱永新教授每年所做的长达两小时的主题报告,就代表新教育团队围绕该主题内容所研究的深度。
围绕今年新教育实验研讨会“家校共育”主题,我先从研讨主题的广度上,梳理总结一下现场嘉宾讨论中美两国在“家校共育”上的不同点:
1.中国语境中的家校共育,只是家长与学校之间的沟通;而美国语境中的家校共育,是以社区为基础,学校、家庭与社区三方共同支持孩子成长。
2.中国的家校共育,是以全国妇联、教育部等国家机构自上而下进行引导,大多被动开展活动;美国的家校共育,都是学校和家长自发组织的,积极主动开展活动。
3.中国学校没有把教师与家长之间的沟通工作纳入正式考核要求,也少有教师如何与家长正确沟通的培训,家校共育工作没有常态化;美国学校非常重视教师与家长之间沟通能力的培养,并把教师参与学生的家庭教育工作纳入考核范畴,美国家长全面卷入学校服务工作。
4.中国家庭普遍出现隔代教育情况,父母工作忙或外出打工,通常由爷爷奶奶或外婆外公带小孩;美国家庭很少出现隔代教育情况。
新教育实验研讨会的内容深度主要体现在朱永新教授所做的主题报告里。如果你没有机会到现场参加新教育年会,但一定不要错过阅读朱教授的主题报告。比如今年朱教授做了主题报告《家校合作激活教育磁场》,对“家校合作共育”做出全新定义,即通过建立和发展家庭、学校和社区多方教育主体之间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拓展教育教学资源和条件,影响并改善家庭、家教和家风,加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促进社区和谐共生,实现家庭、学校和社区的协调发展,父母、孩子、教师等相关人员的共同成长。更多精彩内容在朱教授的报告里,请感兴趣的朋友找来阅读,在此不再赘述。
最后用一句话总结我对新教育的认知:“一枝独大”的新教育,正通过“协同网络”,改变教育的生态,让教育的人间“满园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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