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芈月传”的热播，很多热情的观众都对芈八子的身世以及以显赫的芈姓氏族为代表的楚文化非常感兴趣。所以写这篇文章主要是想解构长期以来对于大多数国人既熟悉而又陌生的那个长江霸主——楚国。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预设一个镜头，即将黄河——长江下游的那些主要平原放在一起审视一下，看看楚国所处的江汉平原是否具有称霸南方半壁江山的先天条件。
楚国是楚人建立的，虽然关于楚人的族源，学术界以前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但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记载，学术界经过长期的研究，目前已经得到了基本的解决，即楚人的族源来自于中原华夏集团的祝融部落的一支。但是关于楚人是何时形成的？其活动地域在哪里？又何以以“楚”命名？“荆”“楚”之间是什么关系等问题，学术界是争议不断。最近，清华简《楚居》的公布，无疑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下面我们就楚人的形成过程及其活动地域进行分析。
楚人芈姓，源于“陆终六子”中的季连。记载见于《史记楚世家》。
《史记楚世家》：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尝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尝命曰祝融。共工氏作孔，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诉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除了“陆终六子”外，在《国语郑语》里还有“祝融八姓”的记载：
“祝融也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末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酸夷、秦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先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坛姓邻、邹、路、倡阳，曹姓郎、宮，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瘦、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可见楚人是承认“陆终六子”和“祝融八姓”中的昆吾的。又《郝公幼钟》铭曰：“陆终之孙郝公幼作厥和钟”。郝公为安之子，而安为陆终第五子，故郝公为陆终之孙。
由此可见，从祝融部落分化出来的第六子季连，是楚人的直系先祖，即嫡祖。最近发布的清华简《楚居》主要记载的是楚先公先王的世系和居址，其第一位记述的先公就是季连，也证实了传世文献记载的可靠。其文曰：
季连初降於魏山，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训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准，秉兹率相，詈由四方。季连闻其有聘，从，及之泮，爰生呈伯、远仲。敏賞羊，先处于京宗。
关于楚国先祖——季连部族的活动地域，在西周末期周史伯所言时，芈姓应早已居于江汉地区。从《楚居》来看，季连部族先后活动于魏山、穴穷、乔山、圳、方山和京宗等地域。关于魏山，整理者认为《山海经》中有楚先世居魏山之说。《西山经》云三危之山“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魏山，其上多玉而无石。神耆童居之。”郭璞注：“耆童，老童，颛顼之子。”还记得在文艺青年屈原是怎么描述自己的家世的吗？对了，就是《离骚》里开篇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这里的“帝高阳”就是颛顼，颛顼是传说中三皇五帝中“五帝”之一，黄帝的亲孙子。
关于楚国如何得名为“楚”，《楚居》中记载：
“穴畲（熊）迟徙于京宗，爰得妣敏，逆流哉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位叔、丽季。丽不从行，渍自胁出，妣戤宾于天，巫咸）赔其胁以楚，氐（至）今曰楚人。至畲（熊）狂亦居京宗。”
