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山那水

李忱

今年七月底，少有的36度高温笼罩着吉林大地，借着这热情，我们兄弟一行从长春前往桦甸八道河子复兴屯（曾叫黄家油坊）。桦甸，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余脉，早在1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唐代曾在这里设城建镇，苏密古城遗址至今保存完好。桦甸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立县，1988年撤县建市。复兴屯离县里40多公里。此次故地重游，也算是少年离家的返乡、过往岁月的追寻、记忆深处的踏访。

烈日灼照，驱散了白云，只剩湛蓝的天空，也烘烤着公路两旁的庄稼浓绿饱满。路比过去宽了，可过眼的肇大鸡山，好像没以前高了。按导航提示，前面修路需绕行，我们钻进一条小路，光线一下暗下来，仿佛穿进了森林，两旁大树的繁枝茂叶像天棚一样，把道路密实地遮住。打开车窗，顿觉清新凉爽。路非常好，但宽度仅容一辆车，都不知道对面来车如何错过。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闪过的标志牌，有老狼沟林场的字样。

走出小路，拐上很宽的柏油乡路，往前走，见路旁边立一个石板，标明“李家堡遗址”，吉林省人民政府2014年公布的吉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桦甸市（以前是县）人民政府立。旁边还立了一块“桦甸市文物长制公示牌”，标明是青铜时代的古遗址，还有乡镇村三级文物长的姓名和电话。

当年在这里生活三年多，从未听说过这个古遗址。怀疑这是不是当年的李家大队。赶紧向遇到的老乡打听，他说就是原来的李家大队，往前走5里多路就是复兴屯。没想到我们穿了一条特别近的路，节省了三分之二的路程。环视周边的村和路，找不出一丁点当年的模样。继续向前去复兴屯。

近乡情更却，思绪一下子回到了52年前……

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按着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城市里的好多单位都响应号召，派部分干部职工到农村插队落户。东北师范大学（当时称吉林师范大学）行动的比较早，当时把在职干部插队落户称作走五七道路，下放干部都称五七战士。从师大的下放人员看，不明白是什么标准，有德高望众的老教授、也有文革中的造反派，有老师，也有工人。有干部也有普通人员。下放要“四带”：带工资、带户口、带粮食关系、带家属。下去也不知能不能回来。我母亲当时在东北师大医院药房工作，身体也不是最好的，长年胃溃疡，月月开诊断，但药房一个名额就摊上她了。

当得知我们家要下乡插队落户消息后，长春的亲戚都来帮忙收拾东西，我本家嬸子的父亲，我称于姥爷，是东北师大食堂的厨师，年纪也不小了，腰里别把斧子，天天来家里，钉箱子，捆包裹，我们都担心他累着，他话不多，闷头就是干活，很让我们感动。妈妈的老朋友路姨几天前请我们全家到她家吃饭，临走时，望着泪眼模糊的妈妈，她拉着妈妈的手并安慰说要坚强！二舅家的兴仁表哥从下乡的集体户中赶回来，四舅家的兴春表哥初中毕业正准备下乡插队，都来帮我们搬家并送我们到下放的村屯。

1969年12月26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诞辰日，不容易忘。那天，天气阴沉，下着小青雪。早晨师大派来了一辆大解放卡车，在长春市永昌路一幢两层的灰楼前停下，这是当时我们家住的筒子楼。把几天前就打包好、绑上标签的两只红木箱、一个用木板临时钉的大箱子、几个纸壳箱、6草袋子煤、一辆半旧二六型红星牌脚刹自行车装上车。还有师大公家的一个书架和三屉桌也装上车，车送我们到火车站后，这两件东西是要拉回单位的。

到火车站，看到师大把这件事整的挺大，去桦甸县下放的教职工集体出发，学校派人敲锣打鼓欢送，专门协调铁路用客货专列运输，搬家的东西装上货车，人员都上卧铺车厢。二位表哥跟我们一起走。

那天觉得火车走走停停，时间过的太久太久，10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一下午和晚上才到吉林市边上口前镇。下车后，才公布每户五七战士具体居住的地点，每个小队两户，分到一个生产队的五七战士互相招呼一起行动，与我们分到八道河子公社李家大队复兴一队的，是历史系的庄叔。当时没有见到。从火车下来的大队人马，被临时安排到一个疗养院住宿，前往疗养院有一段路，那天夜里，星空明亮，天气干冷，周围宁静，互唤名字的喊声不时回荡。疗养院只管住，不管吃。我们自带了甜饼、蛋糕、馒头和咸菜。当时只想吃馒头和咸菜，甜味的东西一点也不想吃。

