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采访李臣家孙子李宝库）
李臣家1910年出生于安东龙王庙东上坡，父亲常年给人扛活，全家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奈之下，1926年，父亲领着全家老小辗转来到绥滨二区种地为生。
民国时期的绥滨，地广人稀，一片洪荒，李家人辛勤耕耘，生活渐有起色。1931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沿松花江向下江地区大举进犯，松花江北岸的绥滨很快被侵占。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在下江地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李臣家的父亲首先参加了救国会组织，开始为抗日救国秘密工作。绥滨县委书记刘麻花（王永昌）与一位姓周的同志，每月至少两次到李臣家家里，与李臣家的父亲秘密会面，研究工作。久而久之，李臣家也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秘密组织。王永昌嘱咐他，一旦缴械了敌人武装，拉起了队伍，要报号抗日游击队，千万不能随了胡子队。
1937年，李臣家被特务盯上，身份暴露，不得不采取断然行动，缴械敌人自卫团武装，拉队伍打游击。
（高玉斌与李臣家）
关于这次缴械行动，李臣家曾在80年代接受汤原党史部门采访，做过口述介绍。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我的亲属从县里回来告诉我说: 有个姓林的，一个是何大肚子盯住了你，他俩向日本子报告了。你得赶紧走。”我说:“我有准备”。然后。我把山林队临走时放在我家的四支枪找了出来，看不太好使。缴警察队怕不行。天黑了，我到北面的一个胡子家去借他的长苗匣子，他问;“你干啥啊?”我说:“我使用。没了我包你的。”他说:“行。你拿去吧。”我拿一支匣子就回来了。夜间，我把三弟李福家、四弟李德家、还有刘成贵、刘三弟、刘成有都找来了，我说:“情况十分紧急，咱们要马上缴警察队，然后打游击。明天赶两张马爬犁，装作给警察队长唐佐的爱人下奶，乘机缴他们的枪。”他们几个人都同意了，连夜做好了准备工作。我和李福家、李德家、刘成贵每人都暗带一支手枪。第二天早晨，我们六个人赶着两张马爬犁，带着一只活公鸡 、一筐鸡蛋 、一些挂面，来到唐佐家。唐佐家东屋住着自卫团团长戚景山，原来他就有哔变打出来的想法。我在外面装作看爬犁，准备下岗哨的那支抢。岗哨不解其意的说:“老李 。你进屋吧，天挺冷的。我说:“没事，我看着点爬犁。”他们五人进屋后，先到戚景山住那屋，唐佐和自卫团的人正在吃早饭，他们把“礼物”收下了。李德家进屋后就注意观察枪放在什么地方和枪的数量。他一看不对，原来唐佐家有十一支枪，除岗哨用一支外，墙上挂着只剩九支了。他就当唐佐说;“听说你家嫂子生个大胖小子，我们特地道喜来了，顺便带上东西给嫂子下奶，我们到那屋看看。”唐佐很高兴，把他们领到西屋，李德家一眼就看到差那支枪挂在唐佐的卧室里。然后回到东屋，自卫团那些人还没吃完饭。刘成贵使眼神，他们几个一齐掏出枪来。李德家说:“你们不要动!我们缴你们枪来了，放聪明些，不然，你们谁也跑不掉。”唐佐和自卫团的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呆若木鸡。刘成贵、李德家、李福家握枪监视，刘成有、刘三弟把墙上的枪都摘下来了。我在外面听到屋里下手了。我一子把岗哨背看那棵枪给拽下来了，把岗哨拽个前趴子，他爬起来拍打身上的土说:你干什么老李?可别闹了! ”我说:“缴你们枪来了，你快把子弹袋给我。”说着，我把枪口对准了他。他说:“是，是。”他把子弹袋从腰中解开交给我了。然后，我进到屋里。看唐佐他们被吓得惊慌失措，我当唐佐说:“枪是公家的，东西是你们私人的。你检查一下屋里的东西少什么没有?”唐佐说::“没少啥，没少啥。”我说;呒然没少啥，对不起唐佐,你受点委屈跟我们走吧!”这回更把唐佐吓坏了，作揖磕头地苦苦哀求。这时刘成贵他们几个不管三七二十一，用绳子把唐佐绑上了，一直带到黑金河沿江通。
当时，我家老小共计十四口人，把全家都送到江通，搭个窝棚匿居。我们哥四个在游击队，爱人和嫂子为游击队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有时还跑个信。
李臣家兄弟三人、刘成贵兄弟三人缴械敌人自卫团，拉起了游击队，在浦鸭河一带活动的六军九师与他们取得了联系。队伍很快发展到六七十人，九师政治部主任高玉斌骑马来到游击队密营给他们开会，宣布将游击队编为九师四团，团长刘成贵，团副李臣家。
李臣家胆大心细，有勇有谋，参加抗联后，几次识破敌人派来侦查的密探，抓捕并处决了几名叛徒特务。下江一带民风彪悍，胡匪盛行，一些胡匪勒索坑害百姓，甚至冒充抗联部队收取地捐财物，败坏抗联名声。李臣家对此早有防范，抓捕并惩治了一伙败坏抗联部队名声的胡匪。
