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一
我人生中一段鲜明的关于痛苦的记忆，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上中专的时候。给我带来痛苦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这个女人长得不好看也不难看，脸不白也不黑，说话时总爱挑着舌尖，发出的声音总是让我时而起一身鸡皮疙瘩时而身体的某个部位发生对她不尊敬的反应。她是我的班主任，认识她时我刚满十七岁。
这个女人我至今痛恨。我痛恨她是因为她持续四年对我孜孜不倦的鄙视和打击，终于把我这个乐观阳光且拥有超强大脑的天才鄙视和打击成了一个消沉阴暗一无是处的蠢才。
说我是天才的，可不是我自己，而是我初中的几乎全部的老师和同学。我能在毫无基础的前提下只用不到十分钟就把《岳阳楼记》背得滚瓜烂熟，我能经常解出我的数学老师都解不出的几何题，我能把班里的女同学捉弄到哭她们还由衷地为我的创意叫好。而我的这一切聪明才智，都被这个女人称为“变态”。
她骂我变态是因为我用馒头砸了宿舍楼对面人家的玻璃。那半个馒头是晚饭吃剩下的，我带回了宿舍。下了晚自习后，我站在窗前一边吃着馒头一边欣赏着城市的夜景。我撕一块馒头扔进嘴里嚼着，再撕一块馒头顺着窗口扔向远方。我并没有实际的目标，基本上是无意识的本能行为。可能是从小在农村广阔的田野上扔雪球扔出了手劲和手感，我扔出去的馒头块不偏不倚地砸中了对面住宅楼上的一扇窗户。那扇窗户就亮起了灯光，随后有人拉开窗帘向外张望着，正当我惊慌失措之时，灯又灭了，那家人并不能把我怎么样。我松了口气，胆子大了起来，又将一块馒头扔过去。这回有意做了瞄准，又砸准了另一扇窗户，毫无意外那扇窗户的灯也亮了起来，随后就灭了。我从中发现了乐趣，并沾沾自喜地把这个乐趣告诉舍友们：“你们看，我能遥控对面楼上的灯！”
我又扔了两三下，馒头用完了，我不得不结束了这个有趣却无聊的游戏，端起脸盆正准备去水房接水泡脚时，宿舍的门被推开了。进来的五六个男人，我都不认识，他们自称是学校保卫科的。他们问我们：“谁扔东西了？”我们都摇头，说没人扔。问我时我也说没人扔。其中有个中年男人把他的脸贴近我的脸观察了半天然后不容置疑地说：“就是他！”他是被我砸了玻璃的那家男主人。
于是我被带到了学校的门房。我心想这算不上什么大事，大不了认个错，挨顿训，最多挨顿打，也就过去了。我们之前学校的老师面对此类问题时就是这么处置的，我已应付过不知多少回，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我知道学校对于犯了错误的学生有坦白从宽的原则，于是我就毫无隐瞒地交代了事件的经过。可是他们似乎不满意，他们执意要问我有什么动机，问我和那户被我砸了玻璃的人家有什么恩怨。他们硬是要从我这个即兴而发的搞怪游戏中分析出我的心路历程。我翻来覆去地把事件经过说了好多遍，他们翻来覆去地问我：“动机呢？”
我终于想出了一个词：“好玩。”
然而他们仍不满意，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我会仅仅为了“好玩”而制造性质如此恶劣的案件。一个自称是保卫科科长的男人扇了我几个耳光，踢了我几脚，我趔趔趄趄地从当地位移到墙角。那家男主人告诉我：“市法院院长是我哥，再不老实我就送你去坐牢！”
说实话，打骂对于我这个农村出身的孩子并没有多大的杀伤力，虽有疼痛感，却无耻辱感，我们从小适应并喜欢上了简单粗暴，但我怕坐牢。那时的农村人都怕坐牢，仅次于死亡。我知道坐一次牢出来，整个人生就毁了。于是我明白，在我们那个弹丸之地的僻远乡村认为不值一提的小事，放到这个繁华大城市里就成了上纲上线的大事了。
我搜肠刮肚之下终于又想到了一个词语：“恶作剧。”
他们通过一番内涵丰富的眼神交流之后终于认可了我这个动机，而这个动机又成了我无法翻案的铁证。保卫科的科长开始记录案情经过，他边写边向我求证细节，我说我开始是无意的，他立刻说：“你自己都说了，你是恶作剧，别狡辩！”凡是一切我的叙述和他认定的事实不相符时，他就用这句话堵住我的争辩，然后再给我加上一个“态度恶劣，不思悔改”的罪名，反过来再质问我为什么不认错，为什么要说谎。我只能随便编个理由搪塞。然后他再次做出评价：“年纪轻轻的，怎么可以这样坏？”
最后他们通过一阵简单的讨论之后，对我做出罚款二百元，向学校上交书面检查，向那户人家登门道歉的处理决定，并说这些处理意见会记入个人档案永不撤销伴随终身。
从门房出来，我就像刚从监狱里出来一样失去了灵魂。那晚没有月亮，天空异样的低，满天的繁星密密麻麻地笼罩在我头顶，偌大的校园却要触发我的幽闭恐惧症。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窒息感，这感觉来自于那个超出我预料和想象的处理决定。我通过我的超强大脑和努力学习考上的这所公费中专学校，一年的学费才仅仅四百元，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才仅仅几十元，可我仅仅是因为利用馒头远程控制了一下对面住户的灯光就要被罚掉二百元。无论如何，我想不通。
我以为这事就算过去了，可是没完，我到了我们班主任的手里，这个表面温柔内心刻薄的女人对我实施了全方位且旷日持久的精神蹂躏。
