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又是一代高僧。他集文化、艺术、宗教于一身，继往开来，薪火相传，才尚未尽，而已足不朽，其才可谓旷世；其心赤诚，悲天悯人，于人于物持平等念，不起分别心，身体力行，利益众生，自号“大心凡夫”。李叔同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先是一位富有古代贵族气质的翩翩佳公子，一变而为时髦、富有现代气息的留学生形象，再变而为素面朝天、“温而厉”的图画讲师，最后抖身一变而为云水僧，竹杖芒鞋、四海为家。在他的身上，有许多的谜待我们慢慢去解开。
李叔同（1880—1942），名息，学名文涛，字叔同。法号弘一，世称弘一大师。在俗时，李叔同多才多艺，集诗词、音乐、话剧、书法篆刻等艺术成就于一身，同时还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艺术家、革新家和教育家；出家后，抛弃俗家时的大部分艺术，只以书法与世人结善缘，专心研修南山律宗，持“过午不食”等戒律，被后人尊称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李叔同一生不论在俗还是出家，时间虽算不上很长，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送别》虽久经百年仍传唱不止，执教数载，门下得意弟子有漫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出家后更是广结善缘，泽及世人无数，可谓功德无量，为中国近代的艺术界、教育界、文化界和宗教界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一个人的发展历程中，由于社会环境、时代变化、家庭背景、个人性格和后天学习的不同，一个人的思想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从而变为另一种类型的大异其前的自己，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事，但像李叔同那样，做公子哥像公子哥，做留学生像留学生，做讲师像讲师，出家为僧俨然苦行僧，每一种都转换得很彻底、每一种都做到了极致，夏丏尊和丰子恺以“认真”二字做解释，我们在对他多重性格转化感到惊叹之余，不免想冒昧揣测他的心路发展历程，探幽其角色转化之原因。
离津旅沪，翩翩佳公子
李叔同出生于天津某大户家，其父李筱楼为人兼及天下、好慈善乡里，这些为李叔同后来出家提供了善的姻缘。李叔同庶出且五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其生母年轻守寡、生活很苦，因此其母对他慈爱有加、寄予厚望。李叔同从小入私塾，传统文化功底较深，加之自幼聪慧且勤奋好学，因此年少即小有名气。当李叔同离津旅沪时期，于许幻园等天涯五友诗词唱和、捧名角儿、受教于蔡元培先生，过着贵族公子哥式的生活，虽然政治上苦闷、生活上应该说是他俗世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
一个男人离开家或者说有了自己的家才能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在此之前他都只是一个男孩，一个由父母照管、不能担起责任的男孩，李叔同即是如此。离津之前还只是个孩子，而现在他是一家之主，他有他的自由和权利，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的具体显现。我们且看旅沪时期李叔同的装束：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这是光绪年间上海最时髦的打扮），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在当时，上海是中国新文化的摇篮，李叔同如鱼得水，一方面，以文会友，与许幻园等上海名士诗词答赠，自许“二十文章惊海内”；另一方面，寄情声色犬马，捧角儿狎妓，与李萍香、杨翠喜等艺伎打成一片，朝歌艳舞。这是一种典型的贵族公子哥的习气，穿着艳丽时尚，仗气爱奇、恣意而为，这种习气主要是由于他内心的枯燥所形成的。
李叔同虽生活于书香世家，但因庶出加之父亲在孩提时代即去世、眼见生母抚养之苦，因此从小便养成了自负、清高、不合群的怪癖（宁方毋圆、对别人要求过高），在上海的时候，如鸟出笼，放纵自己，寄情于诗文艺伎，似乎是只有这样才能表明自己的才能、自己的存在，而内心却有说不出的苦，如他对他娘说的“娘啊，我心头太枯燥”。在他到上海的第三年，他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那一年他才二十一岁，他填一曲《老少年》，写道“梧桐树，西风黄叶飘，夕日疏林杪；花事匆匆，零落凭谁吊。朱颜镜里凋，白发愁边绕……”在多愁善感的李叔同看来，儿子都出生了，还有什么可为的呢，只是叹息老了、老了，其实这也是二十世纪初软弱中国的知识分子“零余者”形象的一种表现，内心的苦闷对于一个报国无门而又胸怀大志、才华横溢的李叔同来说更是有深切体会。因此表现在日常生活行为中，写诗填词，表达对祖国、人事、命运之感（多悲伤苍凉之调）；狎妓游玩，寄托内心空虚、无所事事之情。
东渡扶桑，问学于日本
“休怒骂，且游戏”，李叔同毕竟是一位有抱负的青年，在度过了几年的寄情声色犬马的人生游戏后，不甘心人生如此无为，于是受教于蔡元培先生入读南洋公学，此后逐渐淡出艺伎圈子、心态也不再如先前“枯燥”。可是，之后发生了两件事情，催使李叔同出国留学、寻求救国遣怀之道。一件是他与艺伎李萍香之间的怜惜离别，使他尝尽了情色场的无常（这也许与他出家悟透色相有很大关联），触动很深；另一件是他生母的去世，这给他年少轻狂的心以致命一击，他很悲恸，感觉过去不过是一场幻梦、没有什么意义，开始思考未来该何去何从、人生该如何走。经过这两件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可以从他以后的生活作风、言传身教中看得出来。
