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聂文蔚书 二

得书，见近来所学之骤进，喜慰不可言。谛视数过，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无此矣。譬之驱车，既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未调、衔勒不齐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决不赚入旁蹊曲径矣。近时海内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见，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

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近入炎方，辄复大作。主上圣明洞察，责付甚重，不敢遽[jù]辞。地方军务冗[rǒng]沓[tà]，皆舆[yú]疾从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养病。得在林下稍就清凉，或可瘳[chōu]耳。人还，伏枕草草，不尽倾企。外惟浚一简，幸达致之！来书所询，草草奉复一二。

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功夫甚难。问之则云：“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难。”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其人默然无对。始请问。区区因与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功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功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悬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水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种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功者，其病正是如此。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渀渀荡荡，全无实落下手处。究竟功夫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騃[ái]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苦缠缚，担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之故，甚可悯矣！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着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功夫头脑，若合符节。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功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功夫未明彻也。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集义”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谓致良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功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到得功夫熟后，自将释然矣。

文蔚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处，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讲也。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xiàn]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tì]；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事亲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从兄的良知；致得从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如此又是脱却本原，着在支节上求了。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而原又只是一个；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怛之本体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者也。

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最真切笃厚、不容蔽昧处提省人，使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间，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为“惟精惟一”之学，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后世而无朝夕”者也。文蔚云“欲于事亲、从兄之间，而求所谓良知之学”，就自己用功得力处如此说，亦无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诚恻怛，以求尽夫事亲从兄之道焉”，亦无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其说是矣。

“臆、逆、先觉”之说，文蔚谓“诚则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间有搀搭处，则前已言之矣。惟浚之言亦未为不是，在文蔚须有取于惟浚之言而后尽，在惟浚又须有取于文蔚之言而后明。不然，则亦未免各有倚着之病也。“舜察迩言”，而询刍[chú]荛[ráo]，非是以迩言当察、刍荛当询而后如此，乃良知之发见流行，光明圆莹，更无罣[guà]碍遮隔处，此所以谓之大知，才有执着意必，其知便小矣。讲学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着实用功夫，却须如此方是。

“尽心”三节，区区曾有“生知、学知、困知”之说，颇已明白，无可疑者。盖“尽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说“存心、养性、事天”，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sì]”，而“存心养性”与“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养性、事天”者，虽未到得“尽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里做个求到“尽心知天”的功夫，更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譬之行路，“尽心知天”者，如年力壮健之人，既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稚之年，使之学习步趋于庭除之间者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者，如襁抱之孩，方使之扶墙傍壁而渐学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者，则不必更使之于庭除之间而学步趋，而步趋于庭除之间自无弗能矣；既已能步趋于庭除之间，则不必更使之扶墙傍壁而学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无弗能矣。然学起立移步，便是学步趋庭除之始；学步趋庭除，便是学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功夫之难易，则相去悬绝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则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阶级，不可躐[liè]等而能也。

细观文蔚之论，其意以恐“尽心知天”者废却“存心修身”之功，而反为“尽心知天”之病。是盖为圣人忧功夫之或间断，而不知为自己忧功夫之未真切也。吾侪用工，却须专心致志在“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尽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学起立移步，便是学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虑其不能起立移步，而岂遽[jù]虑其不能奔走千里，又况为奔走千里者而虑其或遗忘于起立移步之习哉？文蔚识见，本自超绝迈往，而所论云然者，亦是未能脱去旧时解说文义之习。是为此三段书分疏比合，以求融会贯通，而自添许多意见缠绕，反使用功不专一也。近时悬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见正有此病，最能担误人，不可不涤[dí]除耳。

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节，至当归一，更无可疑。

此便是文蔚曾着实用工，然后能为此言。此本不是险僻难见的道理，人或意见不同者，还是良知尚有纤翳[yì]潜伏，若除去此纤翳，即自无不洞然矣。

已作书后，移卧檐[yán]间，偶遇无事，遂复答此。文蔚之学既已得其大者，此等处久当释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爱之厚，千里差人远及，谆[zhūn]谆下问，而竟虚来意，又自不能已于言也。然直戆[zhuàng]烦缕已甚，恃在信爱，当不为罪。惟浚处及谦之、崇一处各得转录一通，寄视之，尤承一体之好也。

