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为原创首发，文责自负。本文参与「薇泩铃单月征文」第八期【母亲】
一直来，我不太敢写母亲。原因之一，母亲在外人眼里是那么普通平凡，可在自己心里又是那么重要，怕自己笨拙的笔把她写低了；其二，自己远没做到一个好儿子所应做的，面对母亲的付出，时常心感惭愧。
母亲身体瘦小，脚也小，八九岁小孩的鞋都合适她穿；母亲不太识字，不会读书看报，连签名都不熟练，常常要照着抄。可就是这样的她，含辛茹苦将我养大，供我上学，让我得以从小山村走出去，见识着各种所谓的世面。
1955年，母亲生在一户普通山里人家，外公早早去世，瘦弱的外婆带着瘦小的她，和大舅三人相依为命。母亲和父亲结婚时，可谓“门当户对”，当时我们家的境况，在村子里是排倒数的。爷爷在三年困难时期就撒手走了，留下裹小脚的奶奶（不能干重农活），带着未成年的大伯和我父亲艰难度日，生活困顿是难免的。
父亲憨厚老实，没什么挣钱头脑，性格上和母亲像是一対天生的“冤家”。父亲是个急性子，做事有个七八分就算了；母亲做事细致，有时却又过于“细致”，常常陷在自己的习惯节奏里，比别人慢了几拍却不知。
村里的叔伯大婶们传有个笑话，有人一早叫我母亲同去镇上赶集，我母亲叫她等等，自己收拾一下就出发。后来，等的人没耐心，先去赶集了；当我母亲在屋里收拾妥当出门时，人家都从镇上买完东西回来了。
记忆里，家是靠母亲把持起来的。她总能把家里家外、田头地尾的活安排妥当。比如泡多少谷种，弄多大秧田，每块山地种什么作物，菜地里种什么菜，什么时候该淋水什么时候该浇粪，养的猪在当下的价位合不合适卖等，都在她心里头装着。能干的活她自己干，需要帮手时就催着父亲一起做。
父亲也许是不甘心这么轻易丧失“一家之主”的权力，也许是觉得读书多点的他比母亲的想法更有道理，两人很少有对某件事一下子看法一致的时候，经常为不大不小的事争论着。不过这些争论很快就化解，一般会在三五句话内结束，大多数是母亲获胜。不过有时候父亲也很“犟”，会一直坚持己见，母亲就紧张地一直在说，甚至急得直跺脚。
年幼的我，就这样在父母双方的日常争论声中长大。直到近年，我才意识到，母亲忧愁多虑的性格，可能正是这种常年靠争论获胜的不安全感培养出的。毕竟在她眼里，做事贪快求成的父亲，从来不是能让她“放心”的人。
小时候家里的日子，一个字能说尽，就是穷。平常时，早上煮好一大锅木薯粥晾着，一家人的早、午餐就解决了。吃粥的配菜，有时小碟青菜，有时几根萝卜干，有时连菜都没有。晚餐时，炒一碟青菜或瓜薯豆角之类，一家数口在昏黄的电灯下吃着饭。
猪肉或蛋，基本是一个星期才买一次；鱼是一年到头吃不上几条的，一般等村里的大鱼塘放塘抓鱼时才顺便买。衣服的话，两年能买一套新的，就会高兴得合不拢嘴。至于电器，直到我后来结婚时，家里才买了第一台电视机。
面对这常年清贫的家境，我从未见母亲向旁人埋怨过。她常常勉励着姐姐和我，日子现在苦点不要紧，将来总会有出头的，你们要好好读书，争取走出去。
我于八一年出生，是个慢热的人。一二年级时，经常考试不及格；三年级后，逐步走到班级中上游；四年级起，能挤到班上前列了。那以后，我每年可以代表学校到镇上参加“抽考”，并得到老师的夸奖和邻家的羡慕。看着母亲因此喜滋滋的脸，年幼的我，却没想到，读书这一途，我越走得远，母亲的担子就越重。
小学的学杂费，每学期要几十块钱。中学时费用更贵一些，还要应付伙食开支，米是从家里车去交给学校食堂的，菜就看自己个人买多买少。我的菜钱，基本是早餐两毛，午餐、晚餐各五毛，一直沿用着读完中学六年。