生母去世后，李叔同的心如浮萍般无所寄托，上海这个伤心地已不能安顿他受伤的心。这个是非地，不如离去，他看到了海对面的日本。如果说离津旅沪时期的李叔同是一个如鸟出笼般诗词酬和、寄情声色、人生不过一场游戏的贵族公子哥式放荡形象，那么留学日本时的李叔同就是一位多才多艺、性格孤傲怪癖的艺术家身份。
1905年，他登上了东渡日本的轮船。出国前，他写了一首著名的《金缕曲》“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谈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虽然自负于过去的“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絮飘萍泊，遮谈回首”，况破碎河山无人收拾，为了祖国，李叔同甘愿漂洋过海“忍孤负”。从这首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思想的变化，放纵的年代不忍回首，愿为祖国、为理想、为抱负东渡扶桑学艺。李叔同到达日本之后，艺术活动非常活跃。以自费生的身份入读东京艺术学校主修美术油画、兼习音乐，参与编辑《醒狮》杂志，发表美术文论《图画修得法》和《水彩画法说略》，其油画善于创新吸收新思潮，将西方印象派画风与日本浮世绘相结合，音乐方面独立创办了中国第一份音乐杂志《音乐小杂志》；参与日本汉诗人的一些诗文活动，加入“随鸥吟社”，发表诗歌词作，以寄托祖国、故乡、人生相思为主，基调苍凉悲壮，一改以前公子哥式闲情偶寄、酬唱互答之诗词；对时兴的话剧更是饶有兴致，与曾孝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主演《茶花女》……在这几年里，李叔同醉心于艺术，热衷于传播西方先进的艺术理念，为中国早期的新文化传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也常常被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而津津乐道。
如果我们只是看到李叔同的多才多艺，就很容易忽略留学时期的他和留沪时期才华横溢的他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其实，如果我们从其具体的日常生活现象入手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发生在他身上的思想上的本质变化。吴可为在其书《古道长亭——李叔同传》中这样写道“当风流潇洒的富家子弟的才子习气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渐渐淡薄下去时，李叔同那种狷介得像白鹤一样的性格此时开始显现出来了。他一生行事认真，律己极严，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人。在他一贯平和沉静的语默行止间总是透显出一种恭严。对于不理解他的人来说，便以为是有些孤僻和怪异了。”诚哉斯言，留学期间，李叔同于人于事一向认真：基本不参加一些无聊的社交、娱乐活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个人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创作，不管是学术还是艺术，要求苛刻，力求至臻至善；对自己苛刻如此，对别人亦是如此，这也是他择友的一个标准，因此在一些不熟悉他的人眼中则显得行为怪癖、不易亲近。欧阳予倩便有一次难忘的经历，有一次他们约好八点钟在李叔同住所见面，但因路途较远且正巧路上有些耽搁，迟到了几分钟，当他递进名片时，李叔同回了句“我们约定的时间已过，我现在有其它的事了，你改天再约吧”，欧阳予倩原以为“像李叔同这样一个有才气的人必是风流倜傥，不拘小节，谁知在交往中才发现他的性情竟至于有些怪异孤僻”。欧阳予倩和李叔同也算得上交往较多的朋友，尚且这般思想，李叔同的性格、作风可见一斑。从性格上讲，现在的李叔同和以前的李叔同可谓判若两人。
言传身教，桃李誉天下
从出国前李叔同写的两首《金缕曲》《祖国歌》来看，忧国忧民、胸怀宽广，于此可见他的英雄气概、他的鸿鹄志向，绝不仅仅是成为一名学校讲师。吴梦非在其文《一代名师》中回忆了李叔同对他说的一句话：“我在日本研究艺术时，自己万万没有料到回国后会当一名艺术教员的……”李叔同回国后，正值辛亥革命爆发，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欣喜若狂，填词《满江红》一首以示其志“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环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赤心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这可不是御用文人的歌功颂德，而是自抒情怀诗以言志，并不是说要去从政干一番大事业，那是不切实际。之后加入南社（南社是高天梅、陈去病、柳亚子三人于1909年创立的进步作家团体，也是近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革命的团体）、应聘《太平洋报》画报副刊、联合成立了“文美会”，从这些来看，我们更认为李叔同是想做一位艺术家，传播西方先进艺术观念、改良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以期使之焕然一新。无奈因缘际会使然，李叔同经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子渊聘请任该校图画及音乐科教员，开始了他六年的正式教学生涯。