第二天一早就前往居住点。家具都装上大卡车，家庭成员多，驾驶室坐不下的，都乘坐绿色的长途大客车，但那天的大客都成了乘载五七战士家属的专车。父亲和弟弟乘坐拉我们家当的大卡车，我和母亲、仁表哥乘坐大客车。性格活跃的春表哥不甘心被动坐大客车，说他自己走，后来得知，他不知怎么混上了指挥车。

那天从口前到桦甸县的公路上十分壮观，卡车排成了长队、夹杂着大客车在路上缓慢蠕动，这么多车，路也没有现在宽，一路走走停停。父亲乘坐的卡车在我们的前面，后来走到哪里都不知道了。应该说大规模搬家的行动组织的很好，这么多车，谁走哪个线、坐哪个车、谁到哪里下车，都安排的很妥当，我们乘坐的大客车，随着不断有人到居住点下车，人越来越少，天也越来越黑。到达复兴屯已是晚上8点多了，我们在村里的路边学校前下车，大客车还要继续开10多里送最后一户到四方甸子。一下车，感到正下雪，村里的好多人都围了过来。除了接我们的人招呼着，其他人没有任何语言，乡亲们的热情都已被寒风覆盖，惊奇和接纳都化作了沉默的含蓄表达。

来到离小学不远的老齐家，父亲、弟弟和春表哥，下午就到了。进屋后脱鞋上炕，赶紧围着小饭桌吃饭，一天没正经吃东西，真是饿了。只记得菜是土豆丝，土腥味特别大，但还是吃得很香。当时村里还未通电，只靠小饭桌上的煤油灯照明，我们的房东老齐家，三间房，我们住的这间东屋，原来住着齐家老大齐国忠大哥一家三口，孩子还特别小。队里按着上边的要求，与齐家商量临时倒出来，齐大哥一家搬到老丈人家住。齐家是个大家庭，6个男孩、2个女孩，齐大娘怀里还抱着老儿子小福子，与齐大哥的孩子，叔侄差不多同岁。我们在南坑吃饭时，齐家人都过来了，还有小队干部，屋里满满当当的，有坐着有站着的，队干部先是表示欢迎，然后简介村里和老齐家的情况，承诺有什么困难，队上可帮助。齐大娘依次介绍家里人，叫一个孩子，就站起来一个，北面墙上就出现一个巨大的黑影。饭后，房东家人散去后，我们一行6人就睡在这一铺炕上。真正的农村生活由此开始了。

二

新的一天早晨，父母开始跟房东学着用灶台大锅做饭，忙着锅里的菜饭，就顾不上脚下灶坑里的柴火，搞得外屋冒烟咕咚的。房东家与我年龄相仿的老四领我到外面去溜达，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村子里很静谧安祥，没有了城市的喧嚣，看不到车水马龙，纯净的凉气沁人心脾，湛蓝的天空，太阳照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反射的光晃得人睁不开眼。远处的大黄顶子山，严寒把树林砍的只剩黑褐色的枝干密密麻麻插在白雪里。空白的还有当时大脑，不知要在这里呆多久。

那时文革还在“斗、批、改”阶段，正在挨整的父亲还要回单位继续接受审查，直到清理阶级队伍结束，才能离开单位。家里简单安置后，父亲就回长春了，春表哥作为户长正在筹建去浑江插队的集体户，也回去了，是不是与父亲一起走的，记不得了。

仁表哥留了下来帮我们过渡一段时间。在农村，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应付挑水劈柴、拉碾推磨，耕种养殖等等家务农活，没点体力是不行的。当时我才12岁、弟弟10岁，母亲还有严重的胃病，初来乍到，没人帮助会有很大困难。在农村那几年，也多亏了仁表哥，每年冬闲时，就到我们家来帮忙干体力活。

在城里生活舒适的孩子，突然到农村过苦日子，落差还是很大的。但我和弟弟适应得很快。新奇和好玩，暂时忘却了其他。第二天我就与村里的孩子在学校门前小操场的雪地里踢球，在村里转悠，玩雪爬犁。春季开学后，先到村里小学的六年级教室听课，有点跟不上，就到五年级班。

