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奈保尔代表作“印度三部曲”第二部，也是奈保尔写的最为尖锐、悲观的一本书。
奈保尔第二次进入印度，正值甘地夫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高潮，印度的现代工业发展已达到一定程度。奈保尔具有印度血统，但是他的视角却是西方的、现代性的。他对印度当时的问题，过去的问题，甚至未来的问题，都以自己极为敏锐的眼光，看的透彻。
印度的贫穷问题，是自印度被英国统治以前就已存在，英统治下的印度乡村，并不是田园的诗意的。印度独立斗争，英国撤走，印度陷入了另一轮更加贫穷之中。印度的穷是世界周知的。而作者却发现，印度不以这种“穷”为耻，为落后，反而以这“穷”沾沾自喜，“穷人几乎是时髦的身份。”政治家利用“穷”来说事，来博取关注；技术者利用“穷”来获得名誉，牛车是“穷”的象征，所以他们要改造牛车。而可笑的是，扬言要改造牛车，改造种植技术和条件的人，是一群学习计算机技术的人，是一群学习建筑技术的人。杀鸡用牛刀也不过如此！
“印度是贫穷的：这个事实直到最近才随着人口的急剧膨胀、城市的堵塞、产业工人的政治主张而开始被印度人注意。”如果你在孟买的街头，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据说连站住脚的地方都没有，人流会推着你走向前。在孟买的平民公寓，也挤满了人。乡村的穷人，拖家带口来到城市，在城市扎根成另一个乡村，一个更拥挤、条件更差的贫民窟。伴随而来的，是无休止的，对穷人进行的政治“革命”，但是那些政客，有多少是为了老百姓的，有多少是为了自身利益的，估计也大家也心知肚明。
如果你在印度的乡下，你会发现，印度是贫穷的，更是野蛮的、残酷的。你会发现，大地主和政治家操弄着社会机制，在来访者面前把农村粉饰的一派美好的样子，实际上充满着多大的勾当是无法想象的。在那里，只有富人才有一口井，有一个厕所，大部分人只能在旷野里解手。穷人会一辈子都是穷人，他们甚至愿意依附于这些地主豪绅，有钱人借给他们钱，他们可以风格地把女儿嫁掉，他要一辈子都欠着地主家，通过无止境的劳作来偿还。他们对此好像已经麻木了，感觉不到贫穷是从何而来，生活又会走到哪里。作者毫不讳言地说：印度式贫穷比任何机器都更非人化。他们被“教义”，狠狠地束缚在逆来顺受中，“摆脱束缚反而是导致迷失的冒险。” 这不就是鲁迅先生说的“奴性”？难以理解这些要被控制的人，像蚍蜉寄生于天地，到点了就死去，债务传给代代往下传，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作者也谈到了甘地，众所周知，甘地是有名的政治家，甘地主义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解放印度，带领印度走向幸福。可惜他没有做到。甘地本人是出色的领袖，出色的政治家，也是塑造个人品牌的一把好手。但是，他却注定不会是带领印度走向富足幸福的那个人。他将自己的个人魅力凌驾在政治运行、国家运作之上，有号召力，却没有真正解决印度问题。他把自己看的太重要了，甚至成了自己的崇拜者，模仿自己的圣行，沾沾自喜。
“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玷污了一切。”托尔斯泰在一九一零年谈到甘地时这样说，那时甘地在南非。他试图使用古老的印度教当做武器来对付一切敌人，但是，行不通了，印度教的闭塞、落后、传统，都是现代化的最大的阻碍，如此，印度只能被世界抛弃在后头了。圣雄并不能给印度指条正确的道路，只是在迷宫里越转越晕，最后失去了方向。
