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风华绝代的时期，一众风流蕴藉的才子，拿脚底板当尺子丈量大宋江山，且多出名篇，若范仲淹之于岳阳楼、欧阳修之于醉翁亭、苏东坡之于赤壁，所作名篇冠绝一时，引得无数文学青年神往。

众多才子中，从我大四川走出去的“三苏”

足以称之为当时文坛的“半壁江山”，

有若鹿晗、张艺兴、王俊凯之余大陆鲜肉圈。

除了苏东坡父子以外，苏东坡的表兄——文同，也是宋朝文化圈里的“大拿”。可惜在宋朝，文同没有表弟的名气大，尽管东坡先生曾赞美表兄是“诗、词、画、草书”四绝，为其站台，但是他表兄依然没能火起来。这就像一个“网红”想捧自己的姐妹，但是网民们不买单。

文同字“与可”，颇有现代风范，号“笑笑先生”、“笑笑居士”，很是欢脱。他出生在今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人称“石室先生”，又有点终南山下“活死人墓”的意思。

文同生来就有艺术细菌，是误入仕途的人民艺术家。诗文俱佳，书法擅长篆、隶、行、草诸体。喜欢画竹子，创“墨竹画”之新篇，苏轼都为之倾倒，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自觉吸收文同的绘画技法。

苏东坡的那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也明显看出两者对画竹的偏爱，远远超过对美食的追求。哪怕是大名鼎鼎的“东坡肉”。

文同与苏轼在血缘上虽为表兄弟，但在灵魂上却是互融共通的好基友。文同在偏僻荒凉的洋州做官时候，因当地经济落后而“食无肉”，唯以竹笋下饭，故苏东坡的慰问信中有了“料得清贫馋太守，渭川千亩在胸中”，文同视之莞尔，喷饭于桌。(大概还带着鼻涕)

诗中的“清贫”和“馋”二词连用，把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廉洁从政的“封建主义”仕者之风维妙维肖点染了出来。

文同由此喟叹：世无知己者，唯子瞻识吾妙处。

而苏轼则说：与可于予亲厚无间，一日不见，使人思之。

文同病故后，苏轼手抚其所赠墨竹画册，潸然泪下。

两老表的交情，有若子期伯牙，堪称大宋和谐社会建设的典范。

艺术才华不等于政治才能。文同一生，官做得并没有艺术那样潇洒，先后当过蒲江县令、大邑县令、洋州知府，所行之处、颇有政绩，是宋朝老赵家的好干部，仕途中规中矩，不像苏轼那样起落有致。

鲁迅先生说:"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

"大邑未能免俗，亦有古八景存焉，其中就有高堂寺。而在高堂寺，文同先生，就留有“若为借得惮房宿,卧看龛灯一点残”的句子。

文同来大邑做七品官，其实是“捡漏补缺”，据其《重序九皋集》中所述：“大邑缺令，余以郡从事摄知其治”。但是到了此处，民风淳朴、景致绝佳，便自得其乐。

大邑人民给足了文同面子，“少讼而多暇”，有点儿小矛盾都在麻将桌上化解了，社会秩序良好，全县一年到头来不了几场官司，所以他才能够“辄游邑之名山胜迹”。（有点儿公款旅游的嫌疑。）

此时的文同只有三十来岁，有才华、有精力，更重要的是有时间，大邑人民的淳朴温良让他少有公务之劳，可以以“下乡考察”为名，拜访大邑的高人雅士，接触乡野间的父老，盘桓于名山大刹之间。凡有才思汹涌之处，便挥毫笔墨、以抒其情，只是这些壁画、碑文在历史风云中早已散佚。

任职大邑期间，信仰佛教的文同，曾两次去过大邑的高堂寺，并均留有诗文。

大邑的高堂寺从东晋就有了，香火向来旺盛。文同虽为儒家弟子，却对佛教颇有兴趣。根据《宋史》记载，他去世时候是“沐浴衣冠，正坐而卒”，看来很有佛教静坐摄心的功夫。大概因为对佛教奥义的向往，他留给高堂寺的那句“若为借得惮房宿,卧看龛灯一点残”中的意境倒能理解。（以大邑父母官的身份，在高堂寺留宿一晚，仰八叉躺在榻上，看青灯一盏，想从佛祖那里寻求自己红不了的答案。）

但是一个“借”字也从侧面说明他的气度——不扰民！噢NO，不扰僧！

比起前两天铲除少林寺禅耕农场的登封执法队员，工作作风要优良很多。

除了高堂寺，大邑哪里有胜景，哪里就有文同。作为一个县令，不带头支持当地旅游业说不过去。所以文同还在道教祖庭鹤鸣山写生画竹，结集为《丹渊集》；在汉传佛教发源地之一的雾中山流连，并留下“日光微漏潭见底，水气上薄云成堆”的句子。

宋朝的文人士子，多风流蕴藉，不乏诗词书画俱佳的“斜杠”才子，文同即属此流。他在公务之余，寄情于大邑山野，“一山一水、不或遗也”，悠然自得其乐。

千百年后，在大邑风土人情间怡然自得的游人们脚下的路，或是文同先生从前走过的。

游客们目之所触、心之所感，何尝不是对文同先生往昔才思的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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