这则记载详细说明了楚人得名的原因：熊丽出生时难产，婴儿从胁而出，致其母死，巫医将其母裂开的胁部，用楚条缠合起来，从此其族称为楚人。由此可知，楚人之得名，是缘于一次偶然的难产事故。上古时期，巫医不分，生活医疗条件落后，妣戤难产而死，楚条缠尸。简文所记妣贼端庄温柔，应在鬻熊（穴熊）心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古人常会因为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喜欢或者厌恶一个人，郑庄公寤生因难产而遭至其母厌恶，甚至因嗣君权而发生了内战；康熙帝亦因为凰扔之母难产而死，而将之立为太子。熊丽继位为君，也可能与妣蛾难产而死有关。熊丽继位之后为纪念其母，将为其母包裹尸体的楚条名称作为其族的名字一一“楚”。因此，楚之得名，缘于熊丽。
熊丽虽然在《史记》之中仅记名称世系，但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熊丽在楚人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楚之名得自熊丽，“楚”从一种草木名称，在一次偶然事件中上升为部族名称、后继续上升为国家名称，最终成为区域文化名称，其影响之大无可估量，熊丽始名之功功不可没。
楚自熊丽得名。从熊丽之始，芈姓季连部族正式得名为“楚”，其族之人称为楚人。不仅如此，楚人开始有了固定的活动地域，而世系也以“熊”氏传承，初步具有国家的形态。因此，楚国后人才将熊丽作为先王之首来进行祭祀，亦是记其始功。
因此，楚人先民为“陆终六子”或“祝融八姓”之一的芈姓季连部族，最初依附于夏人，活动在中原地区的魏山一带。禹征三苗时，迁徙到鄂西北的熊山一带，又迁徙到荆山地区的乔山一带，成为夏人在江汉地区的代理人。殷商时期，季连部族溯均水而上，居住于方山一带，并与商人通婚，活动在均水之畔即丹阳。到商末期，随着周人势力的强大，季连部族一部先期迁徙到荆山地区，一部在穴熊（驚熊）时归顺周文王，后又迁徙到荆山地区。熊丽时期，楚人正式形成，部族以“楚”为号。楚人不仅在荆山地区活动，而且以“熊”为氏，初步具有了国家的雏形。
当然，楚人的形成过程中也有一些蛮夷族众的融入。在我国传说时代，南方地区的居民为苗蛮集团，或称为三苗、有苗。据战国时期的吴起讲，三苗的地域范围为“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经考证后，公认三苗的范围在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西面和南面的界限，文献无征，东面的界限，今江西大部分地区仍当属于苗蛮，其北界较为明确，大约在河南西部熊耳、外方、伏牛诸山脉间，具体而言，东以大别山脉为界邻于东夷集团，西则北越南阳一带，侵入外方、伏牛山脉间，北邻于华夏集团。禹征三苗之后，苗蛮集团瓦解，族众散乱，再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
季连部族留居江汉地区之后，与苗蛮、荆蛮族众处于杂居交融状态，应有一些苗蛮、荆蛮的融入。这些苗蛮、荆蛮的融入，不仅改变了自身的身份与文化，而且也不断地改变着季连部族的性质与文化，形成了后来半夏半蛮的楚人族群和文化认同。墓葬的头向可以说明死者的祖居之地，先秦时期，诸夏墓葬头向北，南蛮向南，西戎向西，东夷向东。在统计了座墓葬头向清晰的楚墓之后发现，约74%的楚墓头向向南，墓葬下葬的年代越早，南向的比例越大。由此得出结论，楚国约有四分之三的人口为南蛮，也就是荆蛮。由此可见，庶族楚人的主体部分为融入楚人的荆蛮。从文献的记载来看，楚人的族群与文化认同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一方面认为楚人是“华夏”一类，另一方面又认为楚人属于“蛮夷”。
西周时期的楚国，由于处于南方蛮夷之中，远离中原华夏历史记述视野之外，因此载籍之中多所不见，导致许多史事不明。近年来，随着清华简中关于楚人资料的公布，学术界兴起了研宄楚文化的又一个热潮。其中不仅涉及关于“早期楚文化”的探索，而且也涉及到楚国早期的楚君徙居地和关于楚国疆域的问题。
之前我们分析了渭河平原相对华北平原的地缘优势，通俗的说就是我打出去容易，你打进来难。在之前的历史中，基本上只有山东丘陵地区由于也具有一定的地缘优势（一为高度，二为海洋），可以与之对抗，争夺中原地区。
楚国的根据地是在江汉平原，也就是在现在的湖北境内。江就是指长江，汉是指汉江。最早的时候“江”就是特指“长江”的，汉江是被称做汉水的。
