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易中天《文化人的分野》之后，感慨颇多，感触很深，这里我想谈谈对文人以及相关概念的一些体会。

说实在话，读了先生的这篇文章，真可谓战战兢兢。读罢，不禁要反躬自省，才发觉自己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扮演了文人的角色。平常之为文，大多属“要我写”应景之文，且正如先生文中所言，这似乎已成为自觉，“要我写”不再仅仅是命令之形式，而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而“我要写”则少矣。

文人这一称号，从来就是个美好的名词。但是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文人扮演的角色从帮忙、帮闲、帮凶甚至“要我写”之自觉时，我感到深深地畏惧与不安。

难道一直以来我所认知的文人果真如此不堪？忽然之间，我发现这其中存在着一个误差，先生在文中所指的文人，实质指的是我们通常生活中讲的无耻文人；而我所理解的文人，大多是指学人和诗人，也就是“士”。

究竟什么是士？与西方的骑士、日本的武士想必，中国的士，贵气、大气、真正的士从中国来。

“士”按照一般意义是指古代统治阶级中仅次于卿大夫的一个贵族阶层。我国夏商周三代实行分封制，天子始封诸侯建国，诸侯封卿大夫成家，卿大夫封士立业。分封到士这一层级时，在事实上，已经分封到贵族的底层了。天子富有四海，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诸侯有国，大夫有家，而士就只剩下自身之自由和贵族身份了这就好比现在的产业工人；顺便说个题外话，这倒是与三国时期的刘备很雷同，刘玄德在卖草鞋之时，穷得也就剩下自由之身和所谓贵族身份了。

士，其地位仅高于依附于土地和贵族的平民和奴隶。士，只有靠自己混出个名堂，混不出就有沦为平民和奴隶的危险。因此可以说，士是我国古代阶层中最为重要之分水岭。

士是有气节的。《礼记·儒行》：“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孟老夫子更是盛赞士者，“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谓之大丈夫也。

士是有类别的。这里所指称的类别也是按先生所言之文化分野，可大致分为武士和文士。此二者在历史长河之中，一直是相辅相成。

文武相成。战国时期，自商鞅变法时起秦国奖励耕战，按军功授爵，大秦武士扫六国，虎视何雄哉！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秦始皇需要兵马俑守卫了。这一时期的文士则处于诸子百家争鸣之盛。

文士的崛起。秦汉大一统，到三分魏蜀吴，又终三国归晋之时，所谓建安风骨、魏晋风流，文士力量开始进一步发展，但毕竟没有能成为文士鼎盛时期，这又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时候的选拔人才是通过“九品中正制”，处处讲究个门第之见，这是自东汉豪强地主发展兴起之门阀实力强大的体现。文士终不能大发展大繁荣；武士一直是处于主导地位。

武士的力量。到了隋唐，武士地位进一步发展，唐人尚武，士多是“万里觅封侯”，报效国家。武则天时更是开设了武举科考。大唐王朝，几乎可称得上是长袖尚武之盛，文武垂拱而治，文士与武士在唐代基本开始出现均衡状态。武士可能也不堪忍受那“武皇开边意未已”，因为那时已到“不重生男重生女”之地步了，长袖尚武发展到穷兵黩武，过犹不及。武士集团在唐末终于还是以武犯禁，梁唐晋汉周，兵强马壮者当之，武士堕落成武夫。

经历了五代十国短暂阵痛洗礼后，“辽宋夏金元”市民经济文化空前发达之时代，重文轻武成为基本国策，有宋一代，中央政府两府三辅司皆由文官执掌，地方主要军政长官也由文官担任；“杯酒释兵权”也释去了武士之气。而武士之最高职位便是岳飞曾担任过的枢密院枢密副使。这里就有个问题了，这一时期，武士去哪了？

武士与侠客。是的，这一时期的重文轻武政策，使得武夫回归武士，进而逐渐归隐山林，因为无用武之地。北宋时期著名的七侠五义之传说盛行。而且自唐末，武士也逐渐沾染了文士之气息，“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这首诗就是晚唐时期诗人李涉赋诗赠“盗”。

士之惆怅。士这个阶层，讲求的终究是个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这种精神的士一旦遇到固定程式严格规范，那必然是衰落，譬如八股科考取士。明清之后，名士虽有，终不多见。士之惆怅也。幸而有那么几位长袖尚武之名士，才使得这历史变得有趣。有明一代，古今真不三朽之文武士集大成者阳明先生王守仁；明末之铁骨御史左光斗及其弟子史可法；忻口会战之“成功不必在我”的郝梦龄将军……皆可称士。

士之衰落集中体现在士之精神的缺失，穷兵黩武固然不好，但是缺乏尚武精神而只着长衫，毕竟不能与时俱进，遂落后于世界，近代以来一直被动挨打局面。无怪乎抗战时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时所著《天净沙》之“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士之精神。到这里，尝试总结士这个阶层的核心精神，在我看来，我国古代以来士之精神，可以归纳为长袖尚武，其核心则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易中天老先生曾经在《百家讲坛》品三国结语当中这样说到，我国人自古就有着三种情结，也就是一直怀揣着三种梦，即明君梦、贤臣梦和侠客梦。是的，士不就正是这三者之结合吗。士者，心怀天下，忧国忧民。

士之复兴。近代以来，王国维、陈寅恪等致力于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实乃是士之复兴。新中国以来，名士辈出也。“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埋首田间地头，为全人类谋福祉，士也；易中天老先生坚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治学，士也；士为知己者死，杭城吴斌者，士也。

时代呼唤士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