根据之前的经验，我在校长或别的老师那里犯了错误，一般会得到班主任的谅解和庇护，我以为在这所学校也一样。可是当我的班主任问我这件事时，我刚开口要申辩，就被她一句话怼了回来：“你自己都承认了是恶作剧，还狡辩什么？我以为农村上来的人都很实在呢！”我无法改变她先入为主的认定，就放弃了申辩。
连续几天，每天放学后，我的班主任都要带着我走出学校的北门，走过那条勉强能并排走开两辆车的巷子，再转到大街上，经过学校的西大门，到了学校东墙外的那个小区，去敲响那户被我砸了玻璃的人家的门。之所以是连续几天，是因为那家人老不在家，这又给我的班主任制造出教训我的理由，我影响了她的正常工作。我只能连声道歉：“对不起老师！老师对不起……”
二
我们学校有两个出口，一个是正经的大门，在西面，门前是条正经的大街；一个是不正经的小门，在北面，门前是条不正经的巷子。西大门平时锁着，只在开学或放假的时候开，常开的是北小门。
我之所以说北小门出来的那条巷子不正经，是因为它确实不正经，每次我们经过它时都不由一阵脸红心跳。巷子的附近，除了我们学校，还有五六所中专学校，所以巷子很长。很长的巷子两侧开着无数家小餐馆和录像厅。每个录像厅的门口都摆着两个超大的高质量音箱，音箱里除了时时传出阵阵枪炮声和刀剑声，还偶尔传出女人的阵阵叫声。我起初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当时的知识储备还没涉及这个范畴。我当时只以为是录像里的那个女人受了伤或者生孩子，正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我讨厌这种声音，它让我十分不舒服。所以我说：“拍个片子干嘛老让女人受罪？”
我说这话时，是开学的第一天。我们报完名，无事可干，我们同宿舍的几个人就一起去逛街。我们刚出校门，就听到了这种声音。我们经过七八家录像厅，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音箱里传出这种声音，所以我用了“老”字。
我们宿舍有八个人，其中老大和老四是城里来的。老大是富二代，老四是官二代，别的都是来自和我差不多的落后农村。这时候，城里人充分显示出比农村人见多识广的老道和优越感来。老四把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说：“老三，你真搞笑！”
老大倒比老四更直抒胸臆，左右手的手指做了个下流的动作，“老三，人家是在干这个！”
在老大诲人不倦的教导下，我终于明白了，录像厅里放映的原来是被老师们称为“少儿不宜”的电影，看一次就会终身上瘾进而毁掉整个人生，这让我十分惶恐。那些录像厅的门口都挂着一道厚重的棉门帘，遮住了里面那个奇妙的世界，我对它既向往又抵触。
但我后来还是去了，和我们宿舍的老七去的。农村出身的我们，看不上电影，录像对我们具有不可替代的吸引力。我们自然是冲着武打片和枪战片去的，我们专门挑了一家没有那种声音的录像馆。那家老板说，他们是四场循环播放，中途不清场，每人两块钱，只要我们愿意，就是看到明天也行！我们觉得挺划算，就进去了。录像厅里黑乎乎的，满眼都是人头，前面的柜子上摆着一台十八寸的彩色电视机，屏幕闪出的光亮照着这些人头，也照着空气中弥漫的烟雾。我和老七咳嗽了一阵，勉强适应了环境，就找了个位置坐下来。座位是破旧的布沙发，我坐的位置凹下一个大坑，坑的棱角正好支住了我的两个屁股蛋，感觉十分不好受。
我们进去时，正在播放着一个武打片，已经接近尾声，打得异常惨烈，虽然不知道剧情，但我们还是看得津津有味。打了十多分钟，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打死了，片子完了。我低声说：“等循环回来，我们把这个再看一遍。”老七同意地点点头。
接下来录像厅里出现了短暂的轻松，人们舒展着腰肢，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剧情；啪啪的打火机或嚓嚓的划火柴的声音响过，空气里的烟雾就更浓了。老板走到电视机跟前，更换了播放机的带子就出去了。这回这个片子没意思，不武打也不枪战，只谈情说爱，谈着谈着就猝不及防地滚到了床上。我俩开始以为和以前看过的电视剧一样，到了最后关键时刻镜头就会切换，意思意思就行了，所以当那对男女赤膊上阵时，我们俩毫无心理准备。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了那种场景，那白花花的一团，让我的眼睛暂时性地失明。我当时的感觉犹如五雷轰顶。我们几乎未经商量就同时做出了同样的动作，站起来，跑出了录像厅。我们一口气跑进校园才站住了呼哧呼哧地大喘气。
我骂：“王八蛋！”
老七骂：“骗了我们两块钱！”
痛定思痛，我们决定以后再不踏进录像厅半步。
三
那几天，我的班主任每天都要带着我经过那条不正经的巷子两趟，去一趟，回来一趟。她总是去教室找我。下午的最后一节课下课铃一响，任课老师还没走，她就没礼貌地推开教室门，朝着我的座位方向带着不动声色的憎恶说一声：“走！”她甚至连我的名字都不叫，仿佛我的名字会侮辱了她的金口似的。我就站起来，红着脸，低着头，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教室。我能想象得出任课老师的眼神，一定是充满疑惑的，同学们的眼神一定是充满嘲笑和幸灾乐祸的。我也能猜到任课老师一定会问同学们怎么回事，同学们一定会把我砸人家玻璃的恶劣行为添油加醋地告诉任课老师。然后任课老师一定会把这个事再宣扬到别的班去，谁知道听到的人又会给这事赋予什么意义。而这一切，全拜我的班主任所赐。
