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鼓浪屿
作者：潺湲林涧（原创）
每年暑期，总有朋友携家带口到厦门度假。中国可以吹海风的地方很多，厦门其实并非避暑胜地，之所以这么多人前赴后继地涌入，只因有鼓浪屿。
这个小岛似乎是厦门游的标配菜，岛上遗存的百年风情确实值得领略，夏天的气候也因植被比厦门市区少些烤热。然而奇怪的是，许多慕名而来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对她却很无感。更奇怪的是，这些失望而去的人，过了几年又会带着亲友来。鼓浪屿，似乎成了中国人普遍认为此生必去一次、但不想再去第二次的地方。这种观感对于游客无可非议，对于鼓浪屿却成了难言的痛。因为她本不需要十四亿人都来踩上一脚，她更需要的是被阅读、被认识、被欣赏。
我对鼓浪屿的情愫，是从懵懂初识的好感、到再见时的陌生、到读懂她之后的心生崇敬。如今对她的情感，谈不上爱，却是每见她被贬损时的心生不平，如看到一个美丽善良的邻家女孩被误解甚至被强暴，一样的痛心。
鼓浪屿给我最初的印象，还是1986年7月大学毕业、从北京第一次到厦门，在担水巷的同学家小住，同学的父母带我们到对岸的鼓浪屿走亲戚。在同学姑妈家的大阳台上，长辈们围着小圆桌喝茶谈天，我与同学趴着栏杆听远处的海浪和近处的椰树在风中摇曳，她的弟弟妹妹在闽南红砖的地上安静地玩耍。那时的鼓浪屿，印象中不过就是一个比厦门干净很多的居民区，在一个二十出头意气风发的年青人眼里，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不久我就因不满意厦门的工作离开了。但是那一次与鼓浪屿的邂逅，我的心里似乎种下了一个画面：远处的海、近处的树、没有尘嚣的街巷、温文尔雅的长辈。在我经历十多年的动荡生活之后，寻寻觅觅一个心静之处，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厦门。
九十年代后期的厦门，集大气与美丽于一身，散发着独特的现代化气息。而对岸小小的鼓浪屿，定位已转型为旅游岛，因有限的承载能力，反而失去了往日的光景，仿佛一个原本文静的名媛变身终日酩酊大醉的站街女，淹没在迎来送往的忙碌中。之后的二十年里，我偶尔去鼓浪屿，大都是陪同外地来的客人，尽地主之谊踩点那几个人山人海的地标，已经没有八十年代记忆里的鼓浪屿印象。尽管那个年代在资料记载上并不正面，遭受破坏的建筑尚未得到修复，但我还可以看到慢条斯理走路的本地居民，还可以感觉得到历史街区留下的社区日常，如同望见一个破落贵族的背影。可是后来全岛辟为景区，学校成了景点，医院成了景点，这个破落的背影也荡然无存。远道而来的游客，若非与鼓浪屿人有所接触，他们所能看到的，与其他旅游区确实没有什么差别。
随着商业大潮的涌入，鼓浪屿居民中的年青一代逐渐离开，留下的多是老一代鼓浪屿人。而这些人也大都退缩到自己的深宅大院，不再是街巷里的风景。2010年前后的那几年，我每次回国都会帮朋友给她独居在鼓浪屿的老姨妈带一封信和一张钱（那是老人家不可能去兑换使用的外币，但所承载的情感与早年的侨批无异）。老姨妈八十多岁了，我跟着保姆叫她黄老师。每回听她说起鼓浪屿今昔，总是娓娓而谈又时有叹息:“自从动车开通以后，鼓浪屿就不成样子了。”当时的厦门正处于城市扩容的高发展阶段，老人家的想法与官方显然相悖。我听出她对昔日家园的眷恋。她去世后，我才知道她是四落大厝黄家的后代，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生未婚，一直在鼓浪屿任教，临终的那个傍晚也选择在鼓浪屿社区医院离开。随着这一代鼓浪屿老人的逝去，那个璀璨的年代也永远成了历史。
