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羞恶易处世，忘荣辱难成人】

一、人之初 ，性本恶。

战国时期赵国荀子在《性恶篇》中论述：

人的本性，一生下来就有喜欢财利之心，依顺这种人性，所以争抢掠夺就产生而推辞谦让就消失了。

一生下来就有妒忌憎恨的心理，依顺这种人性，所以残杀陷害就产生而忠诚守信就消失了。

一生下来就有耳朵、眼睛的贪欲，有喜欢音乐、美色的本能，依顺这种人性，所以淫荡混乱就产生而礼义法度就消失了。

这样看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抢掠夺，一定会和违犯等级名分、扰乱礼义法度的行为合流，而最终趋向于暴乱。

所以一定要有了师长和法度的教化、礼义的引导，然后人们才会从推辞谦让出发，遵守礼法，而最终趋向于安定太平。

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就很明显了，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人为的。

所以弯曲的木料一定要依靠整形器进行薰蒸、矫正，然后才能挺直。

不锋利的金属器具一定要依靠磨砺，然后才能锋利。

人的本性邪恶，一定要依靠师长和法度的教化才能端正，要得到礼义的引导才能治理好。

人们没有师长和法度，就会偏邪险恶而不端正。

没有礼义，就会叛逆作乱而不守秩序。

古代圣明的君王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认为人们是偏邪险恶而不端正、叛逆作乱而不守秩序的，因此给他们建立了礼义、制定了法度，用来强制整治人们的性情而端正他们，用来驯服感化人们的性情而引导他们。

使他们都能从遵守秩序出发、合乎正确的道德原则。

现在的人，能够被师长和法度所感化，积累文献经典方面的知识、遵行礼义的，就是君子；

纵情任性、习惯于恣肆放荡而违反礼义的，就是小人。

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就很明显了，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人为的。

二、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天命之谓性”，一切生物的本能是力求生存和发展，这难免引起生物之间的矛盾，性善又何从谈起呢?

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而干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

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

坏人是不会改好的。这有点像形而上学了。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

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

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

可惜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提出过这种理论。

我自己既非生物学家，又非生理学家，只能凭空臆断。

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了我的嘴。

好誉而恶毁，人之常情，无可非议。

古代豁达之人倡导把毁誉置之度外，我主张把毁誉置之度内。

置之度外，可能表示一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我有点担心，这有可能表示一个人的糊涂或颟顸。

我主张对毁誉要加以细致的分析。

首先要分清：谁毁你？谁誉你？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由于什么原因？这些情况弄不清楚，只谈毁誉，至少是有点模糊。

一个人最心爱的人，只有一只眼。于是他就觉得天下人都多长了一只眼。这样的毁誉能靠得住吗？

还有“党同伐异”、“臭味相投”等等。这样的毁誉能相信吗？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最好是各人自是其是，而不必非人之非。

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每个人都会有友，也会有“非友”，我不用“敌”这个词儿，避免误会。

友，难免有誉；非友，难免有毁。

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抱上面所说的分析的态度，切不要笼而统之，一锅糊涂粥。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

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对我都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

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真有一个人，人人都说他好，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极端圆滑的人，圆滑到琉璃球又能长只脚的程度。

有人把不讲礼貌的行为归咎于新人类或新新人类，我却要为他们打抱不平。

不过，话又要说了回来，新人类或新新人类确实在不讲礼貌方面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他们发扬光大了这种并不美妙的传统，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车水马龙之中，拥抱接吻，旁若无人，洋洋自得，连在这方面比较不拘细节的老外看了都目瞪口呆，惊诧不已。

古人说：“闺房之内，有甚于画眉者。”这是两口子的私事，谁也管不着。

但这是在闺房之内的事，现在竟几乎要搬到大街上来，虽然还没有到“甚于画眉”的水平，可是已经很可观了。新人类还要新到什么程度呢？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压力呢？

我认为，是的。

佛家说：生、老、病、死、苦，苦也就是压力。

过去的国王、皇帝，近代外国的独裁者，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然而他们却战战兢兢，时时如临大敌。他们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压力比任何人都大。

大资本家钱太多了，担心股市升降，房地产价波动，等等。

至于吾辈平民老百姓，“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些都是压力，谁能躲得开呢？

压力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认为是好事。

压力如何排除呢？

一被动；一主动。

天灾人祸，意外事件，属于被动，这种压力，无法预测，只有泰然处之，切不可杞人忧天。

主动的来源于自身，自己能有所作为。

能做到遇事不嘀咕，就能排除自己造成的压力。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一个“考”字，宛如如来佛的手掌，你别想逃脱得了。

