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逝去的花花、亲爱的微波炉小姐和欢欢一家，愿其永远幸福
“从米里哀到沙威” ——《悲惨世界》里引出的善恶之辩
文·矢北
《悲惨世界》是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主人公冉阿让的一生为线索，揭露了18世纪变迁中的法国存在的种种黑暗。在小说中，有一个人物与主人公冉阿让对立，如同一冰一火，形影相随。这就是沙威。他是法律和强权的代表，是上层社会扭曲后结合法律所形成的恶势力，冷酷无情，手段凶狠。他的存在压迫着小说中种种的善良人性。我却反对只讲冉阿让和沙威对立相看的观点，而更倾向于将其和本书开篇仅用60页塑造的一个人物——米里哀主教——对比看待。
米里哀主教是何许人也？他只在本书的开头出现，有关的故事少之又少，然而，他却是雨果心中善良的化身。这位主教生活节俭，对穷人却十分慷慨；为人谦逊，更满怀着基督一般的悲悯之心。他有着坚定的信仰，却不屑于领取那种信仰在当时可以赐予他的种种高贵，而是用实践来证明。他将豪华的主教居所腾了出来，自己搬进破破烂烂的医院中去；他将自己的日用几乎全部用于慈善，自己生活却异常拮据。他的道袍旧了，却无意更换；他一直骑着一只驴子传播福音，全然不顾周遭人的议论纷纷。最为震撼人心的是，他以德报怨，反将自己的银器赠给了实为偷窃者的冉阿让，让他改过自新。用其原话，就是，“我用这些银器，赎买了你的灵魂”。所以，从这一层面上来讲，主教虽然在本书的后面章节再没有出现过，可是主教的精神从未消失。冉阿让善的实践，也就是对主教善良的继承。所以，小说中最激烈的矛盾，实则是以主教为化身的“人性之善”与沙威为代表的“人性之恶”的激烈碰撞。这是足以逆转读者人格的一组矛盾冲突，也是我从中思考的原点。
善与恶究竟是什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曾提出“美德即知识，无知乃最大的为恶”的观点；中世纪的但丁在《神曲》中，也曾系统化的构建过“地狱”和“天堂”来阐述他的善恶观；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更是借米里哀主教之口，表达“社会的罪在于不办义务教育，它负有制造黑暗的责任”“有罪的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的看法。可见，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哲学问题。只要社会中还存在种种悲惨的现象，这个讨论就不会停止。
在我看来，善与恶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本质上讲就是一种东西。你能够列举出多少种善，反之，就会有多少种恶存在。因为这两个概念本就是相对而产生的。它们的分界标准就是道德，而道德是人思考自己所作所为以后的产物，故道德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准。在荒蛮的原始时代，茹毛饮血的猿无所谓道德的约束，也就无所谓善恶，也就不称之为“人”。所以，只要“人”是存在的，那么道德的约束就会相伴存在。只要道德是存在的，那么在存在非道德行为的环境里，以道德行为行事的方式就是善，那种非道德行为就是恶。善与恶的硬币原本平衡的存在于人的心中，与生俱来时并不会显现，而后天展示出硬币的哪一面，则是一种“掷硬币的力量”作用的结果。这“掷硬币的力量”就是欲望。
就个人而言，我们每一次行动前都要“掷一次善与恶的硬币”。为什么米里哀主教面对为恶冉阿让选择了以德报怨和宽恕；而沙威面对向善的冉阿让却选择了冷酷无情和追捕？这其实就是二者“硬币选择”的不同所致。与“掷硬币”不同的一点就是，善与恶的硬币最终露出哪面，不是一个随机事件，而是人的一种主观决定。这种决定力——亦即前面所述“掷硬币的力量”——就是欲望。这里讲的欲望，绝非狭义上的欲望，而是广义的。所谓广义上的欲望，就是“一种作出行为的倾向，既可以是短促原始的，也可以是长期文明的”。这种倾向为短促原始之时，就表现为一时的冲动、爱慕、嫉妒、肉欲等人的原始欲望；这种倾向为长期文明之时，就表现为价值观、信条、固定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等文明欲望。