这费用，对一个刚能保证不饿肚子的家庭来说，是不轻松的。母亲解决我们读书费用的主要办法就是养猪。当年养猪用的是最土的办法，一般只用很少的饲料（或不用饲料），将切碎的红薯藤、木薯粉和糠，加些剩粥剩饭、菜汁、洗锅水等，混合起来称为“潲水（本地音）”，拿来喂猪。一年能养两轮就很不错了，村里有些人把小猪养到两百斤整整花了一年。
“潲水”成分太杂，为了让猪减少生病，母亲还将其放大锅里煮开后再喂，童年时，常常看见母亲一早就花时间烧火煮“潲水”。家里柴草因此也用得快，经常要上山砍柴打草。因为家底薄，基本一次就养一头猪，最多也只能同时养两头。
其实母亲也明白，那样养猪基本上不赚钱，买饲料多的话可能还亏钱。她有自己的盘算，说养猪相当于在“存钱”，把家里每天省下来的“钱”存在猪身上，等养大了杀来卖，一头猪的钱基本就能解决我们的学费和家里的一些日常欠债了。
所以，要改善一家人的生活，不能指望养猪。在村里忙完了农活，母亲就会找些零散活儿挣钱补贴家用。印象中，只要村子里有能挣钱的活，家里基本上都接来做过。
我们所在的镇有做烟花爆竹的传统，鞭炮就成为家里做得最多的活儿。记得最早接触的活叫“打引（做引线之意）”，当时村里开有引线厂，在公路边的小山头，建有一间间三几平方的小房子，作为独立的工作坊。但大多数村人为了时间方便，都是领料回到家里做。
“打引”的操作流程，还清晰地保存在我脑海里。一间小房子，一条长木凳，左边一头有棵钉子用来固定一叠纱纸，右边放一个堆满黑火药的简易木框；左手先扯着一条长纱纸拉平，右手拿一根中间刻有长长一条凹缝的竹片，平直伸入火药堆中，再拿出来移到纱纸上，立直竹片，右手拇指用力一刮，竹片缝里的火药便全部震掉在纱纸的中间，宛如一条细长的黑色小蛇；再换右手捏着纱纸一端，左手将纱纸对折并从尾到头捋一下，同时右手拇指和食指将纱纸快速搓转几圈，接着把纱纸一头放在双手手掌中再搓几圈，一条内含火药的长长引线就做好了。
这活需要双手的灵巧配合，在村里是专属于女人的工作。村里的女孩子一般七八岁时就学会，帮着大人一起干活挣钱。我在上学前也学会了，当时还颇有自豪感，毕竟在周围的小伙伴中，只有我一个男生会干这个。
除了“打引”，做得较多的活还有“织炮（编绕鞭炮的意思）”。从鞭炮作坊领回一批炮饼，在家里小房间，把它们用纱纸加引线编绕成一条条规定长度的鞭炮，交差后就可以领工钱。一饼炮，大个的有数百个，小个的一千多个，只有不到三毛钱的工钱。
“织炮”的活也不是常年有的，有时候，母亲会到加工坊去“插引”，就是把刚入好火药的一饼饼鞭炮，在它那密密麻麻的孔洞里插上一根根约食指长的引线。这活由于后续还要由工人把鞭炮口封闭，不给火药漏出来，所以要在工坊内完成，不允许拿回家操作。
“插引”这活我也跟着干了很多年，母亲常常一天都在工坊那里，我则放学回来直接去现场帮忙。当时插的基本都是小鞭炮，一饼炮要插完一千多根引线，能挣到一毛五分钱。按我中等的手势速度，半个多钟才能完成一饼，难以想象，视力并不好的母亲，要插完多少根引线，才能换来我们一件新衣服。
时至今日，有时跟孩子们聊天，我会调侃般地说起，你们只知道放鞭炮时的开心，爸爸当年跟着奶奶，几乎把从头到尾的工序都做过了。
一卷鞭炮有多少道工序？首先是“搓纸筒”，就是把一张张长方形的红色土纸，搓成一个个中空的鞭炮壳。先在纸的一头沾点浆糊，另一头塞一根小铁棒，折叠后稍微卷几下，再放到桌面，用手掌用力一搓，拿掉铁棒，就得一个鞭炮壳了。搓够一定数量后，就将其捆扎成一饼，然后分别是锤底、贴面、开孔、入火药、插引、固引、织炮、贴包装。每道工序的工钱并不高，少的几分钱，多就两三毛钱。