对比城市，没有亲身经历，体会不到那时的农村真是贫穷、落后和艰难。生产队也没有啥公共设施，村里不通电，道路是土路，夏天遇雨，滑陷泥泞。村里的小学就是五六间土坯草房，教室之间是用长条木板隔开的。桌椅都是圆木墩上压上长条木板，这也是生产队开大会的会场。五年级和三年级共用一个教室，上课是同一个老师，他先给三年级讲，我们自习，然后，三年级自习，给我们讲。弟弟是三年级，与我在一个教室上课。除语文和算术，其他副课囿于条件都没有。学校可能有3个民办老师。1970年夏天，一位老师病了，我母亲还代过一年级的课。学校门口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土操场，就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两边各竖一个自制的木篮球架，除上课时间，谁都在那里打篮球、踢足球。那是村里唯一的文体娱乐场所。学校经费来自于生产队给的一块自留地上的收益。记得春耕时，老师带领学生种地，上肥是个脏累活，就是挖坑下种后，需要抓一把粪放到种子上，当时老师和同学都以为我一个城市孩子干不了这个脏活，可我与他们一样挽上一个装粪的土蓝子，边走边往种坑里洒。当然不是直接的牲畜粪便，而是经过掺土发酵后的农家肥，但也还是有骚臭味。就为这再加上学习还可以，小学毕业时还被老师同学推荐为优秀学生。

那时农民住的都是泥坯草房，窗户都是用油纸糊在窗框上。当年农业受灾，队里给每人一年380斤皮粮的量，还是返销粮。过年过节时，队上才发点白面。房东家的兄弟都没有衬衣和祙子，一件棉袄，腰里扎一个绳子，以防灌风。把干靰鞡草用木圆锤砸软放棉鞋里，脚包块布放在草中，就当祙子。粮不够吃，从上边调来的麦麸子和糖渣子分配给农户，房东家就用麦麸子包糖渣子蒸成团子吃，让我尝尝，一尝挺新鲜，说好吃，房东大娘眼泪就下来了，说“这玩仍哪是吃食啊”。

冬闲时，队里组织年青的能吃苦的人偷偷到深山里搞副业（割小杆），就是找直溜的、直径4、5厘米的硬杂木截成1米多长，捆成捆，专门有人收购，赚点外快。队里死个病马病牛，把肉给社员们分一分，打打牙祭。

插队干部家的生活比农民要好一点，至少能吃供应粮。我们家的粮食关系转到公社，买粮都到公社粮站，每月的细粮标准比长春市低，是6斤还是8斤不记得了，白面多、大米少，母亲因有胃病，只能吃馒头，家里每月的白面都留给母亲，我们主要也是吃玉米面、高粮米和玉米馇等粗粮。生产队给了两小块自留地，一是在后山坡上，还有一块是很远的路边边脚地，吃菜解决了。

1970年，生产队还为我们插队干部每家盖了两间房，虽然也是土坯草房，但是自己的家。盖房时把外屋间壁出半间，从里屋过堂成三间，我和弟弟住外间，父母住里间。房前有粮仓和柴禾垛，屋后有茅房和一片菜地。

三

家安在农村，沉浸在大自然里，望星空、接地气、近河山、嗅林草，不是一走一过的旅游观光，而是真正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人在大自然里永远都是孩子，她能给你带来发自内心的自由和快乐，也能让你了解到、认识到、体会到、学习到许多在城市里和书本中没有的东西。

春息渐至，万物勃发，鹅黄茸绿，苞蕾露芽，蛙歌莺唱，播种庄稼。与小伙伴们进山采野菜，爬树掏鸟蛋，踏青辨林木，游山识草花。真正的山水总是比城市里的儿童乐园丰富多彩。

夏炎氤氲，蝉鸣树懒，溪溅翠石，河涛渠满，野花草地，思长梦短。跳进河里洗澡（游泳），静坐岸边垂钓，下“捂”子瓮鱼（捂子是用柳条编的肚大口小的筐，放在河流窄处或小溪里两边栏住的流水处，水过鱼留），捉蝲蛄烧烤，加上烤青苞米、烧毛豆，既果腹又尝鲜。更不要说家家户户栽种的果树结出的各种李子、杏和海棠果。

秋实果硕，漫山彩画，阳高气爽，缤纷叶下，忧思长叹，静美芳华。秋天还是收获的季节，到林间捡核桃打榛子，夜照水中穿蛤蟆（田鸡），晒干取油就是名贵补品。尽享大自然的馈赠。