我诚惶诚恐地跟在我的班主任身后，心里早已燃起了对她的仇恨之火。我和她走过那条巷子时，就听到了录像馆里传出那种声音。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那天看到的画面，然后我就出现了瞬间的幻觉，走在我前面的这个可恶的女人就变成了那种录像里的女主角，它竟然让我产生了无法自抑的羞耻反应。
终于在一个周五的下午，我们敲开了那户人家的门。他家里除了那晚上指认我的那个中年男人，还有一个中年女人。我向他们夫妻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把事先背熟的道歉词囫囵吞枣地说了一遍，然后站在那里虚心地接受教诲。那个女人转身进了卧室，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块鸡蛋大小的圆石头，展开手掌给我们看：“这么大的石头说扔就扔了进来，这还不砸死人吗？太恶劣了！”
我争辩：“我只扔了馒头，没扔石头，馒头也没这么大。”
那个男人说：“你以为扔馒头就不犯法了？一样犯法，一样判刑，一样坐牢！”
我被吓住了，不敢说话了，等于默认了石头也是我扔的。
接下来我的班主任开始和那对夫妻交涉。那对夫妻的意思是元凶既然出在我们学校，我们学校就应该向他家赔偿。我的班主任的意思是我已成年，有完全行为能力，他家应该找我个人算账，不应该扯上学校，她来只是尽尽班主任的本分，并不是来承担责任的。她说：“假如他杀了人，我们学校的老师难道还要去抵命吗？”最后也没商量出个结果，我和我的班主任就离开了他家。
回到校园后，我对我的班主任说：“老师，我真的没扔石头。”
她没理会我的争辩，而是挑着舌尖说：“你是不变态了？”
变态是我在那所学校获得的最屈辱的一个词语。那时这个词还没有趋向中性化，即使好朋友之间开玩笑也须慎用，何况是老师对学生使用呢？后来我又无意听到我的班主任对我们班长和几个女生说：“那人就是变态了！不然怎么会莫名其妙地砸人家玻璃呢？”
那是一个周六的上午，阴沉的天空下着小雨，出不去的同学们就聚集在我们宿舍打扑克。我无心参与，独自溜出校园，去附近的书店租了一本小说准备回教室看。刚走到教室门口，我就听到了我的班主任说的这句话。
我顿时愤怒了，然而我的愤怒没能转变为抗争，而是转变成了悲伤，我转身离开了教学楼，在那个秋天的最后一场细雨中漫无目的地行走。天空蒙蒙的，空气中弥漫着一层虚无缥缈的雾气。雾气中的我，像一个游离在尘世之外的孤魂野鬼，一颗湿漉漉的心分崩离析。
我后来和老大结成了联盟，是因为录像。某个周末的晚上，老大醉醺醺地回到宿舍，看到孤零零地躺在床上看书的我，不容分说地拉起我去了北门外的录像厅。那次，我看了有生以来第一场资产阶级大电影。我和老大坐在劣质的沙发上，闻着呛人的烟气和男人的荷尔蒙味道，目不转睛地欣赏着录像里的精彩演出。第二次看到这样的镜头，我没有像上次那样急着逃离，而是转头看老大。当看到老大满脸不虚此行的欣慰笑容时，我也就把“我们走吧”的话咽了回肚子里。我很快喜欢上了这种录像，并疯狂地迷恋。
后来我就经常和老大去看那种录像。我彷徨在阳光和阴影的边缘，犹豫不决该选择哪边，站在阴影里的老大带着诡异的微笑把我拉向了他那一边。我在黑暗中向往着光明，而又在光明中渴望着黑暗。光明是一目了然的孤独，黑暗是深不可测的蛊惑。我和老大几乎每个周末都泡在录像厅里，从早晨看到晚上宿舍快要熄灯时才回去。我们不吃学校食堂的饭，老大有钱，他每每买来一堆我见都没见过的小吃、饮料或啤酒，甚至白酒，我们在成年人的喷云吐雾之中醉生梦死，经常带着满心的罪恶和满身的酒气回到宿舍。
四
老大说：“看录像只是理论，我们还要理论联系实践才行。”
我们学校，包括附近那五六所中专学校，模糊在城市的边缘。不知是城市无意遗忘了我们，还是它刻意眷顾了我们，它给我们创造了一系列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同时给老大的理论联系实践提供了方便。我门学校的西大门对面，是一个叫做玫瑰花园的高档小区，里面住着的大多是些年轻漂亮又有钱却空虚寂寞的女子，据说都是本地大款的二奶，也就是后来说的小三。所以此小区又被我们命名为二奶花园。
让我们对二奶花园熟知的，是一个绰号叫做三爷的高年级男生。他在我们学校可谓大名鼎鼎，我们新生来到学校不多天就听说了他。他原本只是个籍籍无名的普通学生，后来和二奶花园的某二奶勾搭上了，就成了三爷。三爷偶尔会把他和那个二奶的事讲给他的舍友听，他的舍友又把这些事讲给外人听，外人又把这些事讲给我们听。于是我们得知，三爷不仅天赋异禀，而且技艺高超，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有着非常前卫的生意头脑。他每每在女人最关键的时刻突然刹车而迫使对方甩给他一把钞票。没有社会经验的我们，对钱其实兴趣不大，我们惊奇的是他居然能在那种时候突然刹车，仅此一点，就足令我们肃然起敬。据说三爷在二奶花园有若干个女人，那些吃不上葡萄嫌葡萄酸的男生们认为他是玩物，我和老大则一致认为是他是皇帝，那些女人才是玩物。