那些年，父母就靠着这些零碎工作，挣钱补贴家用，把我们养大。这些工序，除了入火药，其他的我都做过。年少时，心里还为能帮家里挣钱感到一丝欣慰，却不知，这些与火药打交道的活儿，在今天算是危险职业了，万一出意外，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看到大红鲜艳的鞭炮，我常常会想起母亲做鞭炮活儿时的辛酸，想起她那双因被火药侵染而变黑变粗糙的小手。
记得像“打引”、“织炮”这种一般男孩都不干的活儿，有好几样我都做得还不错的，也不知是不是遗传着母亲做事细致的基因。比如像“插田”（插秧的当地说法），当时还没有如今的抛秧技术，大家都是弯着腰用手将秧苗一株株种在田里。村里基本都是男的负责拔秧苗，女的负责“插”；我却经常加在“插田”的队伍，做得还不慢，插完后一行行平直整齐，看起来还不错。
我这“反常”的手艺，常常引来旁边邻居半夸奖半调侃的闲话。腼腆嘴笨的我，并不懂得怎么反驳，每当这时，母亲就会站出来替我回话：“有什么好笑的，就不准男孩子活儿干得好啊，像我家阿生这样手脚伶俐，多难得。”
没有鞭炮类活儿干的时候，母亲会带着我去上山割“蕨句草”。这种活儿，我也学得很快，到了草丛边，左手将草轻轻一拨开，右手就拿刀麻利地从草根快速扫过，一刀可以砍断几十根，快速砍几刀，手里就得一大捆草了。待草晒干后，我们将其挑回家，多的挑去卖给村附近的砖瓦窑作燃料，100斤的草能卖3-5元钱。
父亲是很少干这种村里默认属于妇女之活的，记忆里，那坑洼弯曲、布满碎石的山路上，经常看见母亲那80斤左右体重的瘦小身子，挑着一担八九十斤的草去卖；小学毕业体检时才50斤体重的我，那些年卖过的草，最重的一担有60斤。
初三那时，父亲住了院。他之前常常肚子痛，就去村里的小药店开药吃，人家说是胃痛，吃了些药片又挨过去了。这次痛了好几天都没解决，不得已到县里住院检查，却被医生告知是胆管结石，原来以前当胃痛吃药都治错了。结石数量太多，只能切掉胆囊。
家里因此借了一大笔钱，手术的一些内情，母亲许久后才告诉我。出院时，主治医生对母亲和大伯叮嘱说：“以后别让他干太重的活，好好补点营养，他太瘦了，这样的手术，有些人只活上五年。”我当时听了心里都一阵紧张。回想起来，常年胆小多虑的母亲，那时听到这话心里该有多忧愁。家里主要劳力要多休养，她自己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那年中考后的暑假，在母校，我把县里颇有名气的二中录取通知书拿在手上看了又看，心里却在左右考量。听同学说那里一顿饭菜要花一两块钱，最后我还是把通知书藏了起来，没跟父母说被县中录取这事，就在原乡里的初中继续就读了。这是我当年瞒着母亲做的一件事，心里也一直觉得自己没做错。
在镇中延续三年，我幸运地考上了一所普通大学。家里一直希望我能学医，得知我考进了省里医科类的大学都很高兴，母亲却没想到要问清我读的是什么专业。
却不知，那时我拿着志愿参考书翻看，满脸懵逼，不懂网络也不知向何人问询，心里考虑的只有学年和学费。看到学药比学医少一年，学费便宜很多，便填上了“药学”这一专业，这也是自以为是的我当年瞒着母亲做的另一件事，如今却还不敢言说对错。
曾经在杂志中知道，大学里有勤工俭学，可以挣钱养活自己。我开始时也在心里有所期盼，闲暇周日，想着去哪里能挣点钱，可自己成绩平平，不敢做家教误人子弟；胆怯少言，跟小生意也沾不上边；我走在街上看墙壁上有很多抄写工作的小广告，接了两份，却不知抄完后，拿着稿纸去结钱时，却早已人去楼空，连十几块钱的押金也没了。