前者来源于人的动物本性，后者建立于人的后天培养。当欲望合理的使用、在躁动时得到合理的限制时，硬币就滑向了“善”的一面；当欲望出现了滥用误用、在躁动时不加约束地肆意宣泄时，硬币就滑向了“恶”的一面。原始欲望的泛滥是可怕的，因为它甚至会使人丧失理智，退化为野兽。我们不能忘记在1945年的柏林，战败的德国被苏军占领期间，军纪失效，竟有数十万德国女性遭受到了苏联士兵的性暴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战争中的非女性面孔》中描述了这一事实，并记录了一位苏联士兵的自白：“由于成熟的女性不够了，我们会找一些幼女。十二岁，十三岁的......她若叫喊我们就会堵住她的嘴巴。我来自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现在想起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作出那样的事情。”
文明欲望的错误导向则更为可怕，它往往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因为一个人价值观或信条的培养来源于教育，而教育很大程度上与社会意志相吻合。所以当社会意志出现了错误，教育就会培养一大批怀有错误文明欲望的为恶者，他们不会意识到自己的为恶，甚至还会认为是正义。这种恶给人们带来的苦难更为深重。《悲惨世界》中的沙威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本性很难说是纯粹恶的，他甚至有很多良好的品质，如律己、坚持不懈、坚定不移等，但正因为他捍卫的法律是错误的，他恪守的信条是扭曲的，所以他才会做出罪恶的事情而不自知。现实中，这种例子更不在少数，二战中的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军国主义信念扎根于心的日本青年们，最终将无数的苦难洒向了邻国。这些都是硬币掷向恶的一面带来的惨痛后果，但是，只要我们能在欲望错误的出现之时加以克制，我们就能使硬币滑向善的一面，营造出无数的美好；当然，如果一味奉行全面禁欲而不顾合理张扬欲望，就会导致中世纪时的对人性的摧残和压抑，那同样是一种灾难。总之，对欲望，应在张扬之时张扬，在泛滥之时抑制。因为前者用以为人，后者用以为善。
就社会而言，它的善恶体现是无数个人善恶体现表现的总结果，但在现今条件下，掌握权力和资源的群体中每个人的善恶表现对社会善恶性质的影响要高于其他群体。再次回到《悲惨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沙威不过是当权群体执行意志的一枚棋子。当时法国的世界不是因为沙威而悲惨，也不是因为冉阿让或珂赛特而悲惨，而是因为有那样一个扭曲的社会统治机器而悲惨，是因为无数黎民百姓的苦难生活而悲惨。个体的恶，尤其是统治者的恶，最终会导致社会中的非正义：教士穷奢极欲、医生不负责任、官员腐败贪婪、国王滥用酷刑等等。反之，个体的善的积累，尤其是当权者或决定者善的积累，则会促成纯正的社会风气，使家庭和睦，人民安康。这一点也是雨果构想的，他在小说中描写了心怀善念的冉阿让担任滨海蒙特罗伊市市长之后给当地带来的巨大变化。可见，社会的善恶性所造成的结果是巨大的。因此，应当一批固定的人生监督社会的善恶走向，他们的意见应当能自由的发表和得到重视；此外，更应当树立这样的一种信念，就是当社会已经无可避免的滑向恶的一端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持自己善的信条。如此便能最大程度促进一个社会向善的方向发展。
善与恶，是《悲惨世界》的最大母题。从米里哀到沙威，雨果的创作永远使人们审视着善与恶的问题，从而上升到了世界的高度。正如安德烈·莫洛亚对其的评论所说：“好几十年过去了。时间可以淹没小丘和山岗，但淹没不了高峰，人类遗忘的大海淹没了多少十九世纪的作品，而雨果的作品像群岛一样，傲然挺立在大海之上，露出它们千姿百态的尖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