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迪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这从他年幼时期和少年时期的心理感受就能看得到，在后来的生活中，他上大学，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其他的家人全都跟他不一样。他逃离了固有的一切，但让她难过的是，只要一回到这些人的身边，回到这个环境中，他依然觉得很不舒服。他毅然决然的活成了与自己兄弟完全不同的样子，把回归家庭比喻成在公路上开倒车，这让他的心里充满了负罪感。

知识阶层的气质就像一种气味，环绕着他，这让家人们感到不舒服，但更让他自己感到不舒服，因为每当想起自己身上带这种气味的时候，必定他是回到了家乡，只要一回到这个地方，那种贫穷祸害，恐惧，就会被从他的内心深处，激发出来，他将再次成为这个阶层之类的人，“可怜的穷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家人心中的形象慢慢固定下来，他的弟弟认为他抛弃了家人，而家庭中的多数成员，并不支持他的政治立场。

家人们以为，自己是有自由意识的，但事实上，两个弟弟离开学校并选择自己的职业，不过是社会为他们准备了这些。过于粗浅的认知能力是迪迪埃与家人没办法融合在一起的根本原因。然而他无能为力，他没办法保护自己的兄弟，离开学校，走入社会，走入阶级分层的严密体系的社会之内。

或许问题在于他自身，有些事情，天然存在。就像社会这种东西，他跟自然不同，但是，它存在了那么多年，却让迪迪埃完全接受不了。

一些带有悲剧色彩的统计数据出现在面前，这让他更加相信自己的感受。

他将自己的处境，与黑人作家韦德曼进行比较，得到的结果仍然是模糊的。韦德曼讲述的是一场指向黑人的战争，而迪迪埃，他想表达的是阶级战争，这些场面，都是没有硝烟的。可悲的是，黑人民族，那种明确的觉醒，剧烈的愤怒，在迪迪埃的家庭所在的阶级中，没有那么明显。处于边缘地带的人们，只有碎片化的反抗。他们仍然在逃避。

在一种非常挣扎的辩证思考过程中，迪迪埃还发现，让他突破了阶级束缚的高等教育，其实正是构建阶级壁垒的原因之一。

68年五月风暴，大学生们走向街头，他们是平民阶级反抗欲望中仅剩的一点余温，然而这些人，将在20年后，成为政治学术等多种领域的成功人士。如果不仰赖于阶级分层，他们如何才能如此的如鱼得水？

对于反抗，成人们都表现得非常沉稳，只有孩子会那么急躁。他们还不懂得什么是岁月，更不懂得什么是现实。这意味着曾经在平民阶级中，具有高大形象的政党及政客的形象会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逐一幻灭。

母亲说：

“左派，右派，没有区别，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同一群人在出钱。”

尽管文盲和知识分子认识世界的方法不同，却能够得到一致的结果。

冲突确实得到了缓和。探索、抗争，阶级关系等全都被社会契约、共识这样的词汇取代了，然后就是可笑的平等的人权。

任何人都知道，在不同的阶层之间不可能有平等。但无产阶级宁愿把这当成一根救命稻草，死死地抓住不放，进一步的接受驯化。

右派和左派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彼此进入，整个政治社会呈现出聪明、伪善、奸诈的一片祥和。

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任何信任可言的。新的对立关系势必取代旧的，注定会有一部分人被利用，在不知不觉间成为政治把控社会发展的工具。然而这种利用是不彻底的。在过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中，无产阶级善于仇恨，资产阶级善于遗忘和享乐，但新的对立关系没有这种根本性的情绪带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缺乏信任的，松散的，随时可能破裂的。不管选举结果如何，都会有大量的人去质疑过程的真实性和结果的科学性，在环环相扣的政治博弈中，选民的自主权受到层层盘剥。

然而，人作为一个人，有其天生的自主性。从政治的高度，去剖析个人的行为，是多么的复杂和可笑啊。而归属感，这一应放置在心理学领域去研究的课题，竟被用于剖析政治问题，这又是一个多么混乱的现象啊！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总是需要展示自己的存在感。在后来的时间里，种族主义取代了之前的阶级关系，移民们带着原有的文化来到新的居住区，但这意味着对原住民的侵犯，而原住民就像动物一样，保护着自己的领地，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的恶毒来自于人类的智慧，而不是动物血腥的蛮力。

“我已经开始书写的这段“回归故里”之旅，不会是一段轻松的旅程，它甚至可能是一段无法完成的精神、社会之旅。”

1960年以后的十年间，曾经固有的阶级变得不那么明确，对立的两个阵营，往往只因为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场景而进行划分，这让更多人感觉到个体的力量，同时人们自由的与曾经对立的个体组成联盟，以便抵抗现行的统治阶级。临时的利益关系，让人们忘记了曾经的相互仇视，一旦事件过去，对立阵营还会再次形成，只不过是以一种温柔的形式发展下去。个体联盟，仿佛进入了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

然而这种动态平衡是很自然的，是健康的，却不是政治需要的。在知识分子的主导下，平民阶级，仿佛拥有本能的智慧，善于倾听和轻信，并且把这种轻信，应用到实际中，付出行动，爆发出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力量。

因此，平民的自由，是受到了引导的，这样的民主，其实是一种妄论。

“个人在社会以及工作组织中的位置，不足以决定它的阶级倾向。理论赋予某一个时刻的历史，以形式和意义，同一段经历，依照他们所选择和依靠的不同理论和主张，可以被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

这一部分，作者相信，他的读者都具备了充分的理解你，大量的长句为以政治语言的方式表达出来，就像给这本书，装上了一道围栏。

当阶级这个词被泛化开来，仅表示对立的人群的组合，我们也可以说，作者把愿意阅读的读者，和没办法继续阅读的读者，区分开来。

谁更应该具有话语权，这不仅是一个民主问题，还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尤其是当主导的人，需要通过赋予一部分人权利，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话语权的归属就显得尤为重要。

要知道，平民阶层只能提供情绪和行为，在理论的部分，需要由政治和知识来填充，只有这些政治和知识，被量化出来，才能形成有力度的话语。所以可以说，平民阶层，支持的是那些感染到他们的话语，如果这些话语，能够附着在某一种人的身上，那么他们就会去支持这些人。再如果知识分子和评论家，如果能够提供一些简单的，容易套用的思考框架，那么他们的工作量将大大的减小，这也就是对平民阶层的培养。

参与话语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曾经默默无闻的那些人，真的以为自己有了思考能力和话语权。

但话语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力量，因为这种力量，与我们固有的认知并不重合，所以一直被忽略。

当认识到有力量的话语，可以影响一大群人，他就会想尽办法，去调整自己的话语，去产生更大的力量。

这些人，注定是有一些好用的思考框架的。就算不是知识分子，他们至少不是文盲。

但对于很多平民阶级的人来说，教育是最大的门槛，而且政治斗争已经以学者社群和礼仪规范的形式渗入到学校教育之中，任何人如果不以遵守，都将受到残酷的淘汰。

在《回归故里》的后半部分，不仅能够看到作者迪迪埃对家族历史的追溯和自身问题的剖析，还能看到在他“二元对立”这个哲学领域的研究，虽然作为读者，我还不能准确的用哲学的需要来拆解他的研究成果，但可以说明的是，他想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对立群体在选择的自由性方面存在可靠性问题，还表达了教育对人的分层作用、个体移民与群体原住间的关系，以及那些在某种维度上将自己定义为边缘人的个体将如何融入群体的问题。
这些问题，哪一个都不能敷衍过去，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