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春秋之三十三
宋朝四川史学双峰：李焘与李心传续写“通鉴体”辉煌
文 和运超
宋朝是国内外公认的人文鼎盛时期，史学方面自然也相当发达。当时许多文人士大夫公开或私下都有记录朝野杂史的习惯，如初期王禹偁写关于赵匡胤时代的《建隆遗事》，诗文大家欧阳修主持编写《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南宋大诗人陆游也私下写《南唐书》等，都是文人写史非常著名的例子。宋代最重要的史学家毫无疑问是司马光、徐梦莘、李焘和李心传，号称四大家，其中二李都是四川人。
二李的代表作《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论内容和体例，都是继承司马光《资治通鉴》特色的鸿篇巨制，成为后世研究宋朝历史绕不开的必读书，除了真正关注宋史领域，今天多数人对他们的生平事迹以及对在学术界的贡献似乎都了解不多。
一、眉山丹棱人李焘续写《资治通鉴》
李焘据说是唐朝宗室曹王之后，生于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正是北宋大厦将倾之际。幸运的是，李焘一直成长在相对安宁的巴蜀之地。他与北宋著名的三苏父子为同乡，都是眉州人（丹棱县当时就属眉州，今也属于眉山市管辖），李焘刻苦求学，年纪轻轻的时候，遭遇两宋交替，深感忧患之情，写了反正议十四篇，表达对中兴的期望，提出一些具体见解。
李焘前面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四川，包括做一些地方官。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李焘考中进士出任华阳县主簿（属于成都府），再调雅州推官（今雅安市）。孝宗乾道八年（1172），改任泸州（今泸州市）。当时巴蜀各地流行王安石的学说，强调新颖独到的见解。虽然从学问上有积极作用，但很多人学识功力不到位，往往不求甚解，过于标新立异，对文人士子求学并不是好事。李焘就反对这种方式，认为应该钻研古籍，将学问底子做扎实再提出属于自己的独到见解。
李焘对宋朝建立以来的历史进行长时间研究积累，最后仿照司马光《资治通鉴》，撰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受朝野上下一致称赞，到临安出任礼部侍郎，后进敷文阁学士、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李焘还举荐尤袤、刘清之等十人出任史官。
淳熙十一年（1184）春，李焘上书希望告老还乡，宋孝宗优诏不许，还多次询问他的病情。给事中宇文价传达孝宗的旨意，李焘十分感动，只好打消归乡念头。又向宇文价询问时事，听说四川乞求减少酒课税额，还亲自写劄子建议孝宗实行。这一年，孝宗准其以敷文阁学士致仕，不久病故，享年七十岁，追赠光禄大夫，赐谥“文简”。临终前遗言：“臣年七十，死不为夭，所恨报国缺然。”赠太师、温国公。
后人根据李焘的生平经历，认为《续资治通鉴长编》应该是绍兴二十四年（1154）开始编写，正好四十岁，处于年富力强阶段。他当时在知成都府双流县任上，于公务之外“日翻史册，汇次国朝事实。谓司马光修史，先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后颇散佚。乃遍求正史、实录，傍采家集、野史，增广门类，起建隆，迄靖康，合新旧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编者仅七之一，《长编》之书盖始于此”，显然，李焘是有心学习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方法，继续这一恢弘巨著。
不过，李焘四十岁时虽然精力和学识都处于巅峰，但要说一出手就顺利完成这种多卷本的大部头历史书，也并不客观。他前面搜集资料，甚至撰写部分大纲、要点甚至草稿，时间恐怕还要更早一些。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李焘回顾自己的史学生涯曾表示，他为编这套意图续写《资治通鉴》的鸿篇巨制“网罗收拾垂四十年”。那么追溯时间，应该在李焘去龙鹤山读书以后不久。
龙鹤山，位于眉山市丹棱县郊三公里左右，李焘在半山腰专门建造了一座巽崖书屋，一直留存到清代，扩建更名为“巽崖书院”，为享誉蜀中的三大书院之一，可惜清代后期毁弃了没能保留下来。如今半山腰的一块巨大岩石上，还镌刻有“巽崖书屋”四个大字。因为宋孝宗后来书写“龙鹄山”三字赐给李焘，纪念他曾经在这里读书钻研学问，龙鹤山在南宋时就改名龙鹄山了。从宋孝宗对李焘编写史书的特殊封赏，也能够了解到李焘对整理宋朝史事的起源，的确应该是在龙鹤山建造书屋读书治学时开始。
事实上，对于这样一部大部头著作，李焘也并非一次顺利写完，而是分阶段完成。自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李焘先后四次分批完成。隆兴元年，李焘在知荣州任上（今自贡市荣县），当时四十九岁，进呈太祖朝部分。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到开宝九年（976），计十七年，分成十七卷。乾道四年（1168）又进上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等部分，共一百零八卷，写成一百七十五册和《目录》册。还专门附上一篇《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讲述编写目的和意义，因此可知，李焘对司马光在北宋主持编撰《资治通鉴》的深刻影响，李焘在编纂方法上基本是完全仿照《资治通鉴》体例，只不过，当年司马光手下有许多才华出众的助手，而李焘几乎是凭借一人之功完成，尽管文字总体可能不如《资治通鉴》，但今天人们只要研究北宋历史，没有人能够绕开李焘这部书，已经足以说明其永恒的价值。