自2018年后，因为课题调研和教学的需要，我开始频繁上岛。每每穿梭在人流中，最多听到的赞美不过是“这些房子好漂亮”，却未必有多少人能感知脚下的土地发生过的那些故事。每天从码头涌入的人潮，同样如潮水在岛上涌过，然后也如潮水般退去。尽管政府花力气在许多建筑物上制作了讲解二维码，但我观察并无太多人扫码听解说。我不免质疑外界批评鼓浪屿“野导”现象的合理性。其实岛上除了“野导”，还有不少直播客举着自拍杆沿途讲述鼓浪屿所谓的浪漫故事，有些也还着调，有些却令人哭笑不得。有一次在笔山路一号的会审公堂旧址前看到一个直播客对着手机镜头宣讲：“这就是当年帝国主义关押我们华侨的地方！”殊不知当年的中国法官在这里为中国法律接轨世界做的努力以及留下的民族气节，本应值得路人投以致敬的目光，却被一些殖民受害心态的无知传播者扭曲，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每次我从钢琴码头上岛后，经过右手边那个破旧不起眼的黄家渡码头，总会放慢脚步试图静默片刻，让自己穿越回1938年5月厦门沦陷的日子，想象鼓浪屿面临11万难民同时涌上岛的窘境。根据一个阿婆的回忆，当时海面被日军射杀的难民鲜血染红，何等惨烈。岛上各界居民如何自发组织起来安置这么多难民平稳度过难关，又是何等不可思议，说它是治理史上的奇迹不为过。我常想着如果有一部电影完整再现当年的场景，多层的故事背景、多元的社会力量，会是多么震撼。因为鼓浪屿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只靠生硬的解说碎片很难拼成一个生动的社区历史图景，也很难让人认识她何以为世界遗产的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对鼓浪屿的评价“这个小岛蕴藏着巨大的价值，它是全球公民精神的重要课堂。”但可惜没有游客愿意了解，甚至没有太多官员对这个价值愿意认可。在他们眼里，鼓浪屿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是屈辱的殖民记忆，他们看不到这个小岛对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启蒙性推动和对当代多元文化互鉴的示范。这种认知在许多人朴素的民族情结里是有共性的，正是看到这一点，出于一种莫名的使命感，工作团队的小伙伴们也很是争气，在压力下连续保持了几年优质课的教学评估记录。我们的课堂是讨论不是接受，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都平等坦诚地对话，通过良性思辨还原历史，这大概也是最受他们认可之处。
如履薄冰的时空条件下为鼓浪屿正名，尽管收效有限，但这个过程更大的收获是结识了一众热衷研究鼓浪屿的朋友，他们中间有文史界才俊也有普通的原住居民，听他们如数家珍谈论鼓浪屿的故人与往事，很是享受；有时听他们为当年这个引领世界潮流的小岛所处的世界格局话题争吵，不落俗套的观点碰撞，更是常常被震撼。与他们约茶会面，也成为我结束课题工作后继续经常登岛的缘由。
今年七月的一天，与往常一样，借着音乐会，与朋友约面。因为天热，决定在海上花园酒店（原来的厦门海关税务司官邸旧址）住一晚，过去四年常以此为工作基地、有了感情，也因为这里视野好，后院可观壮阔的海面落日，前院可俯瞰菽庄花园。安静的午后，听着远处的海浪，居高临下看四十四桥在海上的倒影，同一空间里直观当年菽庄花园主人林尔嘉与税务公馆相邻权纠纷的那一场旷世官司，品味鼓浪屿居民早年在华洋斗争中彰显的同时代中国民众所不具备的理性和力量，总会从内心生出一分钦佩。