就汉水而言，它对中国地缘的影响并不止于江汉平原，其作用甚至要高于秦岭。不过就目前我们所要分析的方向而言，汉水的下游与长江共同冲积而成的“江汉平原”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之前分析过，在江汉平原的东北侧有一系列的山脉为它提供屏障，由北向南分别为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前者现在在河南省境内，后两者则为河南湖北的分界线。
不过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在这三条山脉的西南侧，并非只有江汉平原一个重要的地理单元。事实上这一地区是由两个南北相邻的地理单元共同构成的。南侧当然就是江汉平原了（目前属于湖北），北侧则被命名为“南阳盆地”（目前基本属河南）。
再来说说南阳盆地。
既然称为盆地，那么它的四周应该是被山包围的了。让我们来看看南阳盆地边缘都有哪些山（山脉）。南阳盆地的西面是秦岭和大巴山脉的东部，北面、东面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伏牛山脉以及桐柏山脉西头。在盆地的南面有一个体量不是很大，但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山——大洪山。这几个山（山脉）共同合围形成了南阳盆地的中原地区。
之所以要争夺中原地区，很大程度是为了争夺黄河边上那些松软的黄土地带。在青铜尚属于奢侈品的年代，能够用石制和木制工具开耕的黄土对农耕民族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不过不被黄河文明所重视，并不代表长江流域就没有机会成为历史的主角。随着金属的广泛运用，长江流域的那些冲积平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历史机遇。他们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平原，以及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就是都是属于长江流域，而不同点则是前者位于长江以南，后者位于长江以北。
而江汉平原的位置决定了长江并不能成为它的保护者。它需要有其他地理优势以保障自己的独立性。否则这些因技术的提升而变得适合大规模农业开发的土地，只会象华北平原一样成为其他地缘力量博弈的牺牲品。
仔细看那张“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平原示意图”，我们就会发现，在江汉平原的东北侧，有一系列的山脉为这块平原提供的保护。这无疑提升了江汉平原的地缘力量，如果能够控制这些山脉，那么江汉平原就可以具备象渭河平原那样易守难攻的地缘力量了。
对于楚人来说，从东部的“夷地”只收人口和文化显然是很有可能的。在炎黄时代的传说中，东夷的主力——蚩尤族在败给炎黄部落联盟后，就是败退至长江中游地区的。从地缘的角度看，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即使那场战争是虚构的，东部文化也很有可能沿着淮河长江传至江汉平原，因此楚人具有综合性的文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无论楚人是否决定称王，周人显然都已经意识到了江汉平原的威协。周人所作出的反应并没有什么新意，仍然是“封建”诸候，封建的对象当然是同姓的诸候。
成周之会是周成王亲政之后做的政治大事，其目的是获取权力的确认和诸侯的拥戴，也是成王为庆贺东都洛邑建成而举行的大会。成周的建成对周王室巩固统治、控制全国有极为重大的作用。东都建成之后，周公将殷之遗民迀到成周东郊，进行集中的管理和监视，防止其再度作乱；另外，成周落成之后，两都并立，京畿连成一片，形成了统治四方的政治中心。
楚人首领熊绎在大会上负责“置茅蔬，设望表，与鲜牟守燎”等具体事务，但在其后举行的成周之会却无楚人参加的记载。如何解释这一矛盾？岐阳会盟之时，楚人尚末受封，与晋、鲁等周之兄弟之国地位不可相比，所以叔向言“不与盟”，亦说明楚人此时还末受到周室的正式承认，地位比较低。成周之会，盛况空前，周王除接受己封诸侯的朝觐之外，亦有可能新封一批诸侯，来使周之王化泽被四方。熊绎因先祖曾勤劳事周，又因礼遇了因误会而出奔楚地的周公，故在成周之会上得封为诸侯，因被视为蛮夷之故，地位不高，爵为子男。子男之田，土不过同，时楚弱小，不见载于成周之会亦不奇怪，况且，以齐与周之关系，亦未见载于成周之会，其余武王之时分封的诸侯陈、祀亦不见载于此会：可见，成周之会，到会诸侯虽多，但文献未必具载，记载的主要是来朝的四方蛮夷及其贡品，用以彰显周之王化。