淳熙元年（1174），李焘六十岁，又进神宗朝《长编》，自治平四年（1067年）至元符三年（1100年），计四百一十七卷。淳熙三年（1176），孝宗已经充分认识到李焘对总结宋朝史事的巨大贡献，提升为秘书监，权同修国史，兼任实录院同修撰，让李焘发挥编撰史书的特长。淳熙四年（1177），徽宗、钦宗二朝编成，孝宗称赞他“无愧司马光”。由此，北宋时期的历史全部完成。
由于《续资治通鉴长编》是李焘一个人的工作，他也非常清楚自己搜集编撰这部书的匆忙，所以不断地修订改进。完成修订的时间一说是淳熙七年（1180），一说是淳熙十年（1183），而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认为是在淳熙九年（1182）。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巨大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基本取自当时留存的第一手史料，尽管不能说绝对可信，比如宋太祖之死和宋太宗继位这等千古疑案一类。加上李焘的这部书已经代表朝廷官府，难免会有模糊和避忌之处。如果综合比较关于北宋历史的史书价值，基本学术界还是公认会优先考虑《长编》，地位绝对在元代编撰的《宋史》之前。
因为这部书的总体特色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李焘的编写过程是按长编法进行，先以年月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李焘对史料进行考订，也是遵司马光的考异法，所以另一大史学家李心传评说李焘是“仿司马氏《通鉴》，踵为之”。“大略皆温公旧规”（陈振孙语）。
李焘从形式方法上是全面继承了司马光通鉴体史书的长处，但《长编》的具体内容与《资治通鉴》的旨趣还是较有差异。都知道，司马光其实是一套写作班子的主持人，他是根据下面作者完成的书稿进行最后统稿，“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戒者，为编年一书”，加上司马光本人也是写作高手，所以最终《资治通鉴》前后文风和史学观点基本保持一致，大多体现了司马光本人的许多倾向。
而李焘编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统会众说，掊击伪辨，使奸欺讹讪不能乘隙乱真，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因此，李焘为了弘扬宋朝建立以来的种种成就，首先就基本保留了原来史料中的许多史实和诸多细节，显出其内容完整性。其次他十分尊敬前辈司马光的贡献，认为自己前后花费近四十年心血的巨著，不敢称作《续资治通鉴》，只能称作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从著作本身上认为还是一种记录宋朝的“史稿”，不算正式的史书，非常谦虚，足以令后人景仰。
李焘一生精力过人，就这样一部皇皇巨著之外，据说还有不少其他著作。史书上列出名单的就有《巽岩文集》、《四朝通史》五十卷、《唐宰相谱》一卷、《江左方镇年表》六卷、《晋司马氏本支》、《齐梁本支》、《王谢世表》、《五代三衙将帅年表》各一卷，《春秋学》、《易学》五卷、《春秋学》十卷等五十余种，可惜大多都失传了。
二、乐山井研李心传与两宋交替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李心传，隆州井研（今乐山市井研县）人，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生，比李焘小五十岁。十四岁随父李舜臣离开家乡到临安（今浙江杭州）生活，他的父亲李舜臣与李焘基本是同辈人，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学者。
李舜臣和李焘类似，前半生都生活工作在四川。与四川出身的大将张浚关系不错，曾作为属下参与抗击金军，很受器重。后来，李舜臣和另一个四川出身的名臣虞允文共同安抚民生，由虞允文推荐到朝廷任职。
李舜臣在孝宗后期担任宗正寺（管天子宗族事）主簿，这时的李心传已经是少年，到了临安府以后，就有机会阅读官藏史书。淳熙八年(1181)冬，李舜臣在临安任所病故。在著名学者楼钥等人帮助下，其子心传、道传、性传“扶其柩回乡”，回到四川井研县安葬。宋朝理学思想已经很重，李氏子孙虽然已经生活在外地，落叶归根这一传统依然看的很重。
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李心传三十岁时参加乡试，未能上榜，于是安心闭门著书，尤其专心从事史学研究。当时，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在南宋朝野视为模范著作，李心传非常敬佩这个四川同乡前辈，也决心仿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体例，再接着把宋朝历史编写下去。李焘的史书刚好完成到北宋末的靖康时期，李心传编成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详细记述了延续的宋高宗时期。从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共三十六年间的史事。