可这天的菽庄花园一点也不安静，尽管游客已清空，却不知哪里来的阵阵轰鸣的低音炮。我出门走下台阶，才发现海滩和路边各种小乐队在搭台布景，横幅都是“第五届鼓浪屿音乐季”。也对，我今天上岛不也是来听音乐会的吗？既然是音乐节，官方新闻说要“让音乐拥抱琴岛”，应该允许雅俗共赏，应该百花齐放，我这样对自己说着，顺着马约翰广场外的小路向音乐厅走去。我一边在噪杂的游客中穿行，一边接着朋友电话。因为耳边总是有震耳欲聋的低音炮，我需要很大声对着手机吼，很不舒服。电话那头的朋友解释：这个噪音不会传出去，四面都是海，都散掉了。其实我关心的不是对岸的厦门，而是不解为什么鼓浪屿把自己沦陷在噪音中。音乐是鼓浪屿遗产价值的重要元素，以音乐节的形式呈现固然不错。但是，这个音乐节尤其是鼓浪屿音乐节，给游客留下的印象如果就是一个喧闹的狂欢节，能够如官方宣传所愿让人“因音乐爱上琴岛”，我是很怀疑的。
但好在，无论音乐厅预约入场的还是街角乐队的围观群众，看起来大都是厦鼓本地市民，外地游客大概也没有多少冲着音乐节而来。前一天我回厦门的动车上，邻座是广外的一位女教师，带着父母和一对大学放暑假的儿女，从广州到福建旅游。我听到她与家人讨论如何上鼓浪屿，很是发愁，便主动与她说话，教她如何在手机上预约船票、在哪个码头坐船，并给她提了一些岛上建议。但是当她问我哪里适合买珍珠、吃海鲜，我发现我的许多建议并不适合他们。吃海鲜买珍珠我是真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敢推荐。我与她聊起前阵子的宰客新闻，她似乎不以为然，也许对于一个常出门旅游的人来说，对国内旅游乱象已有免疫力。她是第二次来鼓浪屿，我感谢她对鼓浪屿的喜爱和宽容，下车时留了联系方式。晚上我发了讯息邀请她带家人到音乐厅听古典歌剧，她们礼貌性来坐了一会就离场了。我直觉观众席确实没有多少面色匆匆的游客，他们的时间宝贵，短暂的逗留走遍他们想看的鼓浪屿，才符合旅游的性价比。我给他们建议路线的时候，总是很难让自己满意，因为除了挤在人群里看建筑，好像缺少了什么。我过去在鼓浪屿是经常迷路的，给朋友的建议也是“跟着感觉走”，因为沿途小巷确实时常可以听到三角梅院墙里传出的琴声。这些年为了弘扬小岛文化，政府没少张罗，音乐季、诗歌节、艺术周等等，各种热闹，各种乱炖，盛大有余而原味不足，家家户户有琴声的鼓浪屿已成为传说。鼓浪屿本土音乐家，上至已回来定居的钢琴大师殷承忠，下至居民草根组合的雷厝乐队，在这个音乐节都隐身不见，实在是一个遗憾。
但尽管遗憾，我也还是为这个音乐节点赞，毕竟那几场高质量的“艺术高地”，已做足了申遗七周年的仪式感。而外来游客的热情火爆，也算是对前阵子那个使得厦鼓人民灰头土脸的负面新闻的正向回应。7月16日这天，据说轮渡闸机数据显示上岛人数已超三万。从海上花园酒店的阳台看港仔后沙滩，炎炎烈日之下，人潮如蚁。街巷人头攒动，许多妙龄少女兴奋地摆各种pose拍照。也仍有不少直播客对着手机慷慨激昂，据说是说得越离奇古怪越能博流量，也许客观上还为鼓浪屿带来更多的游客。这或许是直播客与许多旅游地的利益双赢吧，但是这种利益的代价，是鼓浪屿被消费甚至可能被玷污。既然她不过被看做是一个旅游点，宰客也好野导也好，便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宽容心理下被固化了。
