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红霞
一
夜间散步归来，天还不算晚。路边简陋的小吃店里，没有食客，店主在低头扒拉着一碗面条，头上的白炽灯发出清幽的光，把他寂寥的身影映在脏兮兮的墙上。夫君是慈悲之人，感慨道：“没人吃，就自己吃吧！”
我居住的小区位于一条非主干道南北向的街上，小区门口不远处是几间不知何时就存在的平房，低矮破旧，与几步之外颇具历史感的城市公园少了几分和谐。朝向小街之处被做成了几间门脸，有的于门口放置一块牌子，用红色电光纸打印着：拉面、包子，字体生硬，像用几根树枝拼成；有的在门楣处贴上几个像是用油漆写上的字：大锅菜、馒头；有的直接把字写到了墙上：小火锅。门前的砖墁便道上常油迹斑斑，不慎踩上，有粘乎乎的感觉。一年中有三季，他们会把战场拓展到便道上，一张张油腻腻的简易餐桌餐椅林立，附近工地上的农民工或菜市场的摊主，常于饭时，三五成群，叫上几个小菜，喝上几两小酒，喝到兴奋时，便开始吐出豪言壮语，其中不乏“我当年———”之类的缅怀之词。
去年，疫情来袭，防控常态化，城市里的人们不得不努力改变着自己沿袭已久的生活习惯，谨慎地规范着行动。毕竟，活着才是王道。这些小门脸的饭铺受到冲击是必然的——食客明显减少便是凭据。
年关将近，政府提倡就地过年，使得每一位在外打拼的游子归家路漫漫。不知他的老爹老娘、老婆孩子是否在身边，也不知明年他的小饭店是否还能经营下去。
小火锅店的店主——一位操外地口音的中年男性，就在我们的视野之内，独自进行着只有一个人的晚餐。不知他是否赚到了小店这一天的租金。
二
“怎么不接电话呀？怎么不接电话呀？”走到小区门口，一声夹杂着哭腔的成年男性的声音在身旁炸响。我吃了一惊。
夜色阑珊，需要刷卡才能进入的小区栏杆处，声音来于此。一位送餐小哥身着厚厚的棉衣，半坐在充当交通工具的电动车上，一手放于车把，一手执手机于耳旁。棉衣上的连衣帽罩在他的头上，同时遮住了大半个脸。被口罩遮挡的气流急促、浓稠，仿佛从那儿冲出的是浓浓的火药，只要碰上一星半点火，就会砰然爆裂。
正值数九，不知从哪个方向旋过来一阵风，尖尖的，像是要透过棉衣刺破人的皮肤。我不由打了个寒噤。
刷卡、进门。寒意催促着我，向亮着窗户的“家”疾步走去。
“哎呀，姐呀，你终于接电话了。你知道我打了多少个电话吗？你知道吗？我这个月的奖金完了！”小哥像是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对着话筒宣泄着。走到院中，风把他的强抑制的愤怒和无奈送入我的耳膜。
三
冷的风，夜的黑，厚的衣，我没有看清那位小哥的面目。他应该就是这么一副样子，我无端猜测。
身材“玲珑”，据说，这种身材的男人，无论在哪个年龄段都不显老。模样儿周正，只是一双眼睛，老是近视似的眯着，“藐视”这个词儿用动作表现出来就是这样吧。还有那张面庞，白白的皮肤若隐若现于一层蒙蒙的灰尘之下。我叫他“徐师傅”。
去年，我在家不远处的邮政局预订了三种文学杂志。徐师傅负责我家那个区域的发送。
一群正忙碌分拣的快递员中，一个精瘦的小伙子来到我的面前，问，给您墙上钉邮政报箱还是联系送达？如此，我微信通讯录里多了一个叫“邮政徐”的联系人。
三种杂志出版发行日期不一，它们有时孤影行只，有时结伴而行；有时是一辆电动车，有时是一台箱体小型货车，风雨无阻，完好无损，它们早晚出现在我的手上。
有一次，徐师傅电联杂志事宜，适逢不便，便告知放在门岗即可。徐师傅听似商量的语气不容置疑，等你回来再联系。随后想想，没有包装，没有姓名的杂志，放在堆满快递箱子盒子的门岗处，被谁顺手牵了羊，可说不准。幸亏！第二次，第三次，直到第四次，当接过李师傅递过来的杂志时，我自己都颇感惭愧了。
“徐师傅，谢谢！”每次取杂志，我总不忘真诚道一句，就见他嘴角有了隐隐的笑意。大年初二，在喜气洋溢的街头偶遇他，我一句，徐师傅，新年好！他年轻的脸竟然突现片刻愣怔。
每一个讨生活的人，都不容易，也了不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