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老大给我指认了三爷。当时三爷站在窗户下的一张桌子旁吃饭。我们学校的食堂里没有椅子，吃饭都站着。三爷独占着一张桌子。这个有型有腔调又生着一身健硕肌肉的男生昂首挺胸目空一切地面窗而立，上嘴唇留着一撮英武的小胡子一翘一翘的。
我和老大看录像看得闷了，老大就带我去二奶花园门口转悠。我知道他的意图，他想成为我们学校的第二个三爷。他不需要女人的钱，他可以无偿奉献自己的青春活力，他甚至为此留起了胡子，并特意修剪成三爷那样的形状。
老大说：“二奶最容易泡！”
但老大先后搭讪了三个女人，都失败了。第一个是二奶花园里最年轻最漂亮的女人，老大如此评价。那个女人大约只有二十来岁，肤白貌美，身材火爆，她经常穿着白裙子，长发飘飘地在那条正经的大街上牵着一条我叫不上名的小狗招摇过市。老大就过去跟人家说：“小姐，认识一下可好？”那个女人吓得花容失色，拉着狗仓惶逃走了。第二个女人年龄稍大些，虽然不及第一个漂亮，但也属于上等。有了上次失败的教训，老大这回改变了策略，由循序渐进变成了单刀直入。他过去拦住人家问道：“小姐，你看我行不？”那个女人没明白，反问他什么你行不？老大以为他一说，对方就会心照不宣，没料到人家会有如此一问，一时不知如何接下文，愣在了那里。女人说了声“莫名其妙”就快速地走开了。老大觉得，自己还是吃了不直接的亏。所以他搭讪第三个女人时，那是真够直接的。他说：“小姐，做不？免费。”那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提着菜篮子正走着，听到这话，骂了声流氓就将一篮子菜照着老大劈头盖脸地袭击过去，摔碎的鸡蛋和西红柿在老大的脸上绽放开一朵鲜艳的花。幸亏他跑得快，也幸亏他没往学校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老大再不敢去二奶花园了，他做三爷的伟大梦想就这么尴尬地破灭了，于是他带着我转战到学校东面的酒吧街上去。那其实只是一条宽阔的黄士路，土质十分奇异，像面粉一样细而轻，脚轻轻地踩上去，就会荡起一团久久散之不去的尘雾。若是经过一辆车，就如引发了海啸，只见尘土的巨浪铺天盖地。即使没人和车经过，也总有尘雾悬浮在半空中。我至今不能理解的是，那样一条路，为什么要命名为“文化路”。
文化路的两侧不知何时搭起了许多造型各异的简易房。白天，人们都不知哪里去了，这里就像是废弃已久的远古村庄。到了晚上，这里就热闹起来，人们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了出来。那些简易房的窗户亮起了灯光，门口摆出了音箱，呜哩哇啦地震得尘土漫天飞扬。形形色色的妖艳女人站在简易房门口挠首弄姿，形形色色的男人漫步在尘雾中，睁着一双双贪婪的眼睛，尘土把他们的脸涂成像僵尸一样的死灰色。
老大带着我从文化路的这头走到那头，又从文化路的那头走回这头，我们脸也是像僵尸一样的死灰色。我们这么溜达了几天后，终于有个女人向我们招手了，老大不敢相信地僵在那里，指指自己的鼻尖，以确认人家是不是真的在叫他。那个女人妩媚地一笑，友好地点点头。老大此时已完全忘记了我，中了邪似的直直地向那个女人走去，脖子伸得长长的，像刚打完鸣的公鸡。老大走到距离那个女人还有很远一截的地方时扑面摔倒了，淹没在尘土里。他重新站起来时，满身满脸全是土，像个戏台上的小丑。那个女人大笑起来，笑弯了腰。所有的女人都大笑起来，毫不遮掩她们的欢乐。老大拉着我灰头土脸地逃回了学校。
那条被我们称为红灯区的文化路，是老大的耻辱之地，他再也没去过。他又带着我默默无闻地钻进了录像馆，去欣赏那些永远不会取笑他的女明星了。
老大后来远离我，是因为他恋爱了。女朋友是新入学的一个女生，那时我们已经算是老生了。老大凭借着学长的身份，以关怀学妹的借口，终于把那个女生发展成了自己的女朋友。老大的女朋友在她们宿舍年龄最小，排行老八，那时我们习惯以排行称呼同学，所以老大就亲昵地叫她老八。老八长得不好看，只能说能看，而且我觉得她智力也欠缺，总是傻乎乎的，不是可爱的那种傻乎乎，就是智力欠缺的那种傻乎乎，很明显，她之所以能进这所学校，是因为那年学校开设了自费班。
老大说，他并没有看上老八，他找她纯粹是为了理论联系实践。可是他索性放弃了理论，全身心地投入到实践当中了，不再管我了，我又回到了孤家寡人的状态。
每个周末，老大要么去老八的宿舍找老八，要么老八来我们宿舍找他，后者居多。那时老四也谈起了恋爱。老四长得像郭富城，又弹的一手好吉他，追他的女生不可胜数，但他坚决奉行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优良传统，最后投入到师大的一个高颜值女生的怀抱了。老大经常问老四，那啥没？老四总是谦逊地说，八字还没一撇呢。
