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牛忙
央视《新闻调查》栏目跟拍了毕业生求职全过程，制作了新闻纪录片《毕业了》，聚焦于史上“更难就业季”的毕业生们的就业百态。很不幸，我是这最难就业季沧海中的一粟。
如果大学毕业生可以看成是文人的话，那中国历史文人的悲剧正在我们的求职中上演，中国文人的工具性和奴性正在助推着更难就业季的预言成为真实。
中国文人大多为工具性人才而鲜有创业之主。
刘邦、朱元璋出生于草莽自不必说。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为报家仇而领13义士起义的努尔哈赤都是行伍出身。
而同时期的文人们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终究却没有再进一步的勇气，没有独自挑起大梁的担当。于是文人们沦为草莽英雄的幕僚和智囊，在草莽英雄们提供的羽翼下施展才华。而中国的文人如张良、诸葛亮、刘伯温、洪承畴等无不是这些懦弱文人的代表。
而有机会谋取一番大事的宋江、曾国藩等也最终论为了工具性一般的人物，待自己光芒燃尽，就功败垂成或功成身退。宋江的实力本来是可以和朝廷拼一拼的，而他从上山的第一天起，便把梁山的战略定为招安，缺乏自己做主的雄心和胆略，以至于气死林冲，在最终荡平北宋末年的许多割据势力后而被朝廷清除。
曾国藩被称为清朝中兴名臣，在他荡平太平天国起义以后功成身退，被尊为中国最后的大儒以及做官的典范。其实他的势力在太平天国被灭以后，是完全强过清王朝的，不过他选择小心翼翼，坚持隐退。
宋江和曾国藩一样，文人的懦弱和一种稳定的安全感葬送了历史的另一种可能。他们是工具性的人才而不是创业之主。他们寒窗苦读以后，需要找到一种可以给他们提供稳定和丰厚物质的安全感。他们没有草莽英雄的勇气去放手一搏，他们丢不起他们的饭碗，他们患得患失。
中国文人的奴性是他们最大的局限。
中国文人的奴性在于他们需要的稳定的安全感。难怪在中国治乱循环的历史轨迹中，领导者往往出生草莽。秦朝和隋唐算是例外，不过他们是贵族创业，本身家大业大，不需要如草莽英雄一样放手拼搏，也没有文人如履薄冰地维护自己安全感的懦弱。就像王思聪不需要像煤老板一样拼搏的勇气，也不需要像大学毕业生一样患得患失，寻找工作时的战战兢兢。
中国文人往往在由乱变治的过程中承担起维护社会既有秩序的责任。因为创业者们在此刻终于可以给予他们足够稳定的物质安全感和光耀门楣的荣誉感。
文人风骨这个词的出现都算是一种讽刺，因为文人是最没有风骨的。在君王面前的谄媚几乎是所有文人的本色。他们为君王辩护的荒唐何谈风骨二字，为论证刘邦继承天命的合法性，编出刘邦母亲被龙缠身而诞下刘邦的历史笑话。为论证朱元璋的合法性，写出朱元璋小时候和伙伴们放牛，玩游戏轮流做皇帝时，别人只要坐上那个位置，位置立马就会垮塌倾倒，而只要朱元璋坐上去，即使位置歪歪斜斜，依然霸气侧漏、稳稳当当。
可见，中国文人是天生只为领导者服务的工具。只要领导者给予了文人足够的荣誉和金钱而收买他们，他们便心甘情愿的论为秩序的坚定支持者和维护者。诸葛亮被刘备三顾茅庐而打动，其实他哪里是有感于刘备的爱才之心，而是刘备的三顾茅庐本身给他足够的荣誉，试想还有哪个文人能让君王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邀请呢？这不是恰好就给与了他足够的荣誉和面子吗？刘备深谙此道。而张飞确实一个实在真诚的人，在一次的等待后，就已经不耐烦，于是提议直接把诸葛亮绑了回去。
追根溯源，中国文人奴性的特征实在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功劳。儒家教育理念和文化要求“君为臣纲、夫为妻纲……”这就要求作为封建统治秩序之下的文人们忠于自己的君王。难怪宋江想着招安，想着效忠大宋王朝；难怪曾国藩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大儒，因为他把效忠自己的君王的规矩牢牢的记在了心间。
中国文人悲剧的当代后果。
钱理群说，我们的学校或许正在培养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世故、老到……。因为只要有人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安全感和荣誉感，他们心甘情愿地为领导者们提供辩护与支持。他们也甘愿为谋得自己的安全感和荣誉感而失去从来也不存在的“文人风骨”。
有数据表明，中国大学生的创业率不足1%，而美国大学生创业率是20%~23%。难怪中国学生青睐于去向大企业、事业编、公务员。因为这些企业和单位往往会给予他们更大的安全感和荣誉感。开辟一番事业的艰难确实存在，患得患失的文人（大学毕业生）们，他们怎么可能放下触手可及的安全感和荣誉感呢？他们怎么会把自己的前程置于某种看不到的希望还可能功败垂成的事业上呢？学而优则仕的荣誉感依然没有从我们社会的观念中抹去吧。
对了，我也是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或许自己也缺了一点草莽英雄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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