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592—1598），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先后持续七年之久。
对于这场战争，日本和朝鲜的叫法不同。日本方面称“文禄庆长之役”，朝鲜则称之为“壬辰丁酉之倭乱”。应朝鲜国王请求，明朝万历皇帝出兵援助。在清朝张廷玉纂修的《明史》中，称之为“御倭”。
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之目的，据日本学者研究，是将朝鲜作为跳板，“假道入明”，侵占中国，实现其“大东亚构想”。
万历二十年（1592），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等将领，率兵158,700人，号称二十万大军，出征朝鲜。日军从釜山登陆，20天后，攻陷王京（首尔），国王从王京向开城，渡大同江，逃往平壤。在路上不断向明朝救援。
占领王京后，丰臣秀吉将征服明朝提上了议事日程。提出了二十五条所谓的“大陆经略计划”，准备将日本天皇移到北京，自己则驻锡贸易要港宁波。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按到朝鲜的求援报告后，要求兵部一方面筹划出兵事宜，另一方面准备接待朝鲜国王避难。
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开始时只派了辽东游击史儒率领一支兵马前往平壤，人生地不熟，又逢连日淫雨，史儒兵败阵亡。辽东副总兵祖承训随后带领三千兵马，渡过鸭绿江，前往增援，又遭惨败，祖承训只身逃回。初战不利，与兵部的轻敌有很大关系。
初战失利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震惊。万历任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备倭经略，同时任命正在宁夏平叛的总兵李如松，即刻东征。
宋应昌领命后，去山海关整兵备战。他对抗倭的前景并不乐观，向朝廷报告说需要大量的军需装备才能克敌。
御史郭实抓住把柄，弹劾宋应昌不称职，宋应昌顺水推舟，向皇上请辞。万历不准，宋应昌再请辞，万历再驳回，并说“再有渎扰的，一并究治”。宋应昌不敢再辞，于是到沈阳，准备备战事宜。
12月初，宋应昌先后派5000人，渡过鸭绿江，驻扎于义州、定州。12月初八，李如松到沈阳，12月12日，大军东渡，直扑平壤、王京。
但是，此时的兵部尚书石星，对于东征，并没有把握，他把希望寄托在“招抚”上。他派沈惟敬到平壤与日军将领小西行长会谈。双方约定以朝鲜大同江为界，日军退至平壤以西，并愿意接受封贡。
宋应昌也对沈惟敬不信任，李如松也对此会谈结果持怀疑态度，他们决定将计就计，利用北谈判作为掩护，发动突然袭击，攻下平壤。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四，李如松与小西行长约定，在平壤附近的肃宁馆，举行“封贡”大典，结果明军到了平壤城下的时候，小西行长看出不对，登城拒守。
正月初八凌晨，攻城大战爆发。日军大败，撤往王京。
李如松率三千人马到王京附近碧蹄馆勘察地形，误入日军包围圈。幸得援军赶到，才杀出重围。李如松此后无意进取，率军退回平壤。
宋应昌一面休整军队，一面要求石星派兵增援。但是石星仍是一味依赖“招抚”来解决问题，并不派兵。
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月八日，双方在王京和谈，日军从王京撤往釜山，而明军也同时撤退。
根据协议，明朝议和使节谢用梓、徐一贯前往日本名护屋（名古屋），谒见丰臣秀吉，双方开始谈判。
双方谈判朝廷全不知情，消息传来，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大臣纷纷弹劾兵部尚书石星和经略宋应昌。其实宋应昌与石星不同，他并不赞同议和，只是在其中寻找机会。
万历皇帝和稀泥，表示不追究议和之事，但主张“朝鲜自为守”。兵部尚书石星趁机撤兵，宋应昌还在力争：“吾官可去，兵必不可撤！”但朝廷执意撤兵，宋应昌一气之下，突然中风，于是向皇帝“乞骸骨”，告老还乡。从此“高卧西湖，绝口不谈东事”。
石星一直策划“封贡”之事，即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正月，明朝派使者前去日本，在路上花了两年，直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册封才正式完成。
“封贡”显然不能满足丰臣秀吉的欲望。册封结束后，丰臣秀吉就发动了第二次对朝战争。和平交涉的结果，是日本的再次入侵。石星因为“封事”误国，被“大辟”。
第二次对朝作战的日本有12万人，而明朝看清了日本的野心，朝鲜灭亡势必危及中国，因此，出动的兵力大大增加，水陆军合计九万人。
这次战争极为惨烈，经过数个回合，双方死伤严重，又陷入了僵持局面。
就在这时，1598年9月18日，丰臣秀吉病逝于京都。他的死终止了这场战事。日军士气低落，阵脚大乱，他们向明朝隐瞒了丰臣秀吉的死讯，随后逐渐从朝鲜撤军。明军趁势追击，日军无心恋战，纷纷渡海东归。
“倭以平秀吉之死，因而惰归，非战之功也。”如果丰臣秀吉不死，这场战事不知还要继续到什么时候。
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亦平。然自关白（秀吉）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东南稍有安枕之日矣。——《明史》
但是在时人看来，这场战争胜之不武。在班师回朝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论功行赏的圆满结局。
这场战争作为“万历三大征”之一，其结局有着极大的偶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