““古代情感”、“怀旧记忆”，当这些被甘地唤醒时，印度便走向自由。但由此创造出的印度必将停滞。甘地把印度带出了一种“黑暗年代”，而他的成功则又不可避免地将印度推入了另一个黑暗年代。”多么痛的认知，你曾以为的对的东西，有一天，会变成不对的，甚至是有害的东西。如果你熟悉中国文学史，如果你喜欢苏轼，你会知道，苏轼把中国诗词世俗化了，古典诗词的美和创新也走到了尽头，往后的千百年来，中国古典诗词没有多大的创新，还是那些题材和素材，还是那些景物和情爱，反反复复地歌咏。如此说来，苏轼算得上一个伟人，却也可能会被认为是割断诗词发展的人。当然甘地和苏轼其他方面不能相提并论，毕竟二者无太多相似。作者这么评说甘地，并不是没有道理，甘地对印度的影响，及其取得的成就，我们是要正视的，而导致印度走向另一个“黑暗年代”则更要正视。历史人物的功过，就应该客观评价和看待，而不是盲目地崇拜。就像那些盲目的“甘地主义”者一样，最后也只能是甘地的影子，惨淡收场。
古印度文明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之一，却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涡旋中，混成那样，着实令人惊叹。中国文明也曾遭遇无数的劫难。似乎是“文明”，都要经历历史的考验，有的湮灭了，有的历经淘沙留存了下来。我们对着复原的文明模样唏嘘不已，却从不想，失去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没错，是人。
奈保尔悲观地指出：“印度似乎总是这样：奇迹、历史、智慧之死以及灵性消解着创造了它们的文明，印度吞噬着自身。”古印度留存下来的艺术成了二流的、模仿的、不安的。印度被征服的太久了，先前是欧洲，后来是英国，印度的智识已经被侵蚀，寄生于其他的文明了，单是那带着浓厚印度口音的英语，就足以见证。尽管如今的印度舞蹈、音乐和电影，看上去恢复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模样，但是印度依然是不完整的，印度的创造性已经死了。一个没有创造力的民族，是可怕的，是停滞不前的，只能被落在世界发展历史的背后。遗留给人民的，只有水深火热的、没有盼头的生活。
是了，在印度，很多人是当不成“人”的。奈保尔的确够狠，对自己的国家爱之深，责之切。他说：古印度有其特殊的残酷性；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人。这种残酷性的文明，依然深刻影响着如今的印度。印度的文明本就“有伤”，在外忧内患之下，“伤”更重了。
“尽你应尽之责，无论有多卑微。不要理会其他人的责任，无论有多伟大。在自己的职责中死，这是生；在他人的职责中活，这才是死。”《薄伽梵歌》中如是说。
印度教给他们带来的是“业”，生生不息的因果循环，是上年的挫败和停滞，而不是“约”的观念，也没有“国家”的观念。“印度吞噬了自己的文明”，产生了垃圾，制造了废墟，而人们呢，依然能过得心安理得。不得不令人想起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面对蛮横而来的“祸”，不是反抗，而是安慰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几乎比天真幼童还稚嫩。
奈保尔在审视印度问题中反思的一些观点，放在许多诸如中国这类发展中国家身上，亦是相通的。诸如：
“借来的机制不再起到借来的机制的作用，不再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贡献。”
反观我们的“汉化”与现代文明化，有矛盾冲突，外来的与本土的，哪个更适宜？
又如：
现代化或工业化则意味着“尊崇的终结，家庭的终结，个人为自己奋斗，社会混乱”。
对岁月安好、现世安稳的渴求，依然是普罗大众的追求，但是现实总是骨感的。
再如：
印度的许多高技术人才，基本都是在国外获得的。印度本国的科学界地位脆弱，那些人才一旦被吸收回国，总怕陷于平庸以及自我满足，有可能还无用武之地。反思中国现状，如何留住人才，让人才发挥作用，亦是一大难题。
这就是奈保尔的《印度：受伤的文明》，但愿印度的“伤”早日康复。
世界和平，是永远的愿望。
2018/08/24 于STU 当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