需要确认的是，周分封楚，并不是重新分封一个新的国家出来，而是对芈姓楚人固有族称和居地的承认。因为芈姓季连部族在熊丽之时有了楚的称号，其族便称为楚族，其人称楚人，其居地称楚地，所以其所建立的国家便称为楚国。楚作为一个国家出现在中原诸国的面前，是从熊绎受封始。以芈姓季连部族为主体的楚人所建立的楚国逐渐扩大了与中原诸国的交往，因楚人居于蛮夷之地，中原诸国多认为其为荆蛮，故有时以荆、荆蛮称之。
当江汉平原的地缘优势开始体现出来后，居于其上的楚人也开始表示出对于争霸中原的渴望。尽管周人最初勉强给予了楚国“子”的爵位，但这显然不能满足楚人的胃口。既然周人瞧不起楚人，那么楚人似乎也并不再刻意的强调自己华夏族的出身了。对于周人来说，楚人所处的方位应该被冠以“蛮”的称号，以示与华夏族的区别。而楚人索性做的更彻底些，在蛮的后面再加上个“夷”字，即自认为“蛮夷”。并以此为据脱离周人的封建系统，自立为王。
从地缘的角度看，楚人自认为“蛮夷”并非只是在玩文字游戏。事实上周人所确立的“华夷五方”原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有时候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那些边缘民族的方位来源。因此我们经常能够见到夷狄、戎狄、蛮夷的名称出现。当然，古人在用词上是十分精准的。这种称呼只会出现在相邻的两个方位上，因为相邻的两个方位的民族很容易混杂在一起。而相对应的两个方位是不会连用的，就像你不会看到“蛮狄”的用法一样。而西“戎”与南“蛮”虽然在方位上相邻，但由于秦岭的阻隔，它们之间基本上不会发生交融。因此你也见不到“戎蛮”或“蛮戎”的用法。
如果周人想要监控楚人，将同姓的诸候封建在伏牛山脉——桐柏山脉——大别山一线靠近中原的一侧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这就象如果仅仅在泰山以西封建“鲁”，而不在泰山以东再封建“齐”，就无法打破山东丘陵的地缘优势一样。周人需要超过这些明显的地理特征，将前沿阵地推进到江汉平原的边缘。
周人最初的做法无疑是成功的，由此在汉水边上诞生了一批姬姓的诸候国，史称“汉阳诸姬”。
昭王南征不返，被认为是西周王朝由盛而衰的一个分水岭。从周穆王到周夷王，西周国力更是江河日下，四方少数民族不断对周朝边境进行骚扰。熟悉《盗墓笔记》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一些周穆王远征昆仑山轰轰烈烈的故事。实际上，周穆王时，西征犬戎而收获甚微。西周末年更是天灾连连，幽王二年，发生了严重地震，甚至连周人发祥地岐山也崩塌了。外族入侵、国君暴虐、天灾不断、造成民不聊生，这种种迹像预示着西周大厦将倾。
与西周王朝的内忧外患不同，此时的楚国却显示出蓬勃生机的气象。楚君熊渠继位后，趁周王室衰弱和中原动乱之机，开始开疆拓土的进程，相继攻打庸国（今湖北竹山县）、扬越（今湖北中部）、鄂国（今湖北鄂州、武汉一带），将楚国势力推进至江汉平原，使楚国逐渐兴盛起来。熊渠和江汉之间的荆蛮，与各族群关系友好，利用周王室衰弱的时机，向外开疆拓土，并封自己三子为王，一如周初分封故事，开始脱离周朝的南土地缘政治体系独立发展。虽然在周厉王之时去掉了三子的王号，但保存了楚国的实力，使之得以在春秋初期勃兴，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灵活性。
据《左传文公元年》记载，子上对楚成王说：“楚国之举，恒在少者。”《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叔向对韩宣子说：“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这两句话讲的都是楚国公族为君位发生争斗时，必定是幼子或小叔取得胜利。在楚国长约八百年的国作中，以叔杀侄而自立为国君的有两起，一是楚武王杀宵敖之子，一是楚灵王杀郏敖。与楚灵王杀郏敖所引起的楚国内乱相比，楚武王无疑是深孕众望的，得到了楚人的拥戴，楚国并没有因此发生内乱，反而在他的带领下，由小变大、由弱变强。
楚武王熊通是楚国历史的关键人物，他在位五十一年，功业显赫。熊通继位之初，尚在宵地。据今本《竹书纪年》载：（周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周平王三十三年即公元前年，为熊通三年。申国为东周雒邑的屏障，故周平王派王师助申防守。显然，楚武王此次对申国的军事行动没有成功，但继位才三年时间就敢于去冲击周王室的南土重镇，表明其志不小。或许正是这次用兵的教训，使得楚人认真审视自己所处的地缘关系，为楚国的迅速发展和开疆拓土奠定了坚实的战略基础。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