冬寒白雪，大地尽藏，狍夹鸟铳，狩猎“赶仗”（几个人呐喊，哄赶猎物至有效猎杀距离），猫冬取暖，闲话火炕。与邻家孩子在山坡的雪地里滑爬犁，一块骑牛，生产队的牛倌每天在落日前都要赶着队里的所有牛到河边饮水，一帮孩子就跟着骑上牛，直到牛饮完水回到牛棚，刚开始都由小伙伴找一条老实点的牛，把我扶上去，骑在牛后腿上较平的部分。晃晃悠悠，特别好玩。好一幅牧童落日图。

农村的孩子都要在家里帮父母干农活，我和弟弟也不例外。但挑水还不行，个子矮也没劲。就与父亲一起种苞米、豆角、茄子、黄瓜、大葱、土豆、白菜、萝卜等，蔬菜成熟时也吃不完，秋天豆角在架上干了，光豆就收了一面袋子。在自留地里耕种收割，“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不是背下来的，是亲身体会到的。家里当时还养了13只鸡、2只鸭子。秋天还要挖菜窖、埋萝卜、储土豆、积酸菜。与表哥、父亲一道上山打柴，我们村地处半山区，烧柴都是到山里捡倒木，或砍枯木，冬天用牛拉爬犁拉回来，与父亲或表哥一起拉大锯截木头、用长斧劈成柈子。现在这种方式打柴可能不允许了。

1971年我到八道河子公社中学（桦甸三中）上中学，住宿一段时间，后来骑自行车走读。学校每年都放两次农忙假，要求学生到家里所在的生产队里帮干农活。春季农忙当属水稻插秧，届时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父亲、我和弟弟都参加了。五月下旬，山区稻田泥里的冰还未化透，脚踏进拔凉的泥水里十分冰脚。插秧过程非常累腰，每天回来躺下就不想动。为赶农时，劳作时间长，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饭和中午饭都有专人到各家取来送到地里，吃饭就是短暂休息。每人腰里都别着塑料布，下雨时就裹在身上，农活不能停。秋季的农忙假是参加收割。割水稻时，镰刀容易割伤腿，割大豆时，容易被豆荚划伤手，戴着皮手套都能划破。跟大人一起干农活，既劳累又兴奋，有成长的成就感。农村的历练教会了我能吃苦、肯吃苦，适应环境的能力渐渐增强。从外表上看与农村孩子没啥两样。一次医院工会的杨叔代表师大医院到家里看望母亲，问母亲，“你家大忱呢”？我正和小伙伴在家里玩。母亲指着光脚赤膊浑身黝黑的我说，“这不这呢”。杨叔说，“呀，我还以为是村里来玩的两孩子呢”。

四

李家大队大概有七个生产小队，安排了12户插队干部，有的小队安排两户。我们住的复兴屯有两个生产队，我们住在一队，还有一户庄叔全家是后来的。二队有两户，一户是师大物理系的罗老师两口子。另一户是化学系的李叔，实际就他一个人来了，家并没搬来。五七战士也是有组织的，公社一级称作五七连；大队一级称五七排，好像复兴二队的罗老师是副排长。平时也没什么事，有时组织开会传达学习文件。

当时干部下放有两种形式：一是集中落户五七干校，二是散到各村插队落户。前者把家家户户集中到一起，有专人管理监督，白天干活，晚上学习，从事农副业生产和革命大批判。仅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就在河南、江西、湖北以及东北等18个省创办五七干校100多所，下放的干部、家属10万余人。如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描述的中央机关和国家部委的五七干校。各地下放五七干校的干部、职工也有数以百万计。如典型出名的黑龙江省的柳河五七干校；后者，像我们家这样，散到各生产队，名义上是让贫下中农管理，生产队一是不指你干那点活，你还不一定能干好，二是你干活生产队也不记工分，所以都懒得管。五七战士自身的松散组织也不便监督和管理，不过这种形式使五七战士少遭不少罪。五七战士们也都根据自己的特长做点事情，庄叔在大学做老师，但自学中医针灸，很有成就，而且实践多年，来后，在大队卫生所坐堂看病，巡诊针灸，他是全大队第一批抽回师大的，但不是回教师系列，而是到医院做中医大夫。如罗老师的爱人王老师、庄叔的夫人屈姨下放前都是中学老师，她们就到大队中学代课。