译文

收到你的来信，见你近来学问骤进，我非常欣慰，难以言表。你的信我仔细读了几遍，其间有一二还没有晶莹通透的地方，那是致良知的功夫尚未纯熟，等到纯熟了，自然就没这种情况。 这好像驾车，已经走上康庄大道，但有时走得不算太直，还有迂回曲折，那是马性没有调教好，缰绳没勒齐的缘故。但是，人已经在康庄大道上，绝对不会再受骗，蹿到旁蹊曲径去。在最近的其他同学中，达到你这种境界的，不多见，所以我非常欣喜和快慰，这也是圣道之幸事啊！

我原有的咳嗽，怕热，到了炎热的南方，更加发作得厉害。主上圣明洞察，托付的责任重大，我不敢推辞，地方军务又十分冗杂，我只能带病处理。如今幸已平定，我已经上奏折请求回乡养病，能到家乡林下清凉处疗养，或许还能痊愈吧。送信来的人就要回去，我趴在枕头上，草草给你写几句，匆忙间也难以表达我的仰慕之情。另外，给惟浚（陈九川）的信，也烦请你转交给他。

你信中所提的问题，我简单回答如下。最近来山里跟我讨论学问的，常常谈到“勿忘勿助”的功夫很难！我问其原因，他们说：“稍有意念就是拔苗助长，稍不注意呢，又落入‘忘’了，所以太难了！”我问：“忘是忘记了什么呢？助又是助了个什么呢？”他们默然答不上来，便向我请教。我就说，我这里讲学，不谈勿忘勿助，只说必有事焉。必有事焉，就是时时刻刻去集义，时时刻刻下这“必有事”的功夫，若是间断了，违背了，就是忘了，这时候就要勿忘；如果贪巧求速，老想快速见效，就是拔苗助长了，这就是助，就必须勿助。一切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勿忘勿助”不过是给你提个醒。如果这功夫不中断，就不必再说“勿忘”；如果原本不求速效，就不必再说“勿助”。这功夫是何等明白简易，多么洒脱自在！今天你不去“必有事焉”上下功夫，空守个“勿忘勿助”，就像烧火煮饭，锅里放米放水，尽惦记着添柴放火，那你要煮出个什么东西来？我恐怕火候还没调停到位，锅已经烧裂了。近日这些专注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病根就在这儿。成天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茫茫荡荡，完全没有实际下手处，最终只落得个死守空寂，学成个痴呆汉。刚遇到一点事，就会心绪纷乱，啥也应付不了。这些人，也算是有志之士，却因此劳苦困扰，耽误一生，这都是错误的学问耽误人的缘故，真让人惋惜啊！

“必有事焉”就是“集义”，“集义”就是致良知。光说集义，一时抓不住要害，不知从哪下手；说致良知，马上就可以踏实用功，所以我专门讲致良知。随时就具体事情致良知，就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就是“诚意”；着实去致良知，没有丝毫意必固我，就是“正心”。 着实致良知，就没有“忘”之病；没有一丝一毫的意、必、固、我，自然就没有“助”之病。所以，说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也就没有必要再讲“勿忘勿助”了。 孟子讲“勿忘勿助”，那是有他说这话的对象和语境，他是针对告子的毛病而言，对症下药。告子强制人心，正是犯了“助”的病痛。所以孟子专门讲拔苗助长之害。告子的拔苗助长，是因为他以义在心外，不懂得在自己心上集义，不懂得在必有事焉上用功。如果一个人时时刻刻在自己心体上集义，其良知之体自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分明。孟子的“集义”“养气”之说，自然是大有功于后学。但是，也是因病立方，对症下药，针对告子讲的，不如《大学》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特别的惟精惟一，简易明白，上下通透，千秋万世永无弊病。