老大和老四不同，他谈恋爱的目的只有一个。老八一来我们宿舍，我们就自动地躲出去了，不是我们有多么地善解人意，只是不忍心看着老大那么急不可耐地煎熬。老大往往等不及我们回避就开始对老八动手动脚了。我们躲进隔壁宿舍，有的骂，有的聚集起来打扑克，有的拿着水杯倒扣在墙壁上把耳朵压上去偷听，这样可以听得更清晰，据说是借用了听诊器的原理。有人听到了动静，说：“开始了！”这时骂的住了口，打扑克的扔下扑克，像听到集合铃似的一齐拥出宿舍。我们放轻脚步，偷偷地踅摸到我们宿舍门口。有人扒在门板上听一会儿，然后神秘地向我们描述一番里面的情景。然后换另一个听，听完再向我们神秘地描述一番里面的情景。接着再换人。每换一人，必有新的描述。我们说话只用气息不用声带，一个个做贼似的，但就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我们竟然秩序井然地自觉排起了队。
没有老大的陪伴，我只能一个人去看录像了。一个人看录像总是有点不得劲，仿佛直奔主题似的，尽管确实是；仿佛有个伴，这个主题就能被遮掩住似的，尽管未必能。我就发展了新伙伴，是老七。我打的幌子自然是看武打片和枪战片。老七早已知道了我和老大经常一起去看录像，但他还是欣然陪我前去，不过他声明：“不看那种片，那种片一出来我们就走。”我说好。然而当那种片子出来时，老七并没有像上次那样果断地站起，飞快地逃离，只是屁股稍微往起抬了抬，用征询的语气说：“咱们走？”我说再看会儿吧，就看一小会儿。老七生气地埋怨道：“老三你学坏了！”然后他抬起的屁股就又落回到劣质的沙发上了。片刻后我注意到，老七戴上了眼镜。他的眼睛近视得不厉害，平时上课也不用戴眼镜。他的坐姿也做了调整，从靠着沙发背靠调整到双手扒着前面的背靠，像坐班车的人怕错过了下车的地方而密切地注视着前方。我笑了。
五
我们这个工科中专学校，女生少得可怜，像我们班，二十八个男生，十二个女生。如果一妻多夫制合法的话，那么两个男生分一个女生还剩四个男生。理论上来讲，我应该属于那剩下的四个男生之一。然而实际不是。我没想到我们班竟有个女生喜欢我。她在她们宿舍排行老六，我就叫她老六。老六经常在我身边的座位空着的时候坐过来，侧着身体和我聊天，我也侧着身体和她聊天。她看着我的胸，我也看着她的胸。她指着我的胸说：“你看你的衣服多脏，该洗了。”我没指着她的胸，心里在说，你看你的胸，多平。老六人不怎么好看，眼睛也不好看，虽然大但空洞；胸也不好看，幅员辽阔，但海拔不够，充其量只能算是丘陵，算不上山峰。
老六研究完我的胸，然后说：“周六你把衣服送到我宿舍来，我帮你洗。”
但周六我没去老六宿舍，我自己把衣服洗了。周一老六又坐到我身边，看着我的胸说：“你看你洗的，还那么脏，这周六我去你们宿舍取吧。”
到了周六，我早早地起床，拉起老七去看了一整天录像。回来听舍友们说，老六坐在我们宿舍等了我整整一天。老四批评我，你有没有那个意思，这么做事总是不对的，哪怕直接拒绝人家呢。我承认老四说得对，就难免有些自责。我的条件不好，但要求挺高，我觉得我的女朋友应该是黄蓉那种类型的，美丽聪明，古灵精怪，最起码也得是邱淑贞那样的。老大说，喜不喜欢先用着，闲着也是尿尿。我的心不由一动，原来我也有这样的机会。
两次放了老六的鸽子，老六很久没坐到我身边来了，我不由为自己的无礼而懊悔。正当我以为老六再不会来找我了的时候，老六来找我了。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就着昏暗的光线看书。老六走了过来，她微笑的嘴角噙着一缕哀怨的柔情。我一时有些紧张，看看她，又看看书，不知所措。老六说：“这周六你把衣服，还有你的床单被罩送到我宿舍里去，我帮你洗。”我没回应，因为我不知如何回应。她三次接近我都用了同一个理由，而我每次都毫无心理准备。她用的又是简单生硬的祈使句，毫无商量的余地。我正在犹疑间，她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站住了，回头说：“我们宿舍的人约好周六要去郊外爬山，我不去了。”我的超强大脑立刻抓住两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词：郊外和爬山，联系起来的意思就是周六老六一个人在家，可能会是一整天。我的心脏狂跳起来，我的身体颤抖起来。老大那句调侃的话在我耳边回响起来，“闲着也是尿尿”。
那是一个难眠的夜晚，月光也躁动不安，无声地在我的身上摸摸索索。我没有对老六表示拒绝。我虽然没从爱情的层面喜欢她，但从性别的层面渴望她。某种程度上讲，我渴望的只是一个异性而已，哪怕我深恶痛绝的班主任也可以。可是天亮后，我没去老六的宿舍，又拉着老七看录像去了。
现在的老七已不是从前那个看到那种电影就掩面而逃的毛头小子了，对于那种录像的热衷，他较之于我有过之无不及。每到周五下午，老七就过来问我：“晚上看录像可好？”我假如说好，老七就安心地等待着夜晚的来临。我假如说我要去干一件什么什么事，老七就假惺惺地和我认真交谈起来，然后旁敲侧击地告诉我，我所想干的那件事多么多么无趣。直到我说“那我不去了，咱们去看录像吧”，他才称心如意地绽放出开心又羞涩的笑容。这时，他为了对我表示补偿，往往会说：“我请客。”我假如实在走不开，老七就显得焦躁不安。
有时我和老七去看夜场，夜场的片子更劲爆，价格也贵，每人五元，但我的体验却十分糟糕，在毫无剧情因果和人物关系衬托的前提下，那些外国男女直接开战，发着野兽般的嚎叫，伴随着室内的烟气和各种味道，几度让我呕吐。我还是比较喜欢看那种有故事情节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港片。但为了照顾老七，我还是经常陪他去。夜场的待遇颇高，到了后半夜，气温低了，老板就给我们每人分发一块薄毛毯，以捂热我们冰冷的躯体而不使观影体验大打折扣，可我总是看不了几分钟就酣然入睡，睡得很沉，一觉睡到天亮，连梦都不做，仿佛那种片子对我具有神奇的催眠作用。老七却每每看得津津有味，眼睛眨也不眨一下，还神经质地不时摘下眼镜狠狠地擦着镜片。