李臣家早年回忆叙述了这段故事：
一九三七年秋天，有几个胡子打着我的旗号到同江小九家王甲长那里，要捐”十五袋面粉和二十两大烟土。王甲长说:“你们抗日队捐东西现在也捐不到我这儿?”他们说:“到你这儿算接长补短，我们收条都打好了。”说看，把条子掏出来了，交给王甲长说“你看，上面有李团长的名章，保险错不了，快点办了吧，我们等看用。”王甲长接过条子看了看说:“不错，是李团长开的条子。请你们转告李团长，就说我们的面粉还没磨出来，你们后天来取。”他们几个人只好说:“你可快点，后天连大烟土一起取。”王甲长说:“你们放心吧，把这个条子留下，我叫他们按条子准备。”
他们走后，王甲长找我说:“你们刚捐完我的粮食，今天又捐我的白面、大烟土。我的白面...他还未说完，我抢看说:“我们今天没派人到你那捐东西呀。王甲长从兜里掏出一张条子给我看。我一看条子上的印模和我手戳印的大小、字体都一样，但只有一处不同。我说:“这事肯定不是我们干的。你找个识字的看看吧。”他把我领到家，叫他家刚放学回来的小孩子看，这个孩子看了看说:“是李臣家三个字。”我说:“不对。”王甲长出去又找来个五十多岁的老学究，他也没辨别出来，我顺手把我的手戳掏出来交给他说，“你看我戳上的‘家’字与条子上的家字有啥区别?他对照一看说:“你这个“家”字少笔，与条子上的那个‘家’字不一样。”我说:“对了。”那是在春天，我带领游击队时，到县里刻的手戳，怕坏人招摇撞骗，敲诈勒索破坏抗日联军的声誉，特意把“家”字宝字盖下面的“啄”字左边少刻笔。
王甲长说:“这回相信他们不是你安排来的，好在东西他们没取走，你看怎么办好?”我问:“他们什么时候来?”他说:“后天。” 我说:“明天我派人在你家等看，把他们几个抓住，看到底是谁?”
第三天。这几个胡子赶着马车到王甲长家取面粉和大烟土，被我们战士给逮住送到团部，他们招认用这枚假章还诈骗过别人的财物。后来把他们几个勒死了。
（李臣家与汤原党史部门同志在三甲伏击战遗址合影）
1937年7月4日，四团接应哗变起义的王同洲伪自卫团，在同江吐其克屯居住时，被日本鬼子发现。第二天黎明，六十多日本骑兵向四团发起进攻。刘成贵团长与李臣家副团长，指挥四团奋起迎战，战士们趴在房子上向敌人猛烈射击，经两个多小时激战，消灭了部分敌人，其余的被击溃退却到松花江堤下。眼看敌人背对大江已无退路，突然江面上开来一艘快艇，敌人都上了快艇，调整船身向四团开炮。五名战士牺牲，李臣家的弟弟李福家和刘成贵团长身负重伤，7月20日刘成贵牺牲，李臣家接任四团长。
1937年冬天，六军九师改为五师。次年2月19日，李臣家指挥四团在同江旱葱沟与伪满警察、蒙古兴安军和日军组成的“讨伐队”激战，杀伤了部分敌人，我军基本没有伤亡，但密营被敌人捣毁破坏了。
同年春天，萝北县红袖子武装警察队，在杨大队长带领下，要到绥滨四区大庙安设警察局。六军参谋长冯治纲指挥六军一师、五师在萝北三间房设伏消灭杨大队长的武装警察队。李臣家率领四团参加了这次战斗，战斗中打死几十名敌人，活捉七十多人，杨大队长本人也被活捉。一师秘书吕恩会和一师马德山师长警卫员杨昆等人牺牲，李臣家胳膊被打伤。李臣家要枪毙杨大队长，被五师政治部主任高玉斌制止。
（李臣家孙子李宝库）
李臣家的回忆口述材料到此为止，没有了下文。根据研究零星散乱的同时期抗联六军五师情况材料得知，1938年，随着日伪军“三江大讨伐”的凶残展开，五师在浦鸭河、绥滨、萝北等地的密营相继遭到破坏，这支英雄的部队在敌人的疯狂剿杀中左突右杀，勇敢战斗，一些人英勇牺牲，多数人越过黑龙江进入苏联，后被苏联遣送到新疆，也有人进入88国际旅。 五师师长刘振生、参谋长邱金海下落不明，政治部主任高玉斌解放后回到东北，先后任吉林红星农场副场长、敦化鹿场场长等职。据李臣家孙子李宝库介绍，曾听李臣家说过，他们的部队进入苏联后，他和兄弟一起被送到了新疆。李臣家参加抗联前已经有家室，光复后遂历尽艰辛回到下江，寻找到家人。李臣家晚年在汤原县胜利乡福胜村生活，享受老抗联待遇，困难年代吃供应粮，每月领取三四十元补助。八十年代高玉斌曾多次探望李臣家，二人曾在村内合影留念。和他同时参加抗联的一个哥哥两个弟弟，李臣家的后代已经说不出他们的下落，只模糊记得其中两个牺牲了，还有一个弟弟留在新疆再也没回来，可能是在当地生活了，也可能早就死了。李臣家育有两子两女，都是普通农民，李臣家晚年常干些农活，后来干不动了，也天天去村外走走，有一年冬天走路时摔倒了，摔断了腿骨，在家躺了一年，身体大不如前，好像是在1991年的春天，李臣家病逝。
2020年夏，李臣家的孙子李宝库参观汤原县博物馆，看见图片里有李臣家和高玉斌的合影，跟馆长钱霞说，那是我爷爷，他叫李臣家。他就把爷爷李臣家的光荣证等遗物捐献给了汤原县博物馆，博物馆把那些老物件展出了，还在他的图片下面刻上了六军五师四团团长李臣家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