我们一来，老乡得知母亲是在医院工作的，很快就有人上门找母亲看病，母亲在药房工作，虽懂医疗常识，但不是大夫。他们来看病，母亲让他们到公社卫生院，他们嫌远不去，没办法母亲就拿点家里自备的药给他们，有的发烧、感冒，母亲就用自带的针管给打一针。当时条件简陋，母亲胆也大，针管用完就用小锅煮一下就消毒了。这下好了，两个队的人，头疼脑热的都来找母亲给看。家里的药用完后，生产队长来家里跟母亲说，队上办点药，你就给大伙看吧。

常常是早晨没起床就有人来找，你正在吃饭，人就在桌边等，也没有上下班和节假日，每天母亲总是忙忙碌碌的，她的成就感都体现在随叫随到、雷厉风行的服务中了。我不理解，冲母亲嚷嚷，下放是来锻炼的，你不是大夫，没说让你给人看病，整得我们吃饭睡觉都不消停。她就说屯里的人找到我，说明我还有点作用，累点也没啥。

房东家的齐老四劈柴时，一斧子劈到小脚指头，只剩皮连着，他单腿跳到屋里喊：“李嬸，我把脚劈了”，母亲一看二话没说，直接把小脚指头原位摁上，上药包扎。后来很快就长上了。后来我问母亲，你这么干也不怕没治好落埋怨，母亲说这大冬天去15里外的公社卫生院，交通不便，到那什么都来不及了，另外公社卫生院没有像样的断肢再殖技术，也只能像我这样处理，顶多缝两针。

村里人对母亲非常尊重，大家相处得非常好，秋天果树下果了，这家送一把，那家送一盆。家里有什么活计，邻居和村民都来帮忙，可以说是随叫随到。

我们返城前，突然一天，村东头的老孔大叔扛着他亲手做的木箱，相当于家具店里卖的那种装衣服的箱柜。放下后说道，俺屋里的（老婆）病怏的，总麻烦刘大夫，你们要走了，我家里太穷，也没啥表示的，打一对箱子，送你们回城用。我们很感动，但母亲坚持付钱给他。

清理阶级队伍结束时，驻单位工宣队给父亲的结论是“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多年后我才知道，解放前父亲从黑龙江老家到吉林市上学时，要过许多关卡，过卡需要通行证，如果是三青团员办证很方便，大伯便给父亲办了加入三青团的手续和通行证。父亲当时自己也不很清楚，所以怎么检查也不过关，就这点事）。开春再回来时，是单位工宣队的两个人送回来的。他们与公社五七连、大队五七排、大小队的书记队长都说明了情况，说话也很重，意思是对父亲要监督改造。

不知何故，工宣队二人与生产队长的交接，安排在夜里我家。当时我和弟弟及仁表哥都睡下，屋里的谈话声把我吵醒，不敢大动，只轻轻一转头看到，生产队长、父亲、工宣队二人，不清楚还有谁，都在地上木圆墩上相对而坐，母亲好像坐在炕沿上。感觉仁表哥也醒了，但我们都在继续装睡。不敢动，其他说什么都记不得了，只记得父亲忏悔似地说：“我对不起党和组织的培养……”这句话很扎心，多少年一想起都不舒服。

春耕开始后，父亲就到队里干农活，一次在村小学前的大地里刨茬（读乍）子，父亲没干过农活，被远远甩在后面，课间时，正好被学生们看到，好多人指指点点，低声讥笑，在我身边的同学都没作声。看到父亲认真、自虐般地劳作，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又看到房东齐家二锁哥往回刨来接父亲。农民的纯朴在于眼见为实，一个中年下放干部，不管他有什么结论，看到他与他们一起在地里干活，不记工分，干得很慢，但态度认真，他们便同情你、接纳你并尊重你。议论起来，他们不是贬低你的人品，而是笑话你缺少务农的能力，天天一起干活，很快父亲就与农民们嬉笑玩闹打成一片了。

大概1971年，听说父亲来前在吉林省水利勘测设计院（现在已改为吉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工作，公社就借调父亲，参与公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土坝的勘测设计，这也正是父亲的业务长项。他经常骑自行车去公社上班。后来听母亲说，县里知道后，还想把父亲直接调到桦甸县水利局，说到那就给房子。我从不敢对父亲提什么要求，就对母亲说，千万不能去县里，我就是想回长春。

倒是同大队的个别五七战士，有些瞧不起父亲，幸灾乐祸地说：“老李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大队的五七战士谁都抽回去，他也走不了”。这话后来打脸了。为父亲的结论，母亲专门回长春到父亲单位上诉，后来复查时澄清了问题。直到1973年初，还是父亲单位先于东北师大抽调父亲回去，我们全家随调搬回长春。回城后，父亲放下包袱，努力工作，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提拔为单位的中层干部。