有一天早晨，老七和我从录像馆里出来，走在清晨空旷的大街上，冷空气没能让老七的热情降温，不停地对我高谈阔论着录像里的内容。老七像变了个人似的，完全不顾他羞涩腼腆的人设而变得暴躁和粗俗起来，一路上骂骂咧咧，仿佛整个城市都和他苦大仇深，仿佛整个城市都欠他一个女人。迎面走来一个小学的女学生，老七猛地停下脚步，眼睛睁大到极限望着那个女学生，直到那个女生在远处的街角处消失。他的眼神让我毛骨悚然。
六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老大终于对爱情开了窍，他很快甩掉了老八，像老四一样，找了外校一个如花似玉的女朋友。老八尝试挽回了一段时间，老大最终没有回心转意。老大应对老八的纠缠，和我对老六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就是躲着不见。每到周五，下午一放学，我们就看不到老大了，直到周一早晨，老大才逍遥自在地出现在教室里。老八似乎不想放弃，这个和善的，胆小的，可怜的小女生，像个弃妇似的每个周末都要在我们宿舍里苦苦等待，从清晨等到日暮，等到宿舍楼熄灯时才黯然地离去。
某个周六的晚上，我没去看录像，舍友们都跳舞去了。那时学生们认为最有意义的活动就是每个周末在礼堂举行的舞会。我一个人坐在宿舍的床上胡乱拨弄着老四的吉他，老八来了，我给她开了门，她一言不发地进了屋，一言不发地坐在老大的床上。老八不爱说话，但因为她是我们宿舍的常客，目的性又比较明显，久而久之我们宿舍的人就和她形成了一种不用语言沟通的默契，仿佛她已成为我们宿舍的一员，我们做什么一般都不需要刻意回避她，也不需要装腔作势地跟她表示无用的客套。
我给老八开了门，就继续拨弄吉他。忽然我觉得有些异样，抬起头时，老八站在我面前。我发现今天的老八不同寻常，眼睛里包含着某种奇怪的东西，是什么，我形容不出。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躲闪着她的眼睛。我随意拨弄了几下琴弦，杂乱的琴音鞭打着我的心脏。我猛然抬起头，直视着老八，压抑在胸中许久的话通过喉管，冲开牙齿，脱口说了出来：“你不用等他了，他不会回来的！”老八并没有多大的震动，似乎波澜不惊，如果不是她完全不相信我说的话，那就是她早已预感到了这个结果。她的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眼睛里流淌着一种东西触发了我的悲悯之心。我低下了头，低声说：“他有新女朋友了，是外校的，你还是回去吧。他每周末都不在，他是在故意躲你。”
我把吉他立在床角时，听到嘎嘣一声响，是老八反锁了宿舍门。我一时惊疑不定，老八转过身来，说：“我知道，他跟我说过。”
“那你还——”
老八无视我的疑惑，走过来坐在我身旁。我感到了不安，还未做出下一步举措时，老八的身体一侧，整个人就靠在了我的肩头。我大吃一惊，脑袋里轰地炸开一朵烟花，炸得我晕头转向。我本能地意识到该做出回避，可是身体瞬间僵硬，完全不由我控制。就在我控制不了自己身体的时候，老八推倒了我，压在我身上，让我喘不过气来。屋顶的荧光灯照着我露出的半边脸，我的眼前只有一片让我目玄神迷的白光。接二连三受到毫无征兆的袭击，我的身体和精神已完全沦陷，无法确认这是享受还是灾难，我是该拒绝还是该迎合。忽然一种鲜明的触觉刺激得我恢复了一点意识。我猛地推开她，提着裤子跑出宿舍，一口气跑出校园，跑到一个隐秘的角落里嚎啕大哭。那时二奶花园里传出一阵杀猪般的女人嚎叫和男人的咒骂声。
老八再没来过我们宿舍，老大终于不必再躲躲藏藏的了，他与老八的斗争取得了间断性的胜利。他又开始了他光明正大的潇洒人生，一切理所当然和心安理得。
临近毕业的那个学期，学校里流传着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三爷毕业后没去工作，一直被二奶花园的几个二奶包养着。他以超强的体力和惊人的智慧在万花丛中挥洒自如，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前途不可限量。可那些二奶在享受着他健壮的身体时，还渴望得到他独一无二的爱情。当她们得知他同时被若干女人包养时，都接受不了，于是就闹腾了起来。开始是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悄悄地闹，闹着闹着就失去了理智，闹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终于闹到了包养二奶们的大款们抛弃了她们。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人生失意的三爷晃荡在街头，忽然不知从哪里冲出一帮蒙面歹徒不容分说将他打倒在地。三爷从此销声匿迹，去向不明。这个消息除了让学生们发出几声悲天悯人的唏嘘和一阵幸灾乐祸的耻笑，再没掀起大风浪，大家还是愿意口口相传三爷曾经的辉煌历史。
七