确实，宰客的负面报道很容易被游客遗忘，受伤的更是鼓浪屿人自己。这一天我与朋友在中华路的褚家园咖啡馆喝下午茶，这是一家以自家庭院对外经营的西餐小院，老板是老鼓浪屿人，经常会参与到我们中间。这天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聊到宰客新闻，每个人都说得激动，特别是老板的一席忧岛忧民的话很是掷地有声：“五十大板就这样打下了吗？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原因很简单，对于普世存在的旅游行业这些负面问题，不是这里三言二语可以说清楚，本不应有的，竟然是我们主动地借鼓浪屿这块金字招牌，给他们提供了土壤与作孽空间，并借机谋利，但是，上岛登船常常买不到票是主因，一边是游客抱怨，一边是轮渡公司亏本，要想想航线布局，不要把问题带偏了！”
听着他们激烈争论，我完全插不上话。看来如今的鼓浪屿，已不是通过简单的限客、讨一个清静就可以还她高贵的身份，确实还需要与外界的良性互动。这些年政府苦于招架个案难题，端出来给外界看到的只能是速成快餐。如果我们能以长远的品质管理带动游客的品质提升，或许要多年以后才会看到收效，这需要我们的管理者有更多的鼓浪屿情怀。申遗之后，众多风情建筑陆续变身民宿或一些文化主题会所，这种对有形遗产的“活化利用”确也颇有成就。但随着游客增多带来的管理压力，却至今无解。我不敢妄下药方，但如果说这些问题都是游客造成的，回观一百年前的两次难民危机，数倍于现在的游客数量，鼓浪屿没有如今天戏言被“踩沉”，如何做到没有失序？当年的社区留下的治理手段，作为鼓浪屿重要的无形遗产被忽视。当下被游客诟病的商铺遮阳布有损街容巷貌问题，如何平衡各方权益是治本，平衡之后的规则如何落实才是关键。鼓浪屿之所以留下后来可以作为申报主题的社区遗产，当年岛上的治理规则对多阶层居民诉求的兼容，包括对弱势群体的照护，特别是工部局执法之严，都是值得现在的政府学习，甚至可以直接效法的。如果如一百年前，诸如切开的水果因不加盖贩卖就受重罚，或在特定时段和区域大声喧哗被禁止，我相信游客不会因此“不想来第二次”，而是来一次就能有刻骨铭心的叹服，也从此记住了与众不同的鼓浪屿。
鼓浪屿的与众不同也造就了厦门的与众不同。虽然目前正史文献认为“同安悠久的闽南文化是厦门城市文化的根”，我却以为厦门的城市文脉在海洋而不是内陆。诚然，厦门岛归属于同安县管辖的时间长达900多年，“先有泉州府同安县、后有厦门城”也已是厦门老话。我每次踏上同安的土地，从街巷庙宇到老铺点心，处处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底蕴，是厦门岛所不及的。但我们今天看到的厦门，已不是唐宋时期泉州府同安县下属的小小嘉禾屿，也不是明代作为军事基地的中左所，而是清末因对外开埠吸收海洋文明而兴起的城市，正如萧春雷先生的生动比喻：她是“一桩近代跨国婚姻”的新娘。如今泉州与厦门已经分治，儿子与女儿已各立门户，何不尊重女儿不同的城市品格？在深圳腾飞的年代，厦门尚可保持自己的节奏做祖国母亲的小女儿；如今在周边争创“著名侨乡”或“闽南文化发源地”的内卷中，厦门还是那么不紧不慢，网上各有褒贬，或被批“缺乏危机感”或被赞谦让。其实在我看来，厦门不与娘家兄弟争抢名分，是基于自知的城市自信。而这种特立独行的自信，源于鼓浪屿。一百年前的鼓浪屿引领中国迈入近代化，做为厦门城市建设的母体，也为厦门注入了多元、开放的城市基因。一百年后的鼓浪屿，因着她的历史、被国家视为“瑰宝”，而厦门已经成为放大版的鼓浪屿，延续着那个小岛百年的辉煌。而看似没落的鼓浪屿，依然优雅高贵，她是厦门版图上的一颗祖母绿，应该受到更多人的尊敬、得到更用心的善待。
2024年8月15日 于福建厦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