圣贤讲学，往往因时因事制宜，虽然他们的说法好像各不相同，但其核心却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天地间，只有这一个人性，只有这一个天理，只有这一个良知，只有这一件事。所以，凡是古人论学之处讨论功夫，不能把他们不同的话掺和、兼搭、比对着说，自然就能吻合贯通。你非要掺杂搭配，就是自己功夫还没有明白通透。近来有人认为“集义”的功夫，必须结合“致良知”才能理解完备，那是因为“集义”的功夫还没明晰透彻。集义的功夫没明白，恰恰成了致良知的牵累。认为“致良知”的功夫，又必须时刻悬着个“勿忘勿助”来提醒自己，那是你致良知的功夫还没搞明白罢了。致良知的功夫没搞明白，那恰恰又成了“勿忘勿助”的牵累。类似这样，都是就着文字上求解释，牵强附会，表面上在求融会贯通，没有在自己身上切实下功夫体验，论证得越精细，偏离大道越远！文蔚你的观点，在“大本达道”上，已经没有问题，只是关于致知、穷理、勿忘勿助等说法，还有掺和兼搭的地方，也就是我所说的，在康庄大道上，但是还有迂回曲折，等到你功夫纯熟了，这种情况自然会消失。

文蔚你说到致知的观点，在侍奉父母、尊崇兄长上磨炼体察，就觉得有所持守、遵循，这一段最能体现你近来所下功夫的真切笃实。你自己这样做没问题，有一个切实用力的地方。如果把这个作为定说来教别人，难免出现他人用药不当反而致病，这不能不讲一讲。

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良知的自然明白呈见，就是对他人真诚的恻隐之心，这就是他的本体。用致良知的真诚恻隐以侍奉双亲就是孝，以遵从兄长就是悌，以侍奉君王就是忠。这一切都只是一个良知，只是一个真诚恻隐。 如果遵敬兄长的良知不能真诚恻隐，也就是侍奉双亲的良知没有真诚恻隐；如果侍奉君王的良知没有真诚恻隐，也就是遵从兄长的良知没有真诚恻隐。所以，致得辅佐君主的良知，就是致了从兄的良知；致了从兄的良知，就是致了事亲的良知。而不是说先有事亲的良知，然后再扩充开来，有了事君的良知。如果这样，又脱离了本原，在枝节上求了。良知只是一个，随它发挥和呈现，自然完备充足，无来无去，也无须假借于外。然而它的发挥和呈现，自然有轻重厚薄的区别，丝毫不能增减，这就是程颐先生说的“事事物物都有一个天然的中在其上，不待人安排也”。良知只有一个，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其轻重厚薄恰如其分，不增不减，无过不及。如果可以增减，如果可以向外求，那就不是真诚恻隐的本体了。这就是良知的妙用，没有形体，无穷无尽，《中庸》说：“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说它大，天下任何东西都装载不下它；说它小，天下任何东西都不能再把它分割成更小的单位。

孟子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这是从人的良知最真切笃厚、最不容易蒙蔽之处提醒人，让人在侍奉君上、朋友相处、仁爱人民、爱惜万物，以及一动一静、说话或沉默之间，都只是致他那一念侍奉双亲、遵从兄长真诚恻隐的良知，如此则自然处处都符合大道。天下之事虽然千变万化，不可穷尽，但只要你用这一念侍奉双亲、遵从兄长的真诚恻隐之良知来处理，就不会有任何遗漏缺失之处，这正是只有这一个良知的缘故。除了侍奉双亲、遵从兄长的这一念良知之外，没有别的良知可以致，所以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放之四海而皆准，施之于后世也永远不会过时。文蔚你说想在侍奉双亲、遵从兄长之间，求所谓良知之学。就自己的用功着力处讲，是可行的；如果反过来，说要致良知的真诚恻隐来探求侍奉双亲、遵从兄长的道理，也可行。但是，明道先生程颢说：“行仁从孝悌开始，孝悌是仁中的一件事，说孝悌是行仁之本，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孝悌是仁之本，就不对了。”他的说法正确。