我心里在震怒：天哪，竟然这么多骗子，还是骗自己这种本身就穷的人。我想我应该是继承了一些母亲的胆小基因，也继承了父亲一遇困难就容易放弃的习惯。打那以后，不再轻易相信广告上的工作，加上周六常常要继续上实验课，后来还加入了学生会宣传部，院系里的墙报板报宣传也花了不少时间，很少考虑业余挣钱的事了，只在假期参加了两三次校内的勤工俭学活动。现今回想起来还是挺惭愧，成人后的自己，异乡读书，却也没怎么能帮母亲减轻负担。
有次假期回家，看着母亲更瘦了，我跟大伯聊天后才知道原因。原来母亲为了能凑多些钱给我读书用，在家养起了母猪，生小猪时，正值天寒地冻，为了保证小猪的成活率，母亲常常大半夜还在猪圈里检查着，忙碌着。看着母亲那黝黑、开裂的双手，我的心里是五味杂陈。
毕业前，在校园双选会穿梭着找工作的我，心里深处有一个声音在欢呼：终于可以自己打工挣钱了。家里的债，听母亲说她已还完。我暗暗下决心，今后的家，得靠自己了，不要再让父母那么辛苦操劳。
只是，签约协议上的那点工资，将我的热情泼了一盆冷水。来招聘里那些企业，有些还是省内外有点名气的，开出的月薪，几乎没有超过一千元的。有一家广东的药企，签了十几个人，薪资才600元。要知道当时在校园里，经济好点的同学，一个月伙食费也花到七八百了。
有位老兄不忘调侃：“这点钱能谈得来女朋友吗？”却没人回答。我更没资格调侃，带着不甘，带着迷茫，在对职业前景的懵懂怀疑中，带着行李和专业书回到家。我和母亲聊起了那微薄的工资，她似乎看出我低落的情绪，笑着说道：“别着急，刚工作没经验，收入低是正常的。你是队里面第一个大学生，相信会越来越好。”
我带着母亲的期盼，在工厂里认真工作，省吃俭用地生活着，不敢去玩，不敢乱花钱。厂里因为迎接第一次GMP验收，缺少技术管理人员，把我们几个实习生都编有对应岗位。实习的几个月里是没有工资的，我也很努力地投入工作，最紧张时刻，我连续两个晚上加了通宵班，得到了厂领导的肯定。实习后很快升任车间主任，一年多后升任副科长。只是，工资的增长，都在一个很小的幅度。
在当初一起签约来公司的同学当中，有一个后来成了我妻子。我们在公司相处大半年后，才开始牵手交流，不到一年，就定下亲事。别人的恋爱季都是美好的回忆，我们那时相恋的味道，多少是带着酸涩的，没有风花雪月，没有轰轰烈烈，她家境比我好些，却也是要靠自己。她比我更会省钱，两人生活所花的每一分，都想掰开作两半用。当时的我们，连一辆摩托车都没资格拥有，没去过电影院，没去过远方旅游，结婚时没钱买戒指，连婚纱照也没去城里拍到……
我们虽苦尤甜，两个人的心思是一致的，大家都想着靠自己解决小家庭的所有问题，不说让各自父母安享晚年，起码不用他们操心自己生活。可结婚后的自己，还是不得不向父母寻求帮助。
工作两年多后，我们协商提薪不成，换了一家公司，不久就有了小孩。虽然和妻子两人，都以行业规定的最快时间做到了公司中层，可县城的小厂，待遇不高，单靠一份工资根本不足以养家，不敢由一个人辞职带娃，也请不起保姆，只好叫母亲前来帮照看孩子。后来，第二个小孩出生，连父亲也叫来帮忙了。
这一帮，就到了现在，大娃今年就满十七岁，三宝也已五岁多了。母亲跟我们在城市漂泊蜗居，已十七个年头了。当初的自己，自以为接父母出来是聪明，可以让他们不用再耕田种地，不用那么辛苦操劳。可实际情况，来到城里，他们并没有享到什么福，跟着我们四处漂泊，还或多或少受些气。
