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记录我国春秋时期历史的最为重要的著作，也是我们认识师旷最重要的材料，更是后世师旷“小说”最重要的材料来源。《左传》曾多次记载师旷事迹，主要见于襄公十四年、十八年、二十六年、三十年和昭公八年。

《襄公十四年》师旷首次出场，此时晋悼公在位，这段材料记载了师旷与晋悼公讨论卫献公被逐之事：

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从材料来看，师旷认为卫君被逐，乃是事出有因，并非晋悼公所认为的“太甚”。师旷认为国君应该养民，听取人民的意见，具有民本思想的意味。师旷的观点，不仅很好的回答了晋悼公提出的问题，也起到了很好的劝诫作用。

《襄公十八年》两次记载师旷事迹，都是有关师旷在战争中预测军情的记载：

丙寅，晦，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鸟乌之声乐，齐师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马之声，齐师其遁。”叔向告晋侯曰：“城上有乌，齐师其遁。”

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第一则材料，是晋齐交战，齐军趁夜撤退，师旷与邢伯、叔向通过对环境的观察，预知齐军撤退之事。第二则材料与第一则相似，但在今天看来更具神秘性，师旷是通过歌风的方式来预测战争胜负的，而叔向则是通过天象进行的预测。

《襄公二十六年》记载了师旷对晋国大臣争当使臣的看法：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金咸如晋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员。行人子朱曰：“朱也当御。”三云，叔向不应。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抚剑从之。叔向曰：“秦、晋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晋国赖之。不集，三军暴骨。子员道二国之言无私，子常易之。奸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从之。人救之。平公曰：“晋其庶乎！吾臣之所争者大。”师旷曰：“公室惧卑。臣不心竞而力争，不务德而争善，私欲已侈，能无卑乎？”

面对子朱对使臣之职的争夺，晋平公认为是晋国兴盛的表现，师旷却透过这次争夺事件，看到了晋国公室将要衰弱的征兆，显示出师旷独到深远的政治眼光。

《襄公三十年》的记载与政治、军事事件无关，而是侧重表现了师旷等人的博学的一面：

三月癸未，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有与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问诸朝，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郤成子于承匡之岁也。是岁也，狄伐鲁。叔孙庄叔于是乎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士文伯曰：“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绛县老人年长，却不知年龄几何，师旷、史赵、士文伯三人都通过老人所提供的信息推算出了老人的年龄，却都没有直接说破，而是换了一种方式说出了老师的年龄。师旷是通过指出老人出生当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回答的，史赵则是用一种类似字谜的方式回答的，而士文伯则是用老人年龄的总旬数回答的。三人的预测都是正确的，不分高下。

《昭公八年》记载了一件石头说话的神秘之时，在位的晋平公以此事询问师旷，师旷给出了回答：

八年春，石言于晋魏榆。晋侯问于师旷曰：“石何故言？”对曰：“石不能言，或冯焉。不然，民听滥也。抑臣又闻之曰：‘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凋尽，怨讟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于是晋侯方筑虒祁之宫。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远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无征，故怨咎及之。《诗》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其是之谓乎？是宫也成，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石头说话，本是一件具有神秘性的传闻事件，师旷的回答并没有围绕神秘之事展开，而是直接驳斥说是“石不能言”。虽然师旷还不免有迷信的思想，认为是神灵凭借的原因，但是并没有将此作为重点，而是将重点放在劝谏之上，并在言语之间流露出爱民的思想。

除了《左传》外，《国语》也保存了一则与师旷有关的材料，这则材料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与《左传》中的记载比较接近，因此在这里一起讨论。《国语·晋语八》记载：

平公说新声，师旷曰：“公室其将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以耀德于广远也。风德以广之，风山川以远之，风物以听之，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夫德广远而有时节，是以远服而迩不迁。”

这则材料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的记载很类似，师旷也是通过一个单一事件——晋平公喜欢新声，洞察到晋国公室即将衰微的征兆，表现出师旷高远的政治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