李叔同回国后返沪本意欲趁此大好年华大显身手一把，后来因缘做了艺术教员，我想李叔同是会有一个心理落差的吧，但是在一师的六年执教成就显著，“硕果累累，私心大慰”。陈星在《说不尽的李叔同》中提取了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六年的艺术教育实践中的四个方面的贡献：首先，做出了几项开创性的艺术教育业绩。《白阳》杂志广泛介绍西洋艺术，在当时国内艺术教育界是一个创举；创作并提倡现代木刻；写作《西洋美术史》；人体美术教学的提倡者和执行者。其二，创作了一批堪称中国学堂乐歌典范的校园艺术歌曲。其中《送别》影响最大，直到今天，其歌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还在无数中国人的嘴边吟唱，并被视为20世纪中国艺术歌曲的代表作之一。其三，将人格教育与艺术教育紧密结合，体现了一个真正艺术教育家的风范。其四，为中国培养出了一批优秀艺术家和艺术教育人才。如丰子恺、刘质平、吴梦非、潘天寿、李鸿梁等，弘一大师很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满足，但在培养艺术人才方面感觉“私心大慰”。
我们在看到李叔同的这些艺术成就时，同时要注意到他这段时期内的变化（注意关注其性格与生活方式），即现在的他和之前的公子哥、留学生形象有什么不同。丰子恺先生回忆中的浙一师时期的李叔同是： “……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形式却很称身，色泽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 这时，执教一师时的李叔同已是一个素面朝天的形象了。性格方面用“温而厉”（丰子恺语）三字可以概括，严肃认真，不苟言笑，“为人师表”四字当是正解。
出家为僧，天地一沙鸥
李叔同执教一师虽是不经意的因缘所致，心理难免有些落差，但李叔同修为甚高，很快就安之若素，勤勤恳恳教书育人。然而其有旷世之才，教书之余仍不忘游艺于诗词书画诸艺、尽其所长。然世事变迁，六年之后摇身一变（这次变得更彻底）而为和尚了，李叔同为姜丹书其母写完墓志铭《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后即把毛笔折成了两截，第二天便出家为僧了。从此，李叔同已死，弘一方生，开始了其24年的僧侣生涯，为弘佛法献身说法。出家以后，弘一上人主修净土、专研律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生活简朴、不事铺张，守“过午不食”等戒，终成一代高僧，世人尊称其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李叔同为什么要出家呢？国民党元老、曾经执教于李叔同母校南洋公学的吴稚晖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李叔同可以做个艺术家而不做，偏去做和尚！”这是大多数人都想知道的，也是萦绕在每个人身上的一个难解的谜，是渐悟积累的质变还是突然顿悟的结果，是偶然的、唐突的决定还是必然的、深思熟虑的觉悟？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简单地追述一下他的出家经过。李叔同从皈依到正式出家仅有半载，但是这期间的心路历程却是繁复曲折。李叔同在去虎跑寺断食前于陈师曾一幅荷花图上写下“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此时已显现出对佛教的喜爱了。虎跑断食便是其出家的近因了，三周时间里，于佛教耳濡目染，对僧人的生活更加亲近，羡慕起僧人与世无争的恬淡生活。此后，马一浮对他有助法之功，彭逊之“即修即悟”和夏丏尊激将之法都称得上是当头棒喝，打消了他犹豫不决的念头，终于在大势至菩萨诞辰那天出家了。
如果采用跳出三界看三界的方法看李叔同的出家，也许更能解释因缘和合。前面我们讲李叔同有很多的变化，从翩翩公子一变而为多才多艺之留学生再变为“温而厉”教师最后到云水僧，一身而兼四职，每一样都做得很认真、很彻底，这不可思议的角色变化当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吧。弘一法师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和《余出家之宿因》文中谈及远因（年幼即与佛教有善因缘）和近因（此指虎跑断食），“余平生无过人行，甚惭愧”，尝尽“生老病死”四大苦，最终返璞归真，入佛教赎过罪。此是一说，弘一为人谦虚，如自称 “二一老人”（取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之义）当不得真。丰子恺的“三层楼”（陈星叫做“人格圆满说”）似乎更能揭示原因。丰子恺将人的生活分为三层，第一层是物质生活，即衣食；第二层是精神生活，即学术文艺；第三层是灵魂生活，即宗教。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地走上去的，他的“人生欲”很强，他的做人很彻底，最后出家便是必然的了。其实，李叔同的出家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既有主观方面的因子，又有客观方面的因子，加之社会环境、人生境遇、个人癖好等，李叔同变成了弘一法师。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李叔同的出家绝对不是悲观的、消极的，而是如朱光潜说的那样“以入世的精神做出世的事业”、是积极的。
至此，我们已经基本上走完了旷世凡夫李叔同的心灵旅程。这条路，看的人已很惊奇、感觉不可思议，李叔同却一路走来，走得潇洒、走得从容，走出了海阔天空、走出了光风霁月。他款款而来，带着温柔和微笑；他缓缓而去，背影清晰可见。遗憾的是，中国现代史上少了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李叔同；幸运的是，佛教历史上多了一个德才兼备的高僧红衣法师。李叔同（弘一），你身虽死，心却常在，大哉李叔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