在县城药厂时，前后搬了三次家，后来在市里工作，也搬了两次家。最苦的一次，住在没有电梯的七楼，带着娃上上下下，不用说都能想象到有多累。母亲跟着我们数度搬家，从来没提什么怨言，也不给我们什么压力，一直默默地跟在我们身旁，悉心照顾着孩子们。如和煦的春日暖阳，温暖着这个漂泊蜗居的家。
买房子后，一家数口常年挤居三室，不同的观念习惯还是时不时有些碰撞。母亲说话细声细语，行动缓慢，一件小事常常要做很久才搞通；妻子说话中气十足，办事果断，雷厉风行。看得出，母亲有时也会不开心，可即便如此，她依然任劳任怨，无怨无悔，一帮就是十几年。
去年过年前，父亲病重住院，之后转进了ICU，在大年初七离开了我们。母亲在家伤心得一度站不起身来。可到我们工作上班，她也跟出来帮接娃送娃了。出发前我说由她自己决定，想在老家住还是帮看娃，都可以安排。我不知道母亲不想住老家是否真是本心所想，还是因为想继续帮助我们，却也怕她自己一个人在家睹物思人更加忧愁，便继续带她出来了。
十多年来，面对年过不惑却迟迟未立业的儿子，母亲就没想过让自己享清福。以前在村里，大家会的活，像包粽子、腌酸料、酿豆腐等，母亲也不赖。当年母亲从头到尾自己制作的豆腐酿，不老不嫩，煎出来皮色金黄不焦，让很多人都称赞不已。住城里时，她也是时不时做煎饼，包粽子，煎豆腐等，给小孩们吃；家里有洗衣机，她还是常常将衣服手洗；闲时把家里或小区发现的纸箱空瓶之类堆集起来，再拉去卖。
多年来，母亲早已适应（也可能是被迫适应）从一个农民到住城市小区的生活，买菜做饭、接送小孩、洗晾衣服、打扫卫生等，每天都没闲着。我们小区挺多像母亲这样从乡村上来的老人，他们组成了自己的朋友圈，每天晚饭后，在小区门口聚集，开启三五一群的压马路模式，逛回来后再在小区门口闲聊一番，然后就各自回家了。
只是，父亲走之后，有些时候，其他街坊都早已回去，还看见母亲一个人坐在大门一角，迟迟没回家。她静静地坐在那里，眼睛似乎在看着远方，那是老家的方向。她，该是在思念父亲了吧？
我心里也是一痛。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小时候村人眼里“别人家的孩子”的我，长大后还是如此狼狈谋生，都还没到松一口气的时候。不惑之年，我依然未能过得让母亲为之骄傲，也没创造条件让她放心好好享清福。
母亲总有操不完的心，大姐嫁在邻村，生活不太如意；外婆和舅舅早已去世，两个表妹的生活时而让人担心；老家村里很多人都建起小洋楼了，我家还是二十多年前残破漏水的老房子。这一切，也怪我这个还不成器的儿子，读了让村里人羡慕的书，挣的钱还是少得可怜。曾经炒股失败、跑业务做代理失败、创业开店还是失败，至今都还欠有外债。
最近这份工作，离家远时间长，唯一休息的周日，也得顾着送娃上学。虽然有时也会带着她到公园逛逛，可次数却少得可怜；至于外出旅游，就更少了。
近些年，常和一些中年的朋友聊天，很多人说到，以后老了很不想帮儿女继续带娃，人生太累了，自己晚年想要好好享受下。想想母亲帮自己默默带娃十几年，却从没抱怨过，我心里一阵汗颜。母亲这是纯粹的爱，不求回报的爱，她总想把自己的所有，向儿女们贡献出来。
如今年近古稀的她，行动变缓，白发斑斑，却还依旧如春日晖光，在竭力滋养着我这棵在城市里求生存的草根。
古诗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这棵在拥挤的城市里狼狈谋生的草根，该如何，才能回报母爱的春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