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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过腊八粥不久，川西坝子的乡场上便是春联交易如火如荼的景象，遍地都是耀眼的火红在燃烧、在迎风招展。专卖大红对联、门神、喜福成了一个时令性很强的职业。赶场卖对联的有老年人也有年轻人。摊子铺得大的就租下房东的街檐，早就准备好的木板沿街一架，拉上线挂起春联，喜福摊子就扯圆了。也有利用自行车、小机动车专门在各乡场起早贪黑赶场摆地摊的，临机找一块不收“租钱”的地界，背街旮旯也无妨，垫上早就标配齐整的塑胶或布匹，簇新的大红喜福庄稼般往上一栽，照样种出一片洋洋喜气。
也有临街写对联卖的，大都会是六十至八十岁左右的老年人。写字的案头用木板支在蓝天白云之下，大红春联以及“天地君亲师位”的大红牌子就挂在临街的门墙上。这种情况一般是早就租好了的“风水宝地”，每年都不会轻易改变。他们天没亮就出发了，提一盏明净虔诚的灯，从乡村来到场镇守望自己征伐的“战场”。他们写字用黑墨也用金粉，像耕作土地一样，写出的字体都很端正、肥实，看得见收成在望的前景。
川西坝子就这样火红起来。大街小巷挂满了幸福和祥瑞，阳光撕裂寒冷，扑在红红的春联以及那些奋力耕耘的身上，仿佛让人看到了“四牡孔阜，六辔在手”、“出车彭彭，旂旐央央”那样古老的盛大场景。
川西坝子的土地沸腾了，牛在奋楫，革犁泥土清新的芳香扑面而来，那“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辞旧布新的景象历历如画，仿佛就在眼前。
想来，我与大红春联亲密拥抱的“第一次”，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上世纪八零年代末，二十来岁的我以集体工的身份在西延铁路修建火车站。陕北风土粗犷，入冬后河流冰封，生活和施工管道也被封冻，工地只得放假。回到河坝场正好是腊月，弥眼所见尽是滚烫、生动的南国风光，便在家狂书对联，想学别人也靠卖对联赚点零花钱。对联写好却怎么也卖不出去，就要去闯大市场改变局面。大市场在二十多里外的秀水场。秀水被几个乡镇拥揽，那时河坝场逢一三五而秀水却是隔日场。
大背包装满大红对联，我在秀水车站对面就地设摊，开始叫卖。虽然我十分热心，奇怪的是赶大市场的人跟河坝场的人一样，都不欣赏我的对联。期间买了两个干饼子充饥身上就没有分文了。原计划是用卖出的对联钱作回程的路费，结果日影向西也没有卖出一付。最后只得走路回家。双脚被磨破，一路上十分沮丧，深切体会到了对联也是艺术，不被人欣赏，那是我与艺术还有天壤之别。
回到河坝场后，我只敢将对联放在僻静的地方低调处理。已经腊月三十了，而我的大红春联还是一张没有卖出。按乡俗，年三十只有上午半天场，下午就歇场，要来年正月初二才开市。就是说，我的对联上午场卖不出去，就只能全部作废了。
就在我伫立巷口“四面楚歌”的时候，一位农村阿姨从人海岔出，向我径直走来。她仔细翻看了我的对联，然后全部批发了。阿姨告诉我她家住在顾家店子，离场镇十来里路。
我与大红对联的“第一次”究竟算成功还是失败，我一直不敢定论。但正是那位乡村阿姨的支持和帮助，在我追逐梦想的征途上就播下了加减律的种子——减法，戒除浮狂；加法，夯实虔诚、笃实、追求卓越的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