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序中曾说：“心传年十四五时，侍先君子宫行都，颇得窃窥玉煤所藏金匾石室之副；退而过庭，则获闻名卿才大夫之议论。每念渡江以来，纪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乃缉建炎至今朝野所闻之事，凡不涉一时之利害与诸人之得失者，分门著录，起丁未（建炎元年，1127 ）迄壬戌（嘉泰二年，1202 ），汰类相从，凡六百有五事，勒为二十卷。”他的友人许奕在上《要录》的奏状中也说：“李心传博通群书，尤熟本朝故事。尝谓中兴以来，明君良臣，丰功盛烈，虽已见之《实录》等书，而南渡之初，一时私家记录，往往传闻失实，私意乱真，垂之方来，何所考信？于是纂辑科条，编年纪载，专以《日历》、《会要》为本，然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辫之，可疑者阔之，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久而成编。”
可以了解，李心传编著这部书，正是趁着父亲李舜臣出任宗正寺主簿的有利条件，详细阅读了宫中保存的各种官修史籍和档案副本，后来接触一些同僚、学者，听取也们关于旧事的议论，再加上几十年的搜集整理，专心著述，终于写成《要录》、《杂记》这两部关于宋朝历史的不朽巨著，《要录》重点记录了宋高宗一朝历史，而《杂记》也是模仿司马光著名的史料笔记《涑水记闻》，以条目形式记录宋朝一些史事的传闻和说法，算是写史的参考和留下资料备考的辅助性材料，是笔记史料中的名著。
李心传的《要录》依然是通鉴体模式，以编年叙事为经络，继承《通鉴》和《长编》的传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其书虽取法李焘，而精审较胜”。李心传在编写《要录》过程中，对于宋朝文人士大夫记录见闻留下的各种笔记著作，包括他亲身接触许多前辈长者的口头叙述都经过一番仔细审读。李心传并不缺乏资料，但考验功力的地方就在于选择和整理，加上宋高宗一代是两宋交替的大转折时期，朝野上下有大量关于时事传闻的记载，由于这些记载的见闻、详略、政见不同，对人物的评论也有所不同，对许多人物事迹众说纷纭。
李心传当然主要是以记录朝局大事为主，以《高宗日历》、《中兴会要》等官书为基础，参考一百多种私家记载、文集、传记、行状、碑铭等，进行细致考订，采用他认为是可信的，辨别他认为不可信的，他的优点是在一些有分歧的地方一一进行了说明。对重要事件，本文不能全载的，也有注明。
由于李心传本人处的时代较晚，许多官方资料在秦桧、秦熺父子修改之后，李心传的史书免不了有一些失实的瑕疵，但这与李心传本人的史学水平没有直接关系。《要录》一书总体上详细记录宋高宗一代政事、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内容，也记录了金太宗完颜晟、金熙宗完颜亶、金海陵王完颜亮三代的相关史事，为研究两宋之交的重要史籍之一，同时，该书可与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互为补充。书名《要录》，体现了对史实的摘要而记，也表达了李心传仅仅作为对宋高宗一朝史事的基础整理，同样体现了非常谦虚的史家风范，这与《长编》所定宁繁毋略的原则多少有所不同。
《要录》只记载高宗三十六年间事，篇幅居然达二百卷，尤其建炎元年至绍兴九年这十三年，几乎每年十卷，远比《长编》分卷详细。据《杂记》卷首所载，当年这一书名多写作《高宗系年要录》，《宋史》本传也作《高宗系年录》，但自《四库全书》定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后，后人基本沿用这个名称。其实，从该书名称演变看，似乎李心传原本是想要完成一部内容更为广泛的编年体史书，《高宗系年要录》只是其中一部分，接下去应还包括孝宗、光宗、宁宗等不同时期的系年要录。孝宗要录应该完成，但可惜已不传，而光宗、宁宗要录已否写成也不可知了。
李心传是南宋李焘之后的又一史学大家。后被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二十三人联合举荐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书未写成，又停下改为编撰《十三朝会要》，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书成，授工部侍郎。
虽然李心传在仕途经历上只出任过一些小官，随着南宋后期各种危机显现，他还是十分关心民生疾苦，当时南方出现旱灾，李心传却上书言事，希望朝廷救助百姓。但由于李心传在奏疏里提到希望皇帝检讨自身，下罪己诏书。宋理宗当时正以积极进取自居，“端平入洛”以后，以为联合蒙古达成了消灭金朝宿敌的理想，怎么会听一个区区小官的建议？李心传被罢免去职，奉祠居于潮州。
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李心传终于退下来，就在这一年病逝，年七十八岁。李心传也是著作等身的一代学术大家，除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两部大书外，还有《旧闻证误》十五卷、《学易编》五卷、《诵诗训》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礼辨》二十三卷、《读史考》十二卷、《道命录》五卷、《西陲泰定录》九十卷、《辨南迁录》一卷、诗文一百卷。
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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