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随着抑郁症发病率的增加和大众对抑郁症认识的深入，问我“我要不要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少，而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停药”的患者却越来越多了。
昨天接到一份请柬，告诉我要结婚了。她是位抑郁症患者，32岁。在请柬里夹了张纸条，除了一个简笔的笑脸外，还写给我一句话：“我终于把自己嫁出去啦！”
我赶紧拨通电话祝贺。
没想到她的回应竟是很不严肃地问我：“我是不是您治疗过的病人当中第一个带病结婚的？”
这一玩笑把我搞得一时语塞，只能以大笑防御。
确切地说，她并不是我治疗过的病人，因为她患的是抑郁症，我所做的只是一种辅助工作；但她确实是带病结婚，因为仍在服药。
她第一次找我咨询是在8年之前，微笑着告诉我自己患了抑郁症，并且出具了数家医院的病历。我翻看着，初诊是2008年4月，某权威精神卫生机构给出了抑郁症的诊断，治疗方案主要以服药为主。遗憾的是，她没有遵从医嘱，跟我说药物用了不到两周就自行停止了。第二次就诊的时间是半年后，去的仍是那家机构，诊断为抑郁复发，依然建议服药，但她还是在感觉稍微好些时又停了药。于是就有了2009年3月的第三次就诊，当时她正在北京出差，去了一家最权威的医院。诊断和治疗依旧，只是那位精神科医生反复叮嘱一定不要再自行停药了！
那天她坐到我面前时说自己“还没有犯病”，但是“因为工作忙已经又好久不吃药了，复发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她的“预感总会实现”。
我听明白了，她不是来找我咨询抑郁症的：她知道自己患有抑郁症，也知道作为一个病人必须吃药才能把抑郁症治好，只是，她知道却做不到遵从医嘱坚持吃药！
因此，那次咨询所商定的目标与抑郁症无关，而是探讨如何才能做到坚持吃药——直到那位给她开药的医生说可以停药。
这对我轻车熟路。
作为一个白领，她的人格健全，意志力也未因抑郁症而受多大影响。在我眼里，这样的求助者就像一个聪明伶俐却不遵守纪律的孩子，我当然知道功夫该下在什么地方。
一切按套路进行即可。我让她联系或再次就诊于最后一位精神科医生，问明白接下来的抗抑郁药物应该如何口服，何时复诊；布置的家庭作业就是坚持遵医嘱服药、每天监控自己的情绪，第二天以文字形式发给我作为汇报。
头几天坚持得很好，可突然失去了联系。当时我极度紧张，因为我知道她去北京就诊了，还知道她复发时不只有自杀倾向，也曾付诸行动。
就在我正设法联系她时，她第二次预约咨询。
那次她落座就说：“我真的绝望了。”我问原因，她答：“北京的医生让我终生吃药！”
在很多病人看来，终生吃药要比自杀更难做到！
接下来，我帮她处理的就是这种绝望。由于有了足够的信任，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对这个结果我并不意外。教科书（精神病学第七版，第121页）上说：
对抑郁障碍患者追踪10年的研究发现，75-80%的患者多次复发。有人报道抑郁障碍第一次抑郁发作后几率为50%，第二次为75%，第三次为100%，故抑郁障碍患者需要进行维持治疗，预防复发。若第一次发作且经药物治疗临床缓解的患者，药物的维持治疗时间多数学者认为需6个月到1年；若为第二次发作，主张维持治疗3-5年；若为第三次发作，应长期治疗，甚至终身服药。
见她沉默，我问：“是不是埋怨我没及早告诉您？”
她答：“不，我知道您为我好。（因为您不是精神科医生，）如果是您告诉我，我不会相信，而且我更接受不了。”
按照设置，自此之后的一年她每两个月一次咨询，但期间必须完成家庭作业，其中就包括按时吃药和定期找精神科医生就诊。
很快，她就接受了不得不终生服药这一不能更改的事实，心也静了下来，每次跟我谈的基本上都不是抑郁症，而是工作、生活和坚持。待一切稳定，咨询关系结束时，我跟她开玩笑，期待着她能嫁出去。
请柬证明，她成功了！
今晨的涂鸦看似有感而发，其实我真正想表达的却是：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们应该如何与精神科医生配合，为诸如抑郁症等精神障碍的防治做出自己的贡献。
曾有不少精神科医生跟我说，对抑郁症做出正确的诊断不难，提出科学规范的治疗方案也不难，难的是如何让抑郁症患者遵照医嘱执行，比如按时按量服药，毕竟“药物的出现给（抑郁症等）心境障碍的治疗带来了十分乐观的前景。药物不但为患者解除了痛苦，有效地防止自杀这一悲剧事件的发生，同时也明显减少了由于心境障碍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沉重的负担，使患者重返社会”（第117页）。
回顾这几年我所接待过的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众多诸如抑郁症和各类神经症患者，我首先做到的就是配合精神科医生，嘱咐甚至监督患者积极主动地定期接受精神科医生的随访观察，其次，才是予以心理咨询或治疗，加强对其社会支持系统的横向开发和纵向挖掘。
像这位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抑郁症患者一样，坚持服药几乎是所有精神障碍患者的成功之处，这又何尝不是我心理咨询的成功呢？
抑郁症是一种精神障碍，严格说来它不属于心理咨询的范畴，而是需要精神医学的诊断和治疗——药物治疗是首选。
我发现，随着抑郁症发病率的增加和大众对抑郁症认识的深入，问我“要不要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少，而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停药”的患者却越来越多了。
这既让我欣喜，又让我困惑。
因为，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就是越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