五

我们家插队落户的最大收获，是1971年，在新建的房子里，母亲生了老三。当时条件太差，母亲奶水不足，也没有牛奶和奶粉，村里有人养羊，弄点羊奶，三弟还不喝，父母就给散在外地的亲属写信求购奶粉，那时各地也买不到奶粉，亲属们千方百计想办法，寄来代乳粉，炼乳等，所以三弟小时营养不良。

东北农村，人情味十足，一家有事，全村帮忙。有一段时间，母亲犯胃病吐血，父亲陪母亲回长春看病，母亲回辽宁老家养病时，都是邻居们和知青来帮忙。有了三弟后，母亲出诊看病时，就请邻居孔嫂或王嫂来照看三弟。在我家前面隔两趟房，有我们队的集体户，都是吉林市来的知青。冬天家里生炉子取暖，开水充裕，还订了一份吉林日报，知青们经常来家里帮忙挑水、劈柴，顺便喝开水，看报纸，我也愿意与他们聊天、下军棋，还经常去集体户与知青们玩。有一年元旦，集体户里屋门框上贴了一副对联，用红纸烫金字写成，字潇洒漂亮，文也工整对仗：“涉急流过险滩劈风斩浪，经风雨见世面百炼成钢”，这个我记住了。这是集体户才子知青唐大哥撰写的，他后来到公社中学做语文代课老师。那几年过年时，父亲和庄叔都给复兴一队的家家户户写对联。春去秋来，全家人完全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与村民们也相处的其乐融融。

1972年底，父亲要抽调回原单位的消息大伙都知道了，大队的五七战士们也没想到我家能抽调得这么早。为答谢大家，父母在家里请全大队五七战士和大小队干部吃了一顿狗肉。转过年，二弟与仁表哥先回长春了。1973年1月，父亲单位来一辆大解放，开车司机姓王，他女儿是我小学同学。乡亲们帮忙装车，来了许多人，队长派他大儿子老黑，送我们到长春。东西装完车，用苫布盖上，父母抱着三弟坐驾驶室，我和老黑哥钻进苫布里，司机说行车时不让我们露头。到吉林市，我俩下车，乘火车回长春。半夜到长春，没公交车了，从火车站走到惠民路，父亲的老同学王叔在路口站了老半天接我们，怕我们找不着。回来的五七战士都暂住到父亲单位办公楼里改装成的筒子间。

正想着过去的事情，二弟说，到复兴屯了，我这才回过神来。

六

到复兴屯，过去的印记一点也找不到了，路边的学校、操场都没有了，开车到村中部，拐进去，看到一个小卖点，一瘦老头坐门口，一聊，原来是齐海林，真没认出来，与年青时相差太大，旁边站着当年屯里最年轻党员小林子，今年也八十多岁了，他儿子是二弟的同学。一提，都知道我们，还有一个老车家的，还知道我和二弟的名字。我们由齐海林领着到老宅，老宅已经扒了，在前面新盖的砖瓦房，住户是孔凡玉和徐米香两口子，孔大哥仔细看眼睛能看出当年的模样，现在腰弯了、腿不灵了，徐米香胖了，她就是当年我们家的邻居，还帮忙照顾过三弟。看到三弟也五十多岁了，很是感慨。聊会儿就去了当年房东老大齐国忠家，他领几个人正在干活，没认出我们，但他没太变，身体很好，进屋后看见大嫂，身体也挺好，他们已经儿孙满堂，生活也富裕了。正聊儿天，齐家老六来了，胖墩墩的与小时一样，他说三哥去桦甸了，二哥也可能不在家，说起我们住过的他家老房子，在他们家的后面，目前老七小福子住。除老四在吉林市外，其他哥几个都在村里，住的都不太远。就不一一看了，问起当年许多同学、好朋友、小伙伴都不在了。看来农村的医疗条件和人均寿命与城市还有距离。齐大哥、老六和徐米香等，都非常热情张罗要留吃饭，才上午9点多，不可能等着吃饭，没看到老宅，挺遗憾。知道现在全村人的生活都好了，都住上了砖瓦房，不愁吃穿，真感到高兴。与乡亲们依依惜别，还要到八道河子中学看看。车行路上我在想，真是乡村巨变，人亦老了，但仔细看他们的目光，仍然纯朴、明亮和满足。远处葱绿的大黄顶子山依旧过去的模样，前面的河水还在唱着古老的歌。

                                    2021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