幼儿园升小学，考；小学升初中，考；初中升高中，考；高中升大学，考；大学毕业想当硕士，考；硕士想当博士，考。考，考，考，变成烤，烤，烤；我们的人生还谈什么完满呢？

人人有一本难念的经，这是一个平凡的真理。

对己，可以不烦不躁；对人，可以互相谅解。

三、知耻近乎勇。

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的确，一个人若少了羞恶之心，他对美丑的感知就会随之变得麻木，其言行必然失去规范。

羞耻心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情感，是一种为善而斗争的精神力量，是对于卑鄙无耻的事物的一种强有力的抗毒剂，是义务感和责任心的道德情绪的支柱。

羞恶之心如此重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有许多人不知羞恶。

有的人在损公肥私、中饱私囊时，他们不知羞耻；

有的人在欺上瞒下、虚报政绩时，他们脸无羞色；

有的身为执法人员，却干着违法勾当时，他们不以为羞，反以为荣。

这样的人真可谓不知羞恶之心为何物。

行为适宜或恰到好处，须从羞恶之心出发。

朱子分羞恶为两事，以为“羞是羞己之恶，恶是恶人之恶”。

其实只要是恶，在己者可羞亦可恶，在人者可恶亦可羞。

只拿行为的恶做对象说，羞恶原是一事。

不过从心理的差别说，羞恶确可分对己对人两种。

就对己说，羞恶之心起于自尊情操。

人生来有向上心，无论在学识、才能、道德或社会地位方面，总想达到甚至超过流行于所属社会的最高标准。

如果达不到这标准，显得自己比人低下，就自引以为耻。

耻便是羞恶之心，西方人所谓荣誉意识的消极方面。

有耻才能向上奋斗。

一方面自尊情操不容我居人下；一方面社会情操使我顾虑到社会的毁誉。

所以，知耻同时有自私的和泛爱的两个不同的动机。

对于一般人，知耻可以说就是道德情操的基础。

他们趋善避恶，与其说是出于良心或责任心，不如说是出于羞恶之心，一方面不甘居下流，一方面看重社会的同情。

中国先儒认清此点，所以布政施教，特重明耻。

管子甚至以耻与礼仪廉耻并称为“国之四维”。

人须有所为，有所不为。羞恶之心最初是使人有所不为。

孟子说：“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

羞恶之心可使人耻为所不应为，扩充起来，也可以使人耻不为所应为。

为所应为便是尽责任，所以“知耻近乎勇”。

人到了无耻，便无所不为，也便不能有所为。

有所不为便可以寡过，但绝对无过实非常人所能。

儒家与耶教都不责人有过，只力劝人改过。

知过能改，须有悔悟。悔悟仍是羞恶之心的表现。

羞恶未然的过恶是耻，羞恶已然的过恶是悔。

耻令人免过，悔令人改过。

孟子说：“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耻使人自尊自重，不自暴自弃。

近代阿德勒一派心理学说很可以引来说明这个道理。

有羞恶之心先必发现自己的欠缺，发现了欠缺，自以为耻。

觉得非努力把它降伏下去，显出自己的尊严不可。

于是设法来弥补欠缺，结果不但欠缺弥补起，而且所达到的成就还比平常更优越。

德摩斯梯尼本来口吃，不甘受这欠缺的限制，发奋练习演说，于是成为希腊的最大演说家。

贝多芬本有耳病，不甘受这欠缺的限制，发愤练习音乐，于是成为德国的最大音乐家。

中国左丘明因失明而作《国语》，孙子因膑足而作《兵法》，司马迁因受宫刑而作《史记》，也是很好的例证。

孟子讲羞恶之心，似专就己一方面说。

朱子以为它还有对人一方面，想得更较周到。

我们对人有羞恶之心，才能嫉恶如仇，才肯努力去消除世间罪孽过恶。

凡道德情操深厚的人对于过恶必有极深的厌恶。

世间许多人没有对象可五体投地地去钦佩，也没有对象可深入骨髓地去厌恶，只一味周旋随和，这种人表面上象炉火纯青，实在是不明是非，缺乏正义感。

社会上这种人愈多，恶人愈可横行无忌，不平的事件也愈可蔓延无碍，社会的混浊也就愈不易澄清。

社会所藉以维持的是公平，一般人如果没有羞恶之心，任不公平的事件不受裁制，公平就无法存在。

过去社会的游侠，和近代社会的革命者，都是迫于义愤，要“打抱不平”，虽非中行，究不失为狂狷，仍是有他们的用处。

个人须有羞恶之心，集团也是如此。古人谈兵，说明耻然后可以教战，因为明耻然后知道“所恶有胜于死者”，不会苟且偷生。

罪过如果在自己，应该忏悔；如果在旁人，也应深恶痛嫉，设法加以裁制。

丁俊贵

2023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