生活按部就班。教学楼门前的花园里，新栽的树苗越来越浓密，我却越来越孤独了，老七远离了我。我和老七的决裂，缘于那个看完夜场后的上午。我和老七早晨回到宿舍时，舍友们都起床了，嚷嚷着要去郊游，他们让我们也去，我们实在累了，也没兴趣，就没去。我们连脸都没洗，趁着睡意各自睡了。我睡得很沉，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梦，忽然被一阵隐约的疼痛弄醒，我睁开眼，一种前所未有的恶心和恐惧又让我瞬间忘记了疼痛。我看到老七半跪在床边，手口并用……我以为自己还是在做梦，心里祈祷着快醒。老七发现我醒了，并没有停止动作，反而更加快了。大概他以为他牺牲自己取悦我，我应该对他感恩戴德才对。我终于醒悟了过来，屈辱和愤怒让我提起一只脚狠狠地蹬了过去。
“×你妈！变态呀！”
我骂的声音很高，蹬更是用尽了全力的，老七半跪的身体向后倒去，后脑勺磕在对面的床沿上，震落了上铺的一只枕头，然后老七滚落在地上。我知道人的后脑勺很憔悴，我姥爷就是被邻居推倒，后脑勺磕在水缸沿上死的。我不由害怕起来。好在老七的生命力顽强，没这么轻易地死去，他躺在地上片刻就爬了起来，惶恐地看了我一眼，趔趔趄趄地逃出了宿舍。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晚都做噩梦，经常在老七的蹂躏和狞笑中惊醒，我再也没有激情去幻想欺凌我的班主任了。那段时间，喜欢孤独的我一度怕落单，一落单就恐惧不安，急忙跑到人多的地方去。我总害怕老七对我采取更为恶毒的打击报复。
其实我的害怕纯属多余，老七自从被我蹬了一脚后，似乎也有些怕我，总不敢用正眼看我，也尽量不和我出现在同一场合。我投入到人群当中去了，他反倒显得孤独了。从腼腆羞涩变得暴躁粗俗的老七又变化了一次，他变得沉默寡言了，极少参与我们的话题，也似乎成熟了许多。我经常见他光眉俊眼地出去，灰头土脸地回来。他一回来，第一件事总是拿着脸盆到水房洗脸，用湿毛巾把衣裤上的灰尘掸净。与此同时，老七家里寄来的汇款单多了起来。那时我们的生活费都是家里通过邮局汇到学校的。哪个班里也总不乏一些热心人士，每天跑到传达室，把本班的信件和汇款单收集起来，再分发给同学们。我们班的热心人士在给老七汇款单时，总要发出几声羡慕的赞叹：“哇塞，又是汇款单！五百呢！ 有钱人！”
其实我知道老七家里并不富有，他以前和我一样抠门，除了请我看过录像外，似乎再没请过同学们干过别的，倒是接受别人请客时向来是毫不犹豫的。他现在虽然仍不大方，但汇款单却常常从老家飞到学校，这让我们不禁纳罕。终于老大看出了端倪。有一次老七又灰头土脸地从外面回到宿舍，拿起脸盆正要去洗漱，老大问：“你是不去文化路了？”
老七的脸腾地一下红了，旋即遮掩着说：“你才去文化路了呢！”
老大笑道：“你肯定去了，要不怎么弄得满身土？”
老七的脸更红了，讷讷地说了句“我去工地干活了”，就逃出了宿舍。
老大自然不相信老七的话，我们也不相信老七的话，去工地干活应该挣钱才对，他怎么一个劲地向家里要钱呢？我们想到了这点，就不必再往深说了，心照不宣就好，彼此留个面子。但面子这东西，是只在当面讲的，背后我们照说不误。不仅说，还加入了自己的主观臆测和丰富的想象力。甚至有考据癖的有识之士还根据老七收到的汇款数和文化路的消费标准得出老七多长时间去一次的结论。在同学们的大肆渲染下，老七和当初的三爷一样大名鼎鼎了，热度甚至超越了三爷，毕竟老七做的事比三爷更接地气，更利于传播，更符合学生们的猎奇心理。如果说三爷是一个具有文学价值的传说人物的话，那么老七就是一个具有新闻价值的传奇人物。但没有记者去采访老七，也没有人去跟老七核实真伪，所以老七并不知道自己已是校园里数一数二的风云人物了；或许他知道，只是装作不知道。只要没人当面问他，他就当这事只有天知地知。
每当在食堂吃饭时，我经常能看到老七像当初三爷那样独占着一张桌子，昂首挺胸目空一切地临窗而立。老七的眼睛是真的空，不是比喻，就是空，空洞无物。
老七成为传奇人物后不久，老八也成了传奇人物。那是个周日的早晨，我们还在宿舍里睡懒觉，一阵急促的敲门惊醒了我们。有人过去开了门，一个男生闯进来，跑过去掀开老大的被子喊道：“别睡了，你前妻生了！”我们习惯把老八称为老大的前妻。
那个早晨，整个校园都在奔走相告着老八生孩子的新闻。老八一早起来说她肚疼，就去上厕所了，去了好久才回来。她摇摇摆摆地推开宿舍门，手扶着门板浑身发着抖，脸色惨白，满头大汗，裤子上沾满了血，双手也沾满了血，她脚下的地板上顷刻间流下一滩血。舍友们吓得大声尖叫，同时厕所里也传出一阵女生的尖叫。有个上厕所的女生推开某个隔间的门，看到蹲便池的旁边躺着一个血淋淋的婴儿。
我们的校长嘱咐老师们，老师们又嘱咐我们说：“最近校园里发生了点不好的事，知道的不要乱说，不知道的不要瞎打听。”原本这事在校园里未必没有不知道的人，老师这么一说，不知道的自然不会不打听，知道的自然不会不说。不仅说，还要发表看法，相互交换意见。可是老八被学校清退了，没有了主角，这事的乐趣就大打折扣。于是人们就把愤怒的矛头和热闹的焦点集中在老大身上。那几天，我们宿舍成了公审会场。老大被我们威逼在床角轮番审问，我们让老大承认那个孩子是他的，然后娶了老八。那时我们有着挥霍不完的凛然正气。而我，想到那个和老八独处一室的夜晚，我差点做了老大的背锅侠而愈发对他恨之入骨。连一向文明的老四也骂开了粗话：“你他妈的是不是男人？自己的孩子都不敢认！”
