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娱乐至死》这本书是从媒介（印刷术、电视）的角度来分析当今“娱乐化”社会的现象，并认为电视这一传播媒介的出现和发展形成了一种娱乐文化，这种娱乐文化一直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当今社会的各个方面，以至于给教育、政治和宗教等各个社会领域打上了“娱乐”的烙印，使得文化成为了娱乐的附庸。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尼尔•波兹曼告诉我们《美丽新世界》里的预言：“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和“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将成为现实。未来会正如赫胥黎担心的那样，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尼尔波兹曼所说的“娱乐至死”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根本不在乎娱乐节目的泛滥或媒体的娱乐化倾向。他写这本书是写给自己的知识分子同行的，他呼吁他们回到书籍中去，认真地写作和思考，而不要贪恋在电台、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一夜之间曝得大名。“娱乐至死”是他对媒体知识分子的警告。
综括全书，波兹曼主要提出了两个观点：
一、电视介入政治使得原本严肃的竞选仿若综艺节目，民众热衷于政治家的花边八卦，对他们的着装外表评头论足，并让这些毫不相干的因素直接影响手中的投票器；
二、电视新闻报道的强势覆盖，大规模轰炸，使得原本多元情绪的新闻事件都变得淡化和娱乐化，主持人机械的"来看下一条"，就轻巧地将观众注意力转移，而包含在每条新闻中的应有情感正在丧失，无论观众还是传媒都在变得冷漠。
以上两者，是对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描述，也可看作是对今天中国的预测。
波兹曼是麦克卢汉的信徒，他相信的是“媒体即信息”。他认为，媒体本身限制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和图像革命，使得“我们对于真理的看法和对智力的定义随着新旧媒体的更替发生了很大变化。”波兹曼也不愿意自己的观点被曲解为“攻击电视”，他说“虽然电视削弱了人们的理性话语，但它的情感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他坚守的“电视认识论”是，不要让电视带来的情感刺激，一劳永逸地取代了印刷品带来的理性思考，这会对严肃的知识是巨大的伤害。“电视的思维方式与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
某种程度上，波兹曼的技术决定论甚至削弱了这份警告的份量。他太关心知识分子的使命和利益，以至于失去了观察现实的耐心，连文明与野蛮的标准都有些把持不住了。例如他说，“各种各样的专制者们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民众会忽视那些不能带给他们娱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常常要依靠审查制度，而且会在意这种差别，因为审查制度就是他们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方式。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过去的国王、沙皇和元首如果知道了这一点，会感到多么高兴啊。”
显然，这段貌似深刻的话也只对了前半部分。以我们正在经历的反低俗运动来说，并没有谁相信娱乐可以取代审查，也没有人因为娱乐而暂缓审查。恰恰相反，“反娱乐”成为了“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口实，而“娱乐至死”的告示牌上画着骷髅标志，正把我们驱赶到一条全新的乌托邦之路上。这条道路，正如我们看到的，其实和地狱之路一样，都是由鲜花和良好的愿望铺就的。
和波普尔一样，波兹曼提醒人们要警惕电视这个二十世纪的宠物，有所不同的是，波普尔焦虑的是电视中暴力、色情等内容对儿童的腐蚀，为此，他甚至建议政府牺牲言论自由立法对电视制片商进行管制，而波兹曼瞩目的则是电视造就了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令人恐慌的不是所有严肃话题都以娱乐的形式在公共话语空间狂舞，而是娱乐本身就成了严肃话题的一部分。
就当下文化而言，“娱乐”已赢取我们这个时代“元媒介”的地位。尤其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由印刷机开创并延续经年的所谓“阐释时代”已然让位于由电视机开创的“娱乐业时代”。电视及其文化如今既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为此，波兹曼说：“电视在安排我们交流环境方面的能力是其他媒介根本无法企及的”。而罗兰.巴特则说：“电视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
波兹曼的忧心绝望之至，感人之至：“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