关于“不臆不信、不逆诈、先觉”等观点，你认为“只要内心真诚，就算是旁门左道，刻意提防，也都是良知的运用”，这个认识很对！其中也有掺和的地方，我前面也已经讲过了。惟浚的话也不算错。对你而言，要吸取惟浚的话才能完备；对于惟浚来说，他要吸取你的话才能明白。否则，你们都各有偏倚之处。舜对浅近之言，也要加以思考，并向樵夫们请教。并不是这浅近之言值得思考，也不是应该去问樵夫，而是舜的良知发见，自然光明莹透，毫无任何障碍。他不会去想什么事值得问，什么事不值得问；也不会去想什么人值得问，什么人不值得问，这就是大智慧。一有执著和主观臆断、期必，就成了小聪明。讲学中自然有取舍和分辨，但是，在心中实地下功夫，就必须如此才行。

关于尽心、养性、事天三节，我曾用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来阐述，应该已经说得非常明白，没什么可怀疑的了。达到尽心、知性、知天境界的人，不必说存心、养性、事天，也不必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而存心、养性与修身以俟的功夫已经在其中了。致力于存心、养性、事天的人，虽然还没有达到尽心、知天的境界，但是已经在那里做追求尽心、知天的功夫了，更不必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而夭寿不二、修身以俟的功夫已经在其中了。这就好比走路，尽心、知天的人，就好像年富力强的人，能够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而存心、事天的人呢，就好像是幼稚园的儿童，正在院子里学习走路。夭寿不二、修身以俟的人，则像是襁褓中的婴孩，刚刚扶着墙壁学习站立行走。那既然已经能奔走往来数千里，自然不必让他去学习在庭院中走路，在庭院中走自然不成问题；已经能在庭院里走动的人，也不必让他学习去扶着墙壁站立移动，他自然站得起来、走得动；而扶着墙壁学习站立行走，自然是庭院中学习走路的开始，在院里学习走路，自然是能往来千里奔走的基础。所以这不是两件事，但功夫的难易程度悬殊。心、性、天，本质是一个，所以这三者，最后的成功，效果都是一样的。但这三者的品行、才能存在差异等级，不能超越自己的能力去修养。

 我仔细思考了你的观点，你的意思是担心尽心、知天的人，荒废了存心养性、修身以俟的功夫，反而妨碍了尽心、知天。你这是替圣人操心，担心他的功夫不要间断了，却没有担心你自己的功夫还不够真切啊！我们这种人用功，专心致志，在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上做，这就是尽心、知天的开始。正如学习扶墙站立走动，就是学习奔走千里的开始。我正担心自己不能站立起步，怎么会担心自己不能奔走千里呢？又哪里会去操心奔走千里的人会不会忘了站立起步的功夫呢？你的见识本来超凡脱俗，不过从你的话来看，也还是没有脱去读书在文义上纠缠的习惯，你把知天、事天、夭寿不二当作三段书割裂开来，分析比对，以求融会贯通，结果把自己给绕进去了，用功也不专心专一了。近日那些悬空去下所谓“勿忘勿助”功夫的，也是这个毛病。这毛病最耽误人，切记铲除。

你认为“尊德性而道问学”应当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是你自己着实用功，才能说出的话。这本来不是什么生僻难懂的道理，人们却有不同意见，这还是因为良知中还有纤细的灰尘，如果除去灰尘，良知自然就豁然通透了。

信写完之后，我躺在屋檐下，正好闲来无事，就再写几句。文蔚的学问已经得要领，这些问题，时间长了自然明白，本来不需要我这样条分缕析地细讲。但是承蒙厚爱，又不远千里派人来，谆谆下问，我不能辜负你的来意。但是我把话说得直白又琐碎，怕你心烦。不过自恃你对我的信任和爱护，应该不会怪罪我把！惟浚、谦之、崇一那里，也烦请你分别抄送一份给他们，让他们共同分享我们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