我们最终没能让老大承认事实，于是对他采取了孤立的制裁手段，远离他，仇视他，不和他玩，不和他说话。冷战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又找到了新的刺激点，就渐渐地遗忘了老八，老大也就重新回到了我们中间。我们似乎相信了那个孩子不是他的。
老八出事的时候，已临近毕业，我们每天都人模狗样地忙着做毕业设计，答辩，写千篇一律的临别赠言，聚餐，抱着平时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愿意打的同学虚伪地痛哭流涕……数不清的现实事务让我们无暇再顾及虚无缥缈的老八以及那个生在女厕所里的孩子。
有时我们会不甘地问一句：“到底是谁的呢？”
八
我是最后离开学校的。我的那些同学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舍不得毕业，可毕业证一拿到手就迫不及待地奔赴远方了。那些爱得死去活来的男女生们，刚山盟海誓完就义无反顾地分道扬镳。我也不是留恋校园，只是是觉得未来渺茫，不知自己该去哪里。这所我就读了四年的中专学校，我无法确定它传授给我的知识能否让我自力更生，工作没有着落，人生没有规划，我又不想那么早回老家领教父母无奈的唠叨和叹息。
我坐在教学楼门前的台阶上，夏日午后的阳光火辣辣地灼烧着我的背，可我连挪到树荫下的兴趣都提不起来。校园里静静的，连鸟叫声都听不到，烈日似乎让一切生物都闭了嘴。老六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她穿着一身刚盖住膝盖的浅黄色的连衣裙，两条光腿泛着白光，我一时有些眩晕。老六问我为什么还不走，我反问她你为什么还不走，她笑了，咧开涂了口红的嘴唇，然后在我的面前蹲下来，随手捡起一根细树枝在地面上漫不经心地画着，一边漫不经心地问我：“你不晒？”
“晒。”
“那你怎么不倒个地方？你喜欢晒？”
我觉得我们的对话简直幼稚可笑，就没回答。她也没再追问，继续用树枝在地面上随意地划拉着。我的目光不由投向她的裙底，我的血液瞬间燃烧起来。我想看那里，又不敢看，又忍不住要看。我舒了口气，然而仍不能平静，反而让我获得了连我都吃惊的勇气，我说：“你是不喜欢我？”
我问这话时，脑子纯粹是混沌状态，完全是本能的驱使。我看到老六的身体震了一下，停止了划拉树枝。沉默了一会儿后，她点点头，接着划拉树枝。我又在本能的驱使下问了一句：“你晚上能去我们宿舍吗？”
老六的身体又震了一下，树枝从她的手中掉落，她也没去捡，眼睛直直地盯着地面。半天，她站起来，轻声说：“你去我宿舍吧，她们都走了。”然后就站起来跑了。
我晚上并没有去老六的宿舍。我本来是想去来着，夜幕一降临，我就走进了老六她们宿舍的楼道。我在那条狭长的楼道里徘徊了不知多久，终于决定要去敲老六宿舍的门时，脑子里忽然闪现出女厕所里那个血淋淋的婴儿的画面，身体抖了一下，就逃之夭夭了。我说不清我是不是受了那个画面的刺激，更多的原因是，老六是个好姑娘，她是在那所学校里唯一喜欢过我的女生，为此她甚至答应了我那么直接且无耻的要求，我不能利用她对我的好。
我逃回宿舍，一口气收拾好行李就狼狈地逃离了学校。经过学校北门外的那条巷子时，录像馆里又传出了那种声音，这声音一下子把我带回到四年前，我一下子把这四年间发生过的所有事和见过的所有人都想了起来，三爷，二奶，老大，老七，老六，老八……最后我的班主任那张尖酸刻薄的脸停留在我眼前久久不去。我忽然想起我的班主任前两天说过，她老公去外地学习去了，要很久才能回来。我握紧拳头，提起一口气，大踏步地向她家走去。我酝酿了四年的欲望，不能在善良的老六身上释放，那就让这个恶毒的女人自食其果吧。
这个女人的家就在学校附近，她搬新居的时候，我们男同学都去帮过忙。我很快到了她家的小区，找到楼号，找到她家的单元和楼层，站在下面望上去，她家的窗户亮着灯。我在地面上一阵寻找，终于找到了一块称手的石头。我小时候扔雪球培养出来的手感和手劲再次发挥了作用，石头精准地撞到了她家的玻璃，哗啦一声后，我听到我的班主任挑着舌尖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这声尖叫瞬间让我获得了精神上的高潮。
我掩着嘴跑出了小区。我掩嘴只是因为忍不住要放声大笑。我背着行李一路狂奔，城市的夜景在我眼前哗哗地闪过。这个城市我不留恋，我不想再多看它一眼。我一口气跑到火车站，却又茫然了，我不知该买去哪里的车票。几个举着“旅馆”牌子的男人和女人紧跟在我身后不停地拉我去住店，无论我怎么拒绝，他们都锲而不舍地推销着各自的服务。我好不容易甩掉一拨，下一拨又围了上来，争先恐后地比赛着他们的优势。一个中年女人忽然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地说：“有女人，很便宜的。”
我恶作剧地说：“能给我生孩子吗？能的话我就去！”
那个女人愣住了，我哈哈大笑起来。她骂了一句神经病，就举着牌子拉别人去了。我仍在大笑着，止不住似的。周围的人都在原地站住了，一齐把不解和好奇或恐惧的目光投在我身上，相互打听着发生了什么事。我笑得更厉害了，笑得东倒西歪，笑得眼泪横流。这时有个拖着一条断腿的乞丐走近我，我看到他只有一条胳膊，一只空袖筒软软地摆动着。他把那只唯一的手臂长长地伸过来触碰着我的胳膊，手心里捏着一叠残破的纸币，嘴里哼哼唧唧说不清话。我认出了他，脱口叫了出来：
“三爷！”
