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是错的！
即使你赞同我的观点，你的生活也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
除非——你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这是书先生在简书的第22篇文章。本文约2800字，阅读本来需要约6分钟。由于本文脑洞比较大，所以请多预留两分钟。）
引子
刘慈欣先生在他的经典科幻小说《三体》中提到一个“黑暗森林法则”。大意是，宇宙就像一个黑暗森林，其中的每一个文明都像潜行其中的猎手。他们小心翼翼，避免自己被其它猎手发现。一旦他们发现另一个猎人，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在对方没有毁灭自己之前先毁灭对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刘慈欣先生给出了两个宇宙社会学公理：
-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
- 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基本保持不变。
为了自己文明的延续就一定有必要毁灭其它的文明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刘慈欣先生又给出了两个推论。
- 猜疑链：一个文明不能判断另一个文明是善文明还是恶文明，同时一个文明也不能判断另一个文明到底怎么看待自己，因此任何一个文明都无法确定另一个文明是否会对自己发起攻击。
- 技术爆炸：文明进步的速度和加速度不见得是一致的，弱小的文明很可能在短时间内超越强大的文明。可能由内因或者外因（例如宇宙文明的交流）引发。
基于上述两个公理和两个推论，任何一个文明一旦发现另一个文明的存在，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立刻消灭对方。哪怕对方被发现时技术远低于自己，也必须这样做，因为存在技术爆炸的可能性。
黑暗森林法则在人类文明中的失效
地球上也存在很多文明，各种文明间也存在猜疑链和技术爆炸的可能性，但是为什么地球上的各个文明间没有出现一发现对方，就要立刻彻底消灭对方这样的反应呢？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地球上各个文明之间的差异没有宇宙中相隔遥远的文明间的差异那么大，大家还存在沟通的基础。
系统功能语法的创始人、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先生想必会同意这个解释。在他与其夫人合著的《语言、语境及文本》（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一书中，韩礼德先生提到，真正让他惊异的不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失败，而是大多数情况下交流是成功的（“But rather than being surprised at the failures, given the complexity of modern cultures, it seems to me we should be surprised at the successes.”）。
对此，韩礼德先生给出的解释是，我们会根据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对说话人的意图做出合理的推测，这种推测收窄了语句表达的含义。《语言、语境及文本》这整本书就是基于这个观点。
此书因为内容精练，一直被视为系统功能语法的奠基之作。然而，在书先生看来，这个理论仍然没有解决“猜疑链”的问题。也就是说，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虽然限制了语句的含义，使得理解的可能性提高，但并不能百分之百确保理解。
语言交流中的猜疑链：A说了一句话，B回答了一句话。仅从语句本身，A可能永远无法确定B是否真正理解了他说的话，B也可能永远无法确认A是否确定他（B）理解了A的话。好吧，这个游戏可以无限玩下去。
所以，让书先生真正惊异的在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都不足以确保理解的情况下，大多数语言交流是成功的。一定有一个语言之外的东西（不是情景语境，也不是文化语境），它比语言本身具有更高的确定性和共通性，可以弥补语言交流的不足。
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A: Are you leaving?
B: Yes.
B真的听懂A的话了吗？A如何才能确信B听懂了自己的话？B如何才能确定A确定自己听的了B的话？
俄罗斯旅游的启示
请允许我暂时离开上面看似迷宫一般的论述，看一段书先生和路夫人在俄罗斯旅游的经历。
去年6月份，书先生和路夫人随着一群历史学家在俄罗斯来了一段历史文化之旅。书先生和路夫人的英文都是过关的，可惜俄罗斯人不怎么说英语。就算在其首都莫斯科，走在街上也很难碰到几个会英语的俄罗斯人。
一进入俄罗斯，我们就深刻体会到了不会英语的人在英语国家的窘况。当翻译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们就是事实上的文盲。问题是，翻译不可能24小时在身边，于是我们很多时候只能求助Google翻译。
这就出现一个尴尬的状况了：我们无法确保Google翻译是否正确地把我们说的中文翻译成了俄语。当对方看了屏幕上的俄语并说了一串俄语后，对方也无法确定Google翻译是否正确地把他的俄语翻译成了中文。同时，看着屏幕上的中文，我们也不能确定这是正确的翻译。
也就是说，仅凭屏幕上的翻译，我们双方都无法确定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哪怕翻译完全正确。即使负责翻译的是人，不是机器，猜疑链的问题仍然无法破解。
如果交流的双方完全无法理解对方的语言，必须百分之百依赖翻译，那么理论上，双方都不可能确保自己真正理解了对方、也无法确保对方理解了自己。面对两个完全无法交流的服务对象，翻译理论上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然而，现实情况是，他不可能这样做。他必须要取得双方的信任，而这种信任不可能纯粹建立在语言上。
那么这种信任建立在什么之上呢？换句话说，是什么让人们在无法破解语言猜疑链的情况下愿意继续交流呢？
翻译课上，老师们喜欢讲这样一个笑话。一个译员在为一个老板做翻译。这个老板讲了一个冷笑话，里面有一些文化背景，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可能笑点就没了。所以这个翻译很聪明地对另一方说，我们老板讲了一个笑话，你笑一下吧。对方笑了，老板很满意，觉得翻译工作做得很好。沟通继续进行，虽然理解完全没有达到。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猜疑链被消解了。沟通中语言的理解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方的目的已经达到。而得到满足的一方不是通过对方的语言来知道这一点，而是通过对方的行为。行为虽然也有不确定性，但毕竟低于语言。
我们在俄罗斯的经历也佐证了这一点。我们唯一能够确定沟通是有效的方式，是对方根据我们的语言，做出了预期的行为。比如，我们想要对方拿一个杯子，我们把这句话用中文说给Google翻译，Google翻译把它翻译成俄语，对方看了那一串我们看起来是天书的俄语后，给我们拿来了杯子。
在这个过程中，对方是否看懂了那句话，Google翻译是否翻译正确，对我们来说一点不重要。我们不需要知道对方是如何理解我们说的话的，或许对方根本没有理解，只是大概猜到我们的意思。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对我们来说，沟通成功了。
这是消解猜疑链的唯一方式，即用一种确定性及共通性更高的符号系统来确认一种确定性和共通性较低的符号系统的效果。
一个合理而让人悲伤的推论是：沟通永远不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方或者双方目的达成的基础上。只要目的能够实现，双方就有继续沟通的意愿，至于如何实现的，谁也无法真正知道。此时，猜疑链仍然存在，但是已经无关紧要。
尾声
让我们回到上面那个对话的例子：
A: Are you leaving?
B: Yes.
说完Yes后，B离开了。B回答Yes和他离开是否有关系，已不重要，重要的是A可以对自己说，B大概也许是听懂了我的话吧。
结论就是，我们对这世界的认识不是通过解读（interpretation）来实现，而是通过对其施加影响来确认（act upon it）。一个科学理论取代了另一个科学理论，不是因为很多人接受了另一个解读世界的符号系统，而是因为这个理论增强了我们对世界施加影响的能力。
这个结论对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paradigm）之间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提出了质